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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是百姓三大压力之一
大规模出国热不正常
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中小学必修武术课
焦点提示：管理重心应该下移，因为教育经费的大头都在基层，特别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县区以下的职权范围。这个层级的经费使用管理任务特别重，制度、队伍、监管手段等很多方面都跟不上去。
教育支出是百姓三大压力之一
全国妇联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并仍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为众多家庭减负？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建议，为家庭的教育支出建立税前扣除额度，实现国家对纳税家庭的教育支出实行免税政策，继而间接提高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他同时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可由各地方政府按照自身情况，制定相应扣除标准，报税务总局备案。
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郭广昌举例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下限是4.07%—4.25%。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早已超过了5000美元，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2012年刚达到4%。
郭广昌在提交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引用了全国妇联对全国城乡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并仍处于上升趋势。许多家庭视教育、医疗和住房为生活的三大压力。
郭广昌表示，减免税也是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层面的教育经费支出需要经过收税和分配两道环节。将教育支出直接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减少了分配环节，降低了行政成本。”
我国目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统一为3500元/月。郭广昌说，这3500元是作为维持居民基本生计的费用，未考虑纳税人的个人情况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可以由纳税人选择分项扣除。年度内实际发生的教育、医疗等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扣除。郭广昌建议，可根据我国国情并参考国外经验，采取综合扣除与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单项教育支出费用的扣除安排。在实际操作中可由各地方政府制定相应扣除标准，报税务总局备案。这样，一方面考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今后的个人所得税费用区域差异扣除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出国热不正常
据教育部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其中国家公派1.35万人，单位公派1.16万人，自费留学37.45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达平，深知人才培养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因而格外关注教育。这几年，他发现很多朋友包括企业的中层干部纷纷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出国了。
“这种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我认为不太正常！”何达平忧虑地说，一方面，很多孩子早早出国留学，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甚至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个人成长反而被耽误了。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名校学生流失太多，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他们，最后都出国了，有的再也不回来了。
何达平建议，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中国的教育质量比人家差，差在什么地方，怎么提升，同时，也要反思我们的人才观念和用人制度，有没有从不同方面评价人才，有没有营造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能的社会环境。
“我们的教育要改进，办出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同时，也要加大教育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让老百姓看到教育的希望，感受到教育带给他们的实惠。”何达平呼吁。
“对家长而言，这是一个市场的选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印杰认为，“出国热反映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比较少，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家长会衡量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如果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发现进的大学还不如国内，他肯定就不会选择出国了。”
上海的教育国际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印杰表示：“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国际眼光和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实现的途径有多种，教育国际化不等于出国留学，更不等于把高中办成留学预备班。”
“国际化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让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二是提高他的竞争力。中小学国际化，可以引进国外一些更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做一些学生交流，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在课内课外多涉及国外的知识和文化。每所学校、每个人都应该选取适合自己的方法。”
对于当下一些公立高中热衷办国际班的做法，印杰表示：“短期来看，学校往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培养更好的学生。拿着政府资源做挣钱的事情，这种做法我不太主张。”
“我的孩子17岁就出国了，被媒体报道为‘剑桥男孩’。”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有着家长的切身体会。她建议，“家长在识别中介机构和国外学校时，要多一些问号，多一些警觉，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让孩子受到终身伤害。”
“我当时就轻信了中介的宣传，孩子到英国以后发现只是一所三流学校，根本不具有国际招生的资质。后来孩子忍受着孤独和生活的艰苦，最终考上剑桥大学。”杨文认为，这得益于他们平时对孩子独立精神和自理能力的培养。
“大学教育、出国留学是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但如果一个孩子从没离开过家，突然把他扔到陌生世界里，他就会惶恐无助，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堕落沉沦。教育者和家长要做孩子成功走向社会的助推者，通过各种模拟的机会、真实的场景，让他去试飞，让他去获得适应社会的各种能力。”杨文说。
