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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传播格局，智库传播是影响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智库传播对于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讨论了新型智库建设背景中智库传播的建设方向，并以CTTI来源智库为例，分析目前新型智库的传播现状，总结了目前新型智库传播存在着传播意识薄弱、传播渠道单一、传播内容单调以及缺乏完善的传播策略等问题，最后提出新型智库应该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开发优质的传播内容，拓展国际传播能力，注重传播的灵活性。
关键词：新型智库;智库传播;智库建设;传播行为;国际传播力
中图分类号：D035-01;G3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9039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Dissemina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edia Behavior of Think Tank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social dissemination pattern.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and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en， this paper takes CTTI source think tank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ssemination， and summari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such as the weak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the single channel of dissemination， the monotony content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imperfect dissemination strateg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should establish the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dissemination， build diversifie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develop high-quality dissemination content， exp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capacity and focus on dissemination flexibility.
Key words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dissemination behavi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ower
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体平台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促使媒体技术和媒体平台不断转型升级。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各类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涌现，社会逐渐进入融媒体、泛媒体时代。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出“传媒是自我的延伸，任何媒介都在于它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范围、节奏和模式。”[1]媒体技术与平台的更新换代促使了媒体的泛在化与融合化，极大改变了社会的传播格局。新的媒介生态既为智库传播提供了更快捷、更生动、更广阔的渠道与方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2]。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倡议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智库在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智库传播和智库成果是智库发展的双引擎[3]。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智库能否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性，是否擅长利用媒体，不仅关系到智库自身职能的发挥、智库影响力的形成，更关系到“新型智库”建设目标的圆满完成。本文以智库传播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利用CTTI来源智库媒体影响力的相关数据来分析智库传播的现状，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新型智库的建设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增强传播能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
1.1 智库传播的重要意义
媒体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智库的传播属性和传播需求，同时增强了智库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智库思想，来达到引导舆论、启迪民智、影响决策以及树立智库品牌的目的。美国学者Medvetz认为智库是由政治、学术、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形成的混合空间[4]。我国学者刘鸿武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本体、以智库服务为功用、以媒体传播为手段并使三者融会贯通”的国内学科和智库建设方案[5]。在智库评价中，媒体工具已经成为智库影响力排名所使用的指标之一[6]。这都表明了媒体传播对于智库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而言，与媒体互动不仅是智库的建设基础[7]、立身之本，也是使命使然。中共中央办公厅〔2014〕65号文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8]。外宣工作成为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使命。智库要承担起国家对外传播软实力策源地的重要角色，发挥对外传播中思想发动机的功能[9]。国内媒体定位为党政喉舌，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主要以政策解读与宣传为主，褒揚式的传播往往引来国际社会的怀疑[10]。智库与媒体不同，是具有学术积淀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智库所传递的信息是在研究基础上，经过严密地科学论证得出，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国际智库同行期待听到智库传递的“中国声音”，以此来预测中国政策的走向[10]。因此，在把握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智库需要以平等对话、理性交流、破立并举的方式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把握对外传播的时机与场合，在重大外交事件前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在充分发挥自身研究长处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理论探讨与学术话语权构建，参与国际议题的探讨。 1.2 智库传播亟待突破
智库传播无论是对智库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新型智库的建设使命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新型智库建设不仅要在体制、职能、运作方式、方法手段和智库文化等方面有所创新[11]，智库传播也必然有所革新。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12]提出的传播五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结合新的媒体环境特点与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智库传播应该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突破：
（1）传播意识层面。智库的传播意识是智库采取传播行动的前提。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限制，我国媒体对于政策的出台主要起宣传作用，较少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制定[13]。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本身是重要的舆论机构，也是舆论传播、沟通、扩散的渠道和平台，对公共政策具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力[14]。唯有新型智库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意义，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胜任对外阐释与宣介的工作。
（2）传播渠道层面。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大众舆论的话语权被传统媒体掌控，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以接受媒体采访、媒体援引等形式出现[15]。智库传播渠道选择空间较小。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变革催生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趋势。媒体技术与媒体平台的发展弥补了智库长于谋略而弱于传播的劣势，扭转了过去智库囿于传播技术、传播平台限制而传播能力较为薄弱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智库传播渠道的建设必须充分借助各类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
（3）传播内容层面。智库的传播内容承载着智库观点。因此，智库的传播内容应该体现自身的学术研究特长，表现出较高的学理性、专业性和可信度。在对外传播中，除了对政策立场的深刻阐述，智库还应增强智库政策意见的外输，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
（4）传播策略层面。“怎样传”是传播的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传播者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等问题[16]。从智库媒体传播活动的前期策划，传播过程中传播渠道、内容、方式的确定，到传播效果的反馈等，智库需在整个传播流程中制定成熟完善的媒体传播策略，灵活运用传播技巧。
2 新型智库的传播现状分析——以CTTI来源智库为例
CTTI（中国智库索引）是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开发和推广的集智库垂直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在线测评系统于一体的智库信息管理系统。截至2018年12月31日，CTTI共收录706家来源智库机构。其中，媒体影响力字段是CTTI七大数据模块之一，由智库主动填写的媒体报道组成，下分报纸新闻、电视新闻、网络新闻三个子字段。本文利用CTTI数据库，共导出4837条智库媒体报道，经过数据清洗，删除重复无效数据，最终得到数据4300条。数据获取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
2.1 智库相关数据分析
（1）智库类型分析。本研究所收集的4300条数据共由137家智库填写录入，填写数据的智库数量仅占CTTI来源智库总量的19.41%。4300条媒体报道与CTTI收录的18105场智库活动，116015份智库成果相比，数据量相对较少。根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圈层结构特点将智库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17]。填报媒体报道的智库类型以高校智库为主，占总数的77%;科研院所智库占11%;社会智库占7%;党政军智库仅占5%。高校智库在总量上占据优势，高校智库的媒体报道数量遥遥领先便不足为奇。党政军智库在CTTI来源智库中虽然数量占据第二梯队，但是填报的媒体报道数量较少。
（2）智库所在地域分析。137家智库共填写4300篇智库报道，平均每家智库填写约31条报道，分布于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地区差异较大。总体来看，填写媒体报道较为积极，且数据量较大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市或是经济文化发达省市。填写媒体报道数量最多的是湖北省，共846篇;媒体报道涉及智库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市，共22家智库。通过对媒体报道数量、所涉及智库数量、智库所在区域分析发现，大部分省市平均每家智库填报的报道数量低于平均值31条（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智库媒体报道全由同一家智库填写，共180篇。这意味着除去区域因素，智库自身的传播意识也十分重要。从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智库机构对媒体报道的认识程度有较大区别，相较于媒体报道，大部分智库更注重智库成果、智库活动。
2.2 媒体平台数据分析
（1）媒体类型分析。在4300条数据中，网络报道占58%，成为智库媒体报道的主要呈现形式，报纸报道占37%，电视报道数量最少，仅占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智库传播主要依靠网络平台，但主要是利用新闻门户型网站，对其他网络平台利用较少。不同类型的智库机构对于媒体平台的选择有一定的倾向性，但都遵循网络报道占比最高，报纸报道次之，电视报道占比最少的规律（见图2）。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的报纸报道占其媒体报道总量的40%以上;高校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社科院智库中网络报道则占其媒体报道总量的50%以上;电视报道由于受其总量限制，因此在各类智库的媒体报道中占比都较低，其中最高的是党政军智库;在四类智库中党政军智库是唯一一类报纸和电视报道占据一半以上的智库。
（2）媒体地域分析。由境外媒体刊发的报道占智库媒体报道总量的1.95%，由港澳台媒体刊发的报道占3.31%，由国内媒体海外版（国际版）刊发的报道占2.22%。可见不仅国外媒体对我国智库关注度较低，我國媒体向国际上输送国内智库动态的能力也较弱。