杨文注意到，出国的孩子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志向远大、想学一技之长的；另一类是考不上大学，想出去镀镀金的。“这类孩子最容易出问题。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在国内不让人放心的孩子，就不要把他放到国外去，国外的学校不是保险箱。” “他们出去叫‘得瑟’，浪费父母的血汗钱，给国外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谈起富二代在美国飙车撞人的新闻不无担忧。
“我们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是很好的。我不建议孩子们过早出国。他们在本科阶段之前，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足，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石定果说，“出国留学选择专业时，切忌盲目跟风，不要看哪个专业赚钱多就扎堆。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人生设计要有长远目标。”
对于如何吸引留学生回国，石定果认为：“很多孩子在国外上完学，回国后感到不适应，对人际关系很恐惧。要发挥海归人才的创新能力，社会必须有更宽松的心态，要给他时间、空间让他去做。”石定果举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的例子，“李安在美国留学后，7年都没拍出什么电影，要在我们这里不敢想象，社会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
“我相信，随着中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回来的人应该越来越多。”石定果说，“当年，条件那么艰苦，钱学森等一批留学生都能学成报国。今天也要让海外学子自身有这种愿望才行，不能太着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杨超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去的。当时国外很看重，希望我们学完就留在那里。他们知道中国将来是个大市场，很需要中国的人才。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很欢迎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现在25%到30%是‘海归’。我觉得出去过和没出去过的，有明显区别。他的思维、反应、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已经放得很开了，中国打开了国门，国外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而且，现在不出国也可以学到国外的技术。”杨超建议，“教育部门应该送学生出去，同时也要吸引更多外国的技术、人才进来。”
谈到“海归”光环背后的就业压力，杨超说：“只要有真本事，就业就不难。除非有个别学生出国是为了镀金，或者轻信中介机构，上了二流学校。”
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连续11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每年两会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4%账单是怎么算的？4%是多少钱？按照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计算，4%是21994亿元。而2000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只有2500多亿元。
2012年，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1993年提出、原定2000年实现的这一目标，在迟到了12年后，终于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赵路对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晒出的账单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约有96.5%来自公共财政，3%来自政府性基金——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土地出让收益中的教育基金。另有0.5%持续萎缩的部分，是校办企业返还的一些利润和国有企业办学经费。
他说，我国的教育支出已是财政中第一大支出，占比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这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但是，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看来，4%仅仅是“及格线”而非“锦标线”。投入虽然增加了，但除以一个13亿人口的分母，就很小了。对比世界4.9%的平均水平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6.1%的水平，这仅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远非终极目标。更何况，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各级教育合计仍有数以千亿元的欠账，未来的教育投入不仅要“建峰”，还要“填谷”。
赵路也对委员们强调，4%在国际上并不高，尤其从人均来看。但为了达到这个数字，许多省2011年、2012年的教育经费以30%、40%甚至50%的速度蹿升。
4%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免费项目更多了。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约2800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从2012年开始，中职教育免学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按教育部的说法，这笔钱用在了“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上。
根据财政部预算安排，资金向农村、贫困、边远、民族地区倾斜，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向教育发展的薄弱和关键环节倾斜，向家庭困难学生和促进教育公平倾斜。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说，对于4%，义务教育跟非义务教育阶段感受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也不一样，这说明财政性教育经费在调整结构。
赵路为4%大致画了一张“饼”：义务教育占52%，高等教育占21.3%，高中阶段教育占9.7%，中职占6.8%，成人、学前等其他教育加在一起是8.8%。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大饼”中分量最重，有32%。一些委员担心，超常规的增长之后，4%能否持久？赵路说，“教育是法定增长，只能往上加砖头。”4%实现了，但是后4%时代并不轻松。赵路明白：“在某种程度上，用好、管理好资金的任务比实现4%还难。”
在教育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委员看来，30年来，中国教育经费长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额度不足，二是使用效率不高。“现在国家增加这么多钱，更应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在他看来，国内的经费分配方式依然比较粗放。以高校为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贴，还有学生数，最后一乘就是给学校的钱数了。而发达国家采用的是反映教育成本行为的拨款公式，对教育成本进行分解，比如教学支持、工资、业务费、后勤保障费。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运行中，不同科目发生成本的规律不同。这样的分配更透明。“我们总体还没形成严密科学的反映教育行为客观规律的拨款公式。”
闵维方调研时发现，有的学校实验室盖好了，像宝贝一样锁着，每周就开放10来个小时。“这个效率太低了。”
他建议建立经费使用效率的审计制度和预警机制。他说，我国对教育经费的审计，目前只是看是否违规，对使用效率的审计仍然缺位。政府要注意各个学校的经费使用，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投入的加大，对教育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4个多月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受教育部委托，对教育部直属大学主管财务的副校长、财务处长进行培训。授课教师阵容相当豪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成本效益研究中心主任及国外大学主管财务的校长。 主办方发现，这些重量级学员不缺财务知识，但是未必懂教育，有的连基本的教育效益和效率概念都分不清楚。
赵路说，管理重心应该下移，因为教育经费的大头都在基层，特别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县区以下的职权范围。这个层级的经费使用管理任务特别重，制度、队伍、监管手段等很多方面都跟不上去。
在这位财政官员看来，“用好管好”的概念，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今应试教育、择校、行政化、发展不均衡等为人诟病的热点问题不少，“怎么把投入转化为教育的科学发展，转化为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出应有的效益来，这是最难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说：“经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去年，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以改革命名的司——综合改革司，在国家部委中比较少见。从去年年底，教育部几场党组会集中研究综合改革司提交的综合改革方案。各个司局也都在提交各自领域的综合改革方案。
前不久，教育部下发的2013年一号文件还是这个主题——改革。一个更直接的声音是，今后几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都会是深化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主任印杰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教育质量，二是教育均衡。
若不解决均衡问题，就不难找到这样的对照：相距2000公里的湖南省凤凰县稼贤村小学跟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如果站在一起，就像一个皮包骨头的穷孩子跟一个健美运动员站在一起。
一位外国元首参观史家胡同小学之后，在该国数百名市长参加的会议上流了泪。他羡慕，如果该国能有如此好的教育，怎会不富强？然而直到今天，稼贤村小的现状仍然让见者落泪。大山里孤零零的一栋两层小楼，没有围墙也没有门。里面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破烂桌椅。
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的中国正面临这样的情况：孩子们有的在世界上最阔气的校园里吃冰激凌，有的在最寒酸的教室里喝凉水。4%能给稼贤村小这样的学校带去温暖吗？有一年冬天，赵路来到一所寄宿制学校，看到窗户上居然没有玻璃。“你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冬天住在没有玻璃的学校吗？”
经费充足了，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赵路说，没有玻璃的窗户折射了管理的漏洞，也照出了一些人“对教育的感情”。“义务教育不仅有最低标准，还须有限高标准。”他透露，财政部和教育部近期正在商谈此事。
中小学必修武术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填呼吁，在全国中小学开设武术课，将武术列入中小学必修课，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抓好青少年的体魄教育，促进其全面发展。据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学生反映学校没有开设武术教学课，有超过七成的学生反映学校除正常体育课外没有其他学习武术的途径，八成学校的课外活动中无武术内容，课外开展武术运动竞赛的学校更少。王填建议，将武术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建议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加快让武术进校园、加快编辑武术教材与试点工作。改革教育模式，让武术课考核成绩列入升学的重要指标。通过硬性指标与潜移默化，使武术融入到青少年生活学习中去，可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先行先试。
大规模出国热不正常
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中小学必修武术课
焦点提示：管理重心应该下移，因为教育经费的大头都在基层，特别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县区以下的职权范围。这个层级的经费使用管理任务特别重，制度、队伍、监管手段等很多方面都跟不上去。
教育支出是百姓三大压力之一
全国妇联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并仍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为众多家庭减负？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建议，为家庭的教育支出建立税前扣除额度，实现国家对纳税家庭的教育支出实行免税政策，继而间接提高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他同时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可由各地方政府按照自身情况，制定相应扣除标准，报税务总局备案。
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郭广昌举例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下限是4.07%—4.25%。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早已超过了5000美元，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2012年刚达到4%。
郭广昌在提交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引用了全国妇联对全国城乡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并仍处于上升趋势。许多家庭视教育、医疗和住房为生活的三大压力。
郭广昌表示，减免税也是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层面的教育经费支出需要经过收税和分配两道环节。将教育支出直接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减少了分配环节，降低了行政成本。”
我国目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统一为3500元/月。郭广昌说，这3500元是作为维持居民基本生计的费用，未考虑纳税人的个人情况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可以由纳税人选择分项扣除。年度内实际发生的教育、医疗等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扣除。郭广昌建议，可根据我国国情并参考国外经验，采取综合扣除与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单项教育支出费用的扣除安排。在实际操作中可由各地方政府制定相应扣除标准，报税务总局备案。这样，一方面考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今后的个人所得税费用区域差异扣除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出国热不正常
据教育部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其中国家公派1.35万人，单位公派1.16万人，自费留学37.45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达平，深知人才培养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因而格外关注教育。这几年，他发现很多朋友包括企业的中层干部纷纷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出国了。