（3）新型智库传播中的媒体级别分析。智库在选择传播渠道时具有平台导向性，智库在利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看重媒体平台的级别、规格，倾向于在主流媒体上刊登智库报道。智库媒体报道由中央媒体刊发的占19.81%，由省部级媒体刊发的占17.23%，两者共占37.04%，高级别媒体主要以主流报刊平台为主，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等。 2.3 媒体报道类型分析
根据数据实际情况，将媒体报道类型分为新闻通稿类、专访类、时事评论类、理论文章类、调查报告类、科普类六种。理论文章和调查报告类主要是指智库的研究成果，占报道总量的7.7%;科普类主要是指智库针对某一事物或现象向社会公众开展的科普教育，占报道总量的0.6%;时事评论主要是智库专家针对某一现象或事件对评论阐述，占报道总量的24.2%;专访（电视访谈）主要是媒体对智库、智库活动或是智库专家进行访谈，占报道总量的0.7%。这5类报道类型是智库发挥舆论引导、启迪民智的重要方式，也是对智库思想的直观展现。新闻通稿类主要侧重展示智库会议、活动等相关消息，增加了智库的媒体曝光度，占报道总量的66.7%（见图3），根据媒体报道的类型分布研究可知智库媒体报道的方式主要以通稿化报道为主。
具体分析媒体报道类型、智库类型、媒体平台三者关系可以发现，数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高校智库-网络媒体-新闻通稿（1722条）”“高校智库-报纸-新闻通稿（544条）”“高校智库-报纸-新闻评论（521条）”（见图4）。属性为“党政军智库-报纸-专访”和“科研院所智库-电视-时事评论”的媒体报道数量最少，都仅有1条。高校智库在网络媒体和报纸上发表的新闻通稿占据了所有媒体报道的半壁江山。从三类媒体平台上来看，在以报纸为平台的媒体报道中，主要是以高校智库产生的新闻通稿类、时事评论类和理论文章类为主;在以电视为平台的媒体报道中主要以时事评论为主;在以网络为平台的报道中，绝大部分是新闻通稿，其他报道类型数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网络报道中仅有59条新闻是视频报道，其他为平面报道形式。
2.4 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根据媒体报道内容，将媒体报道分为法律与公共安全、文化与教育、产业与金融、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党建与国家治理、三农、一带一路、环境能源与基础设施、信息与科技、宏观经济与国际贸易等11个领域。法律与公共安全等前5个报道领域占据新报道总数的79.4%（见图5）。
具体分析媒体报道领域与智库类型的关系发现，高校智库在所有领域均有涉及，其中涉及较多的是法律与公共安全领域、文化与教育领域。科研院所智库主要涉及文化与教育、产业与金融等10个领域;社会智库主要涉及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等9个领域。党政军智库主要涉及产业与金融领域、党建与国家治理领域等6个领域（见图6）。不同智库有不同的领域选择偏好。如产业与金融、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文化与教育、法律与公共安全、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等领域集中了全类型的智库;而信息与科技领域则仅仅只有高校智库，其他智库显然参与度有待提高。
报道标题词频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别为“发展（673）、中国（650）、论坛（602）、研究（531）、举行（372）、经济（316）、大学（313）、法治（310）、社会（299）、研讨会（289）”（见图7）。结合媒体报道领域具体分布和标题高频词可以发现如下特点：（1）以会议论坛等召开为重点报道对象，如在词频分析中，“会议”“研讨会”“研究会”“论坛”“召开”“举办”“发布”这类词出现频率较高，数量较大，这从侧面证明媒体报道以会议论坛的召开通告为主;（2）以高校智库为主要智库类型，如高频词“大学”“研究院”“学院”;（3）紧跟国家战略方针。如“一带一路”“经济带”“改革”“创新”等高频词都与国家战略相关。国内智库的研究方向紧跟国家的战略方针，虽可以为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但并不是所有智库都适合做国家战略研究。智庫传播内容仅仅聚焦于国家战略，容易忽视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也无法体现智库的专业与特色。
3 新型智库传播存在的问题
3.1 智库传播意识较为薄弱
智库在CTTI系统中录入智库媒体报道的热情明显低于录入智库论文、调研报告、内参等其他智库成果形式，可以看出大部分智库未对智库传播的重要性产生深刻认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智库性质相关。高校智库对于社会热点与媒体技术较为敏感，在各类智库中媒体报道数量最多，传播意识相对较高。党政军智库和科研院所智库靠近决策中心，经费较为充足，但由于部分研究成果以内参、专报等形式呈现，容易受到部分智库成果涉密限制，因此相应媒体报道数量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两类智库重内参报送，而忽视大众传播的局面。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类型相比，数量最少，但利用媒体较为自由灵活;另一方面可能与智库所在地域有关。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上级部门更注重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投入，智库建设发展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智库传播意识相对较高，利用媒体的频率更加频繁、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形式内容更加丰富，对于网络媒体利用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智库媒体报道数量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智库传播意识的差异。总体来看，大部分智库的媒体传播意识还有待提高。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智库的传播意识直接影响智库传播效率，关系到智库的生存发展，智库的传播意识不应由于智库类型、地域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3.2 智库传播渠道较为单一
尽管媒体技术发展给予了智库较大的传播渠道选择空间，但在新型智库实际传播过程中，传播渠道的选择依旧比较单一：（1）传播渠道类型较为单一。传播渠道以网络平台为主，电视报道数量最少，各平台媒体报道数量悬殊。这主要是受到传播成本、传播能力、智库性质等方面影响。如电视报道在三类媒体报道中，制作成本要求最高，对于报道的内容、时长、形式等要求较为严格。此外，智库在选择网络传播渠道时主要选择新闻门户型网站，也可看出智库自媒体建设力度较弱;（2）传播渠道级别较为单一。智库倾向选择主流媒体作为传播渠道，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增强了智库的影响力，以及高级别媒体发文数量与智库成果认定、考核激励挂钩。如南京大学把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非观点摘编）的论文，视为发表于校定一流期刊[18]。从以高级别平台为导向的传播渠道选择方式可以看出，目前智库传播以影响政治精英为主要目标，忽视对普通社会公众的信息传递。这种渠道选择方式容易造成智库在普通媒体渠道的缺位，从而影响智库的社会化、大众化传播。传播渠道选择多样性与实际利用单一性的矛盾，反映了智库缺乏灵活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平台的能力，无论是对第三方平台的利用能力，还是对智库自媒体的建设能力都有待提高。 3.3 智库传播内容单调乏味
智库传播内容较为单调乏味，主要表现在：（1）传播内容重合度高，缺乏专业化、特色化。从报道涉及的领域看，智库媒体报道存在着大量智库集中在少量领域的特点。此外，在部分领域中缺乏多样化的智库声音，同样容易导致传播内容的同质化;（2）传播内容表现形式单调。在所有网络报道中，平面报道占据绝大部分。在融媒体时代，智库传播面临的媒体技术难题已大大减小，从文字、图像到音频、视频，智库可以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的优势，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智库信息。但事实上智库并未完全发挥网络平台的多媒体优势;（3）报道类型单一，以通稿化报道为主。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有不同的传播侧重点，反映出智库在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揭示了智库信息的不同深度。新闻通稿一般由智库审定，统一发送给多家媒体平台。由于制作成本较低、生产效率高而受到智库欢迎。但新闻通稿容易出现内容单一，不同平台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且新闻通稿只能作为智库信息、动态的简单展示，无法传播专业化、学理化的智库思想。传播内容单调乏味从侧面反映了智库生产优质传播内容的能力较弱。
3.4 缺乏完善的传播策略
（1）只重国内传播而不重国际传播。在分析中发现，新型智库传播渠道的地域局限性明显。无论是国外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还是港澳台媒体，亦或是国内媒体海外版，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等媒体平台都罕见中国智库身影。可以看出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较弱，这与智库承担对外宣传中国理念，促进交流合作的“外交”职能是相悖的。
（2）智库传播方式固化，缺乏灵活性。不同的智库类型，获得经费的额度和渠道不一样，人事管理机制不一样，则传播资源差异性也很大[19]。高校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数量最多，利用媒体平台的方式较为灵活频繁，其媒体报道涵盖三类媒体平台，六类报道类型，十一类主题领域。党政军智库的官方背景更加浓厚，经费相对充足，对于媒体的利用相对较为谨慎，主要选择官方媒体，其媒体报道以在网络和报纸平台刊发的新闻通稿为主，且电视报道数量最高。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类型相比，主要利用网络平台和自建媒体平台，刊发新闻通稿与时事评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智库有各自擅长的传播方式，不同智库对于传播渠道、媒体报道类型有各自的选择倾向。这种“扬长避短”式的传播方式虽然可以发挥智库的传播特长，但容易使智库陷入智库传播方式固化的窘境，无法满足社会对智库信息多样化的需求。
4 新型智库传播的优化策略
综上分析，目前智库传播中仍然存在着与新型智库建设使命不相适应之处。在智库与媒体水乳交融的当代社会，智库如果不能改变旧思维，充分适应全新的媒体环境，提高自身传播能力，智库的职能和作为将大打折扣，也将无法圆满完成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因此，根据智库传播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与新型智库建设要求，提出以下新型智库传播的优化策略。
4.1 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
对于部分传播意识薄弱的智库而言，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是新型智库开展一切传播活动的前提，可以将传播活动纳入智库的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去推动智库的传播活动。欧美智库高度重视接触媒体，许多智库研究员会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针对时事政策、重大事件公开发表评论[20]。此外，欧美智库常设智库总监，负责总体协调智库传播事宜，并投入大量资源来提高智库的公众形象，增加媒体曝光度。如布鲁金斯学会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智库传播团队，该团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新网站上的智库信息，并实时监控网站数据流量，确保学会在知名媒体上的高曝光率[21]。除了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智库还应与媒体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智媒合作关系。随着国内光明智库、瞭望智库、南方传媒智库等一批媒体型智库相继成立，智库与媒体的合作发展、融合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智库有必要将事件性、临时性、个人性的智库与媒体合作制度化[22]。如英國查塔姆学会专设外联部门，建立“媒体每日报送”制度（dairy everyday），将政策见解第一时间发给媒体，被授权的媒体能在网页看到学会定期更新的研究动态和活动信息[23]。
4.2 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媒体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三大传统媒体的边界，改变了智库的外部媒体环境，催生了融合化、多样化的媒体平台，这对智库传播而言是一个契机。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准确把握媒体技术发展的机遇，以媒体平台优势弥补自身的传播技术缺陷，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一方面，可借助种类繁多的第三方平台。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促使社会进入“人人即媒体”的泛媒体时代，同时也为智库与受众提供了互动平台。目前各类音频视频社交网络平台异常火爆，智库可借此传播智库信息并与用户进行互动交流。如布鲁金斯学会在You Tube、Podcast等社交媒体上设置官方频道，提供专题合集与受众分享，用户在关注后可观看智库动态、专家观点音视频，在留言区与智库互动[24];另一方面，积极打造智库的自媒体平台。如盘古智库不仅建立专门的智库网站，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且微博粉丝数量近70万，还研发了盘古智库APP。此外，智库在追求主流媒体曝光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在大众媒体上传递智库动态。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等智库，都经历了从政策圈、学术圈向大众圈发展的过程[25]。智库需要以更亲民的方式和渠道传播智库思想，从而达到影响社会公众的目的。
4.3 开发优质的传播内容