“这种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我认为不太正常！”何达平忧虑地说，一方面，很多孩子早早出国留学，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甚至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个人成长反而被耽误了。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名校学生流失太多，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他们，最后都出国了，有的再也不回来了。
何达平建议，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中国的教育质量比人家差，差在什么地方，怎么提升，同时，也要反思我们的人才观念和用人制度，有没有从不同方面评价人才，有没有营造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能的社会环境。
“我们的教育要改进，办出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同时，也要加大教育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让老百姓看到教育的希望，感受到教育带给他们的实惠。”何达平呼吁。
“对家长而言，这是一个市场的选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印杰认为，“出国热反映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比较少，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家长会衡量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如果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发现进的大学还不如国内，他肯定就不会选择出国了。”
上海的教育国际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印杰表示：“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国际眼光和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实现的途径有多种，教育国际化不等于出国留学，更不等于把高中办成留学预备班。”
“国际化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让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二是提高他的竞争力。中小学国际化，可以引进国外一些更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做一些学生交流，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在课内课外多涉及国外的知识和文化。每所学校、每个人都应该选取适合自己的方法。”
对于当下一些公立高中热衷办国际班的做法，印杰表示：“短期来看，学校往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培养更好的学生。拿着政府资源做挣钱的事情，这种做法我不太主张。”
“我的孩子17岁就出国了，被媒体报道为‘剑桥男孩’。”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有着家长的切身体会。她建议，“家长在识别中介机构和国外学校时，要多一些问号，多一些警觉，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让孩子受到终身伤害。”
“我当时就轻信了中介的宣传，孩子到英国以后发现只是一所三流学校，根本不具有国际招生的资质。后来孩子忍受着孤独和生活的艰苦，最终考上剑桥大学。”杨文认为，这得益于他们平时对孩子独立精神和自理能力的培养。
“大学教育、出国留学是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但如果一个孩子从没离开过家，突然把他扔到陌生世界里，他就会惶恐无助，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堕落沉沦。教育者和家长要做孩子成功走向社会的助推者，通过各种模拟的机会、真实的场景，让他去试飞，让他去获得适应社会的各种能力。”杨文说。
杨文注意到，出国的孩子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志向远大、想学一技之长的；另一类是考不上大学，想出去镀镀金的。“这类孩子最容易出问题。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在国内不让人放心的孩子，就不要把他放到国外去，国外的学校不是保险箱。” “他们出去叫‘得瑟’，浪费父母的血汗钱，给国外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谈起富二代在美国飙车撞人的新闻不无担忧。
“我们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是很好的。我不建议孩子们过早出国。他们在本科阶段之前，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足，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石定果说，“出国留学选择专业时，切忌盲目跟风，不要看哪个专业赚钱多就扎堆。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人生设计要有长远目标。”
对于如何吸引留学生回国，石定果认为：“很多孩子在国外上完学，回国后感到不适应，对人际关系很恐惧。要发挥海归人才的创新能力，社会必须有更宽松的心态，要给他时间、空间让他去做。”石定果举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的例子，“李安在美国留学后，7年都没拍出什么电影，要在我们这里不敢想象，社会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
“我相信，随着中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回来的人应该越来越多。”石定果说，“当年，条件那么艰苦，钱学森等一批留学生都能学成报国。今天也要让海外学子自身有这种愿望才行，不能太着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杨超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去的。当时国外很看重，希望我们学完就留在那里。他们知道中国将来是个大市场，很需要中国的人才。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很欢迎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现在25%到30%是‘海归’。我觉得出去过和没出去过的，有明显区别。他的思维、反应、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已经放得很开了，中国打开了国门，国外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而且，现在不出国也可以学到国外的技术。”杨超建议，“教育部门应该送学生出去，同时也要吸引更多外国的技术、人才进来。”
谈到“海归”光环背后的就业压力，杨超说：“只要有真本事，就业就不难。除非有个别学生出国是为了镀金，或者轻信中介机构，上了二流学校。”
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连续11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每年两会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4%账单是怎么算的？4%是多少钱？按照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计算，4%是21994亿元。而2000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只有2500多亿元。
2012年，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1993年提出、原定2000年实现的这一目标，在迟到了12年后，终于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赵路对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晒出的账单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约有96.5%来自公共财政，3%来自政府性基金——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土地出让收益中的教育基金。另有0.5%持续萎缩的部分，是校办企业返还的一些利润和国有企业办学经费。