各类商业媒体和大量自媒体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社会舆论场上的声音，个人或组织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向社会传递不同的声音。网络技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造成信息数量激增，也造成了信息失序。在此背景下，智库作为理性的声音，应该为社会带来专业、科学、真实、客观、多样的思想观点。但目前智库的传播内容存在着内容重合度高、表现形式单调以及报道类型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受众多样化、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因此，智库的传播内容需从社会环境与受众需求出发，打造“深（科学理性）、准（个性化）、精（品质化）、丰（形式丰富）、新（时效性）”的优质传播内容。智库传播与智库研究相似，需要“顶天立地”。这决定了智库传播既要影响决策者和精英群体，也要兼顾社会大众。智库既要走进来、走上来，也要走出去，走下去[26]，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被要求撰写和传播与当下政策问题相关的简报，并提供不同类型的出版物，以满足不同类型的目标受众的需要[6]。大量智库应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教育、政策评估和政策反馈上，选用合适的媒体平台，充分开发传播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可以适当选用专家访谈、专家评论、专家科普等方式，将传播内容以最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借鉴《人民日报》的实践经验，通过图解新闻、漫画新闻、短片新闻等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对一些深度的智库研究报告进行解读，使其成为“广而告之”的思想产品[27]。此外，还应该注重传播内容的时效性，选择合适时机。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在领导人出访或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 通过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展示中国主张、影响国际舆论[22]。 4.4 拓展国际传播能力，注重传播的灵活性
《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智库传播能力国际化，既是智库自身发展所需，也是智库的使命使然。提升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需要传播渠道与内容作为支撑，也需要成熟完善的传播策略作为保障。一方面，智库可以借助国内媒体作为支撑，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智库可以借助国外著名新闻媒体，或是全球社交媒体与全球公众进行对话和沟通[28]。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都有对大量不同智库专家的采访[29]，并利用电视台和网络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传播。借助著名媒体的影响力，可以扩大智库所传递的“中国声音”。如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海洋战略与权益研究基地有关南海仲裁与海洋权利的智库观点先后受到了日本放送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A）等三家国外媒体的报道，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智库传播过程中，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技巧，注重传播的灵活性。一方面，不同的媒体平台，不同的报道类型有各自的受众群体和优劣势。在各类媒体平台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智库更该采取的是“扬长补短”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新型智库的传播需要内外有别。智库传播在国际社会的意义在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思想，争取国际话语权。如果新型智库一味进行政府政策宣扬，与官方的宣传口径完全一致，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公信力就会降低。因此，新型智库的对外传播不仅要注意传播内容的学理性、说服力，还要注意传播的方法姿态与形式方式，改變以往“打官腔”的交流方式。
5 结语
重视智库传播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题中之义。智库所承担的咨政启民、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以及公共外交等重任，都需要借助智库思想、成果的传播活动来完成。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中，在新型智库建设目标下，如果智库依然沿用传统的传播思维与方式，智库的传播意识、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策略等未及时跟上社会形势的变化，就会造成智库传播现状与新型智库建设目标不相适应的状况。为圆满完成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智库应成为一个能适应融媒体、泛媒体时代的传播者，拥有高度自觉的传播意识，可以制定成熟的传播策略，能够利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传播优质智库信息，并能及时收取反馈，了解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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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智库;智库传播;智库建设;传播行为;国际传播力
中图分类号：D035-01;G3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9039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Dissemina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edia Behavior of Think Tank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social dissemination pattern.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and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en， this paper takes CTTI source think tank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ssemination， and summari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such as the weak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the single channel of dissemination， the monotony content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imperfect dissemination strateg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should establish the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dissemination， build diversifie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develop high-quality dissemination content， exp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capacity and focus on dissemination flexibility.
Key words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dissemination behavi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ower
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体平台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促使媒体技术和媒体平台不断转型升级。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各类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涌现，社会逐渐进入融媒体、泛媒体时代。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出“传媒是自我的延伸，任何媒介都在于它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范围、节奏和模式。”[1]媒体技术与平台的更新换代促使了媒体的泛在化与融合化，极大改变了社会的传播格局。新的媒介生态既为智库传播提供了更快捷、更生动、更广阔的渠道与方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2]。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倡议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智库在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智库传播和智库成果是智库发展的双引擎[3]。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智库能否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性，是否擅长利用媒体，不仅关系到智库自身职能的发挥、智库影响力的形成，更关系到“新型智库”建设目标的圆满完成。本文以智库传播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利用CTTI来源智库媒体影响力的相关数据来分析智库传播的现状，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新型智库的建设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增强传播能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
1.1 智库传播的重要意义
媒体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智库的传播属性和传播需求，同时增强了智库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智库思想，来达到引导舆论、启迪民智、影响决策以及树立智库品牌的目的。美国学者Medvetz认为智库是由政治、学术、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形成的混合空间[4]。我国学者刘鸿武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本体、以智库服务为功用、以媒体传播为手段并使三者融会贯通”的国内学科和智库建设方案[5]。在智库评价中，媒体工具已经成为智库影响力排名所使用的指标之一[6]。这都表明了媒体传播对于智库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而言，与媒体互动不仅是智库的建设基础[7]、立身之本，也是使命使然。中共中央办公厅〔2014〕65号文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8]。外宣工作成为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使命。智库要承担起国家对外传播软实力策源地的重要角色，发挥对外传播中思想发动机的功能[9]。国内媒体定位为党政喉舌，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主要以政策解读与宣传为主，褒揚式的传播往往引来国际社会的怀疑[10]。智库与媒体不同，是具有学术积淀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智库所传递的信息是在研究基础上，经过严密地科学论证得出，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国际智库同行期待听到智库传递的“中国声音”，以此来预测中国政策的走向[10]。因此，在把握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智库需要以平等对话、理性交流、破立并举的方式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把握对外传播的时机与场合，在重大外交事件前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在充分发挥自身研究长处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理论探讨与学术话语权构建，参与国际议题的探讨。 1.2 智库传播亟待突破
智库传播无论是对智库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新型智库的建设使命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新型智库建设不仅要在体制、职能、运作方式、方法手段和智库文化等方面有所创新[11]，智库传播也必然有所革新。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12]提出的传播五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结合新的媒体环境特点与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智库传播应该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突破：
（1）传播意识层面。智库的传播意识是智库采取传播行动的前提。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限制，我国媒体对于政策的出台主要起宣传作用，较少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制定[13]。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本身是重要的舆论机构，也是舆论传播、沟通、扩散的渠道和平台，对公共政策具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力[14]。唯有新型智库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意义，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胜任对外阐释与宣介的工作。
（2）传播渠道层面。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大众舆论的话语权被传统媒体掌控，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以接受媒体采访、媒体援引等形式出现[15]。智库传播渠道选择空间较小。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变革催生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趋势。媒体技术与媒体平台的发展弥补了智库长于谋略而弱于传播的劣势，扭转了过去智库囿于传播技术、传播平台限制而传播能力较为薄弱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智库传播渠道的建设必须充分借助各类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