他说，我国的教育支出已是财政中第一大支出，占比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这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但是，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看来，4%仅仅是“及格线”而非“锦标线”。投入虽然增加了，但除以一个13亿人口的分母，就很小了。对比世界4.9%的平均水平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6.1%的水平，这仅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远非终极目标。更何况，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各级教育合计仍有数以千亿元的欠账，未来的教育投入不仅要“建峰”，还要“填谷”。
赵路也对委员们强调，4%在国际上并不高，尤其从人均来看。但为了达到这个数字，许多省2011年、2012年的教育经费以30%、40%甚至50%的速度蹿升。
4%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免费项目更多了。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约2800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从2012年开始，中职教育免学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按教育部的说法，这笔钱用在了“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上。
根据财政部预算安排，资金向农村、贫困、边远、民族地区倾斜，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向教育发展的薄弱和关键环节倾斜，向家庭困难学生和促进教育公平倾斜。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说，对于4%，义务教育跟非义务教育阶段感受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也不一样，这说明财政性教育经费在调整结构。
赵路为4%大致画了一张“饼”：义务教育占52%，高等教育占21.3%，高中阶段教育占9.7%，中职占6.8%，成人、学前等其他教育加在一起是8.8%。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大饼”中分量最重，有32%。一些委员担心，超常规的增长之后，4%能否持久？赵路说，“教育是法定增长，只能往上加砖头。”4%实现了，但是后4%时代并不轻松。赵路明白：“在某种程度上，用好、管理好资金的任务比实现4%还难。”
在教育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委员看来，30年来，中国教育经费长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额度不足，二是使用效率不高。“现在国家增加这么多钱，更应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在他看来，国内的经费分配方式依然比较粗放。以高校为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贴，还有学生数，最后一乘就是给学校的钱数了。而发达国家采用的是反映教育成本行为的拨款公式，对教育成本进行分解，比如教学支持、工资、业务费、后勤保障费。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运行中，不同科目发生成本的规律不同。这样的分配更透明。“我们总体还没形成严密科学的反映教育行为客观规律的拨款公式。”
闵维方调研时发现，有的学校实验室盖好了，像宝贝一样锁着，每周就开放10来个小时。“这个效率太低了。”
他建议建立经费使用效率的审计制度和预警机制。他说，我国对教育经费的审计，目前只是看是否违规，对使用效率的审计仍然缺位。政府要注意各个学校的经费使用，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投入的加大，对教育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4个多月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受教育部委托，对教育部直属大学主管财务的副校长、财务处长进行培训。授课教师阵容相当豪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成本效益研究中心主任及国外大学主管财务的校长。 主办方发现，这些重量级学员不缺财务知识，但是未必懂教育，有的连基本的教育效益和效率概念都分不清楚。
赵路说，管理重心应该下移，因为教育经费的大头都在基层，特别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县区以下的职权范围。这个层级的经费使用管理任务特别重，制度、队伍、监管手段等很多方面都跟不上去。
在这位财政官员看来，“用好管好”的概念，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今应试教育、择校、行政化、发展不均衡等为人诟病的热点问题不少，“怎么把投入转化为教育的科学发展，转化为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出应有的效益来，这是最难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说：“经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去年，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以改革命名的司——综合改革司，在国家部委中比较少见。从去年年底，教育部几场党组会集中研究综合改革司提交的综合改革方案。各个司局也都在提交各自领域的综合改革方案。
前不久，教育部下发的2013年一号文件还是这个主题——改革。一个更直接的声音是，今后几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都会是深化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主任印杰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教育质量，二是教育均衡。
若不解决均衡问题，就不难找到这样的对照：相距2000公里的湖南省凤凰县稼贤村小学跟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如果站在一起，就像一个皮包骨头的穷孩子跟一个健美运动员站在一起。
一位外国元首参观史家胡同小学之后，在该国数百名市长参加的会议上流了泪。他羡慕，如果该国能有如此好的教育，怎会不富强？然而直到今天，稼贤村小的现状仍然让见者落泪。大山里孤零零的一栋两层小楼，没有围墙也没有门。里面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破烂桌椅。
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的中国正面临这样的情况：孩子们有的在世界上最阔气的校园里吃冰激凌，有的在最寒酸的教室里喝凉水。4%能给稼贤村小这样的学校带去温暖吗？有一年冬天，赵路来到一所寄宿制学校，看到窗户上居然没有玻璃。“你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冬天住在没有玻璃的学校吗？”
经费充足了，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赵路说，没有玻璃的窗户折射了管理的漏洞，也照出了一些人“对教育的感情”。“义务教育不仅有最低标准，还须有限高标准。”他透露，财政部和教育部近期正在商谈此事。
中小学必修武术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填呼吁，在全国中小学开设武术课，将武术列入中小学必修课，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抓好青少年的体魄教育，促进其全面发展。据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学生反映学校没有开设武术教学课，有超过七成的学生反映学校除正常体育课外没有其他学习武术的途径，八成学校的课外活动中无武术内容，课外开展武术运动竞赛的学校更少。王填建议，将武术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建议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加快让武术进校园、加快编辑武术教材与试点工作。改革教育模式，让武术课考核成绩列入升学的重要指标。通过硬性指标与潜移默化，使武术融入到青少年生活学习中去，可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