（3）传播内容层面。智库的传播内容承载着智库观点。因此，智库的传播内容应该体现自身的学术研究特长，表现出较高的学理性、专业性和可信度。在对外传播中，除了对政策立场的深刻阐述，智库还应增强智库政策意见的外输，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
（4）传播策略层面。“怎样传”是传播的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传播者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等问题[16]。从智库媒体传播活动的前期策划，传播过程中传播渠道、内容、方式的确定，到传播效果的反馈等，智库需在整个传播流程中制定成熟完善的媒体传播策略，灵活运用传播技巧。
2 新型智库的传播现状分析——以CTTI来源智库为例
CTTI（中国智库索引）是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开发和推广的集智库垂直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在线测评系统于一体的智库信息管理系统。截至2018年12月31日，CTTI共收录706家来源智库机构。其中，媒体影响力字段是CTTI七大数据模块之一，由智库主动填写的媒体报道组成，下分报纸新闻、电视新闻、网络新闻三个子字段。本文利用CTTI数据库，共导出4837条智库媒体报道，经过数据清洗，删除重复无效数据，最终得到数据4300条。数据获取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
2.1 智库相关数据分析
（1）智库类型分析。本研究所收集的4300条数据共由137家智库填写录入，填写数据的智库数量仅占CTTI来源智库总量的19.41%。4300条媒体报道与CTTI收录的18105场智库活动，116015份智库成果相比，数据量相对较少。根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圈层结构特点将智库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17]。填报媒体报道的智库类型以高校智库为主，占总数的77%;科研院所智库占11%;社会智库占7%;党政军智库仅占5%。高校智库在总量上占据优势，高校智库的媒体报道数量遥遥领先便不足为奇。党政军智库在CTTI来源智库中虽然数量占据第二梯队，但是填报的媒体报道数量较少。
（2）智库所在地域分析。137家智库共填写4300篇智库报道，平均每家智库填写约31条报道，分布于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地区差异较大。总体来看，填写媒体报道较为积极，且数据量较大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市或是经济文化发达省市。填写媒体报道数量最多的是湖北省，共846篇;媒体报道涉及智库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市，共22家智库。通过对媒体报道数量、所涉及智库数量、智库所在区域分析发现，大部分省市平均每家智库填报的报道数量低于平均值31条（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智库媒体报道全由同一家智库填写，共180篇。这意味着除去区域因素，智库自身的传播意识也十分重要。从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智库机构对媒体报道的认识程度有较大区别，相较于媒体报道，大部分智库更注重智库成果、智库活动。
2.2 媒体平台数据分析
（1）媒体类型分析。在4300条数据中，网络报道占58%，成为智库媒体报道的主要呈现形式，报纸报道占37%，电视报道数量最少，仅占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智库传播主要依靠网络平台，但主要是利用新闻门户型网站，对其他网络平台利用较少。不同类型的智库机构对于媒体平台的选择有一定的倾向性，但都遵循网络报道占比最高，报纸报道次之，电视报道占比最少的规律（见图2）。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的报纸报道占其媒体报道总量的40%以上;高校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社科院智库中网络报道则占其媒体报道总量的50%以上;电视报道由于受其总量限制，因此在各类智库的媒体报道中占比都较低，其中最高的是党政军智库;在四类智库中党政军智库是唯一一类报纸和电视报道占据一半以上的智库。
（2）媒体地域分析。由境外媒体刊发的报道占智库媒体报道总量的1.95%，由港澳台媒体刊发的报道占3.31%，由国内媒体海外版（国际版）刊发的报道占2.22%。可见不仅国外媒体对我国智库关注度较低，我國媒体向国际上输送国内智库动态的能力也较弱。
（3）新型智库传播中的媒体级别分析。智库在选择传播渠道时具有平台导向性，智库在利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看重媒体平台的级别、规格，倾向于在主流媒体上刊登智库报道。智库媒体报道由中央媒体刊发的占19.81%，由省部级媒体刊发的占17.23%，两者共占37.04%，高级别媒体主要以主流报刊平台为主，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等。 2.3 媒体报道类型分析
根据数据实际情况，将媒体报道类型分为新闻通稿类、专访类、时事评论类、理论文章类、调查报告类、科普类六种。理论文章和调查报告类主要是指智库的研究成果，占报道总量的7.7%;科普类主要是指智库针对某一事物或现象向社会公众开展的科普教育，占报道总量的0.6%;时事评论主要是智库专家针对某一现象或事件对评论阐述，占报道总量的24.2%;专访（电视访谈）主要是媒体对智库、智库活动或是智库专家进行访谈，占报道总量的0.7%。这5类报道类型是智库发挥舆论引导、启迪民智的重要方式，也是对智库思想的直观展现。新闻通稿类主要侧重展示智库会议、活动等相关消息，增加了智库的媒体曝光度，占报道总量的66.7%（见图3），根据媒体报道的类型分布研究可知智库媒体报道的方式主要以通稿化报道为主。
具体分析媒体报道类型、智库类型、媒体平台三者关系可以发现，数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高校智库-网络媒体-新闻通稿（1722条）”“高校智库-报纸-新闻通稿（544条）”“高校智库-报纸-新闻评论（521条）”（见图4）。属性为“党政军智库-报纸-专访”和“科研院所智库-电视-时事评论”的媒体报道数量最少，都仅有1条。高校智库在网络媒体和报纸上发表的新闻通稿占据了所有媒体报道的半壁江山。从三类媒体平台上来看，在以报纸为平台的媒体报道中，主要是以高校智库产生的新闻通稿类、时事评论类和理论文章类为主;在以电视为平台的媒体报道中主要以时事评论为主;在以网络为平台的报道中，绝大部分是新闻通稿，其他报道类型数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网络报道中仅有59条新闻是视频报道，其他为平面报道形式。
2.4 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根据媒体报道内容，将媒体报道分为法律与公共安全、文化与教育、产业与金融、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党建与国家治理、三农、一带一路、环境能源与基础设施、信息与科技、宏观经济与国际贸易等11个领域。法律与公共安全等前5个报道领域占据新报道总数的79.4%（见图5）。
具体分析媒体报道领域与智库类型的关系发现，高校智库在所有领域均有涉及，其中涉及较多的是法律与公共安全领域、文化与教育领域。科研院所智库主要涉及文化与教育、产业与金融等10个领域;社会智库主要涉及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等9个领域。党政军智库主要涉及产业与金融领域、党建与国家治理领域等6个领域（见图6）。不同智库有不同的领域选择偏好。如产业与金融、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文化与教育、法律与公共安全、社会治理与公共事业等领域集中了全类型的智库;而信息与科技领域则仅仅只有高校智库，其他智库显然参与度有待提高。
报道标题词频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别为“发展（673）、中国（650）、论坛（602）、研究（531）、举行（372）、经济（316）、大学（313）、法治（310）、社会（299）、研讨会（289）”（见图7）。结合媒体报道领域具体分布和标题高频词可以发现如下特点：（1）以会议论坛等召开为重点报道对象，如在词频分析中，“会议”“研讨会”“研究会”“论坛”“召开”“举办”“发布”这类词出现频率较高，数量较大，这从侧面证明媒体报道以会议论坛的召开通告为主;（2）以高校智库为主要智库类型，如高频词“大学”“研究院”“学院”;（3）紧跟国家战略方针。如“一带一路”“经济带”“改革”“创新”等高频词都与国家战略相关。国内智库的研究方向紧跟国家的战略方针，虽可以为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但并不是所有智库都适合做国家战略研究。智庫传播内容仅仅聚焦于国家战略，容易忽视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也无法体现智库的专业与特色。
3 新型智库传播存在的问题
3.1 智库传播意识较为薄弱
智库在CTTI系统中录入智库媒体报道的热情明显低于录入智库论文、调研报告、内参等其他智库成果形式，可以看出大部分智库未对智库传播的重要性产生深刻认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智库性质相关。高校智库对于社会热点与媒体技术较为敏感，在各类智库中媒体报道数量最多，传播意识相对较高。党政军智库和科研院所智库靠近决策中心，经费较为充足，但由于部分研究成果以内参、专报等形式呈现，容易受到部分智库成果涉密限制，因此相应媒体报道数量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两类智库重内参报送，而忽视大众传播的局面。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类型相比，数量最少，但利用媒体较为自由灵活;另一方面可能与智库所在地域有关。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上级部门更注重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投入，智库建设发展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智库传播意识相对较高，利用媒体的频率更加频繁、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形式内容更加丰富，对于网络媒体利用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智库媒体报道数量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智库传播意识的差异。总体来看，大部分智库的媒体传播意识还有待提高。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智库的传播意识直接影响智库传播效率，关系到智库的生存发展，智库的传播意识不应由于智库类型、地域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3.2 智库传播渠道较为单一
尽管媒体技术发展给予了智库较大的传播渠道选择空间，但在新型智库实际传播过程中，传播渠道的选择依旧比较单一：（1）传播渠道类型较为单一。传播渠道以网络平台为主，电视报道数量最少，各平台媒体报道数量悬殊。这主要是受到传播成本、传播能力、智库性质等方面影响。如电视报道在三类媒体报道中，制作成本要求最高，对于报道的内容、时长、形式等要求较为严格。此外，智库在选择网络传播渠道时主要选择新闻门户型网站，也可看出智库自媒体建设力度较弱;（2）传播渠道级别较为单一。智库倾向选择主流媒体作为传播渠道，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增强了智库的影响力，以及高级别媒体发文数量与智库成果认定、考核激励挂钩。如南京大学把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非观点摘编）的论文，视为发表于校定一流期刊[18]。从以高级别平台为导向的传播渠道选择方式可以看出，目前智库传播以影响政治精英为主要目标，忽视对普通社会公众的信息传递。这种渠道选择方式容易造成智库在普通媒体渠道的缺位，从而影响智库的社会化、大众化传播。传播渠道选择多样性与实际利用单一性的矛盾，反映了智库缺乏灵活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平台的能力，无论是对第三方平台的利用能力，还是对智库自媒体的建设能力都有待提高。 3.3 智库传播内容单调乏味
智库传播内容较为单调乏味，主要表现在：（1）传播内容重合度高，缺乏专业化、特色化。从报道涉及的领域看，智库媒体报道存在着大量智库集中在少量领域的特点。此外，在部分领域中缺乏多样化的智库声音，同样容易导致传播内容的同质化;（2）传播内容表现形式单调。在所有网络报道中，平面报道占据绝大部分。在融媒体时代，智库传播面临的媒体技术难题已大大减小，从文字、图像到音频、视频，智库可以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的优势，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智库信息。但事实上智库并未完全发挥网络平台的多媒体优势;（3）报道类型单一，以通稿化报道为主。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有不同的传播侧重点，反映出智库在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揭示了智库信息的不同深度。新闻通稿一般由智库审定，统一发送给多家媒体平台。由于制作成本较低、生产效率高而受到智库欢迎。但新闻通稿容易出现内容单一，不同平台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且新闻通稿只能作为智库信息、动态的简单展示，无法传播专业化、学理化的智库思想。传播内容单调乏味从侧面反映了智库生产优质传播内容的能力较弱。
3.4 缺乏完善的传播策略
（1）只重国内传播而不重国际传播。在分析中发现，新型智库传播渠道的地域局限性明显。无论是国外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还是港澳台媒体，亦或是国内媒体海外版，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等媒体平台都罕见中国智库身影。可以看出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较弱，这与智库承担对外宣传中国理念，促进交流合作的“外交”职能是相悖的。
（2）智库传播方式固化，缺乏灵活性。不同的智库类型，获得经费的额度和渠道不一样，人事管理机制不一样，则传播资源差异性也很大[19]。高校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数量最多，利用媒体平台的方式较为灵活频繁，其媒体报道涵盖三类媒体平台，六类报道类型，十一类主题领域。党政军智库的官方背景更加浓厚，经费相对充足，对于媒体的利用相对较为谨慎，主要选择官方媒体，其媒体报道以在网络和报纸平台刊发的新闻通稿为主，且电视报道数量最高。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类型相比，主要利用网络平台和自建媒体平台，刊发新闻通稿与时事评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智库有各自擅长的传播方式，不同智库对于传播渠道、媒体报道类型有各自的选择倾向。这种“扬长避短”式的传播方式虽然可以发挥智库的传播特长，但容易使智库陷入智库传播方式固化的窘境，无法满足社会对智库信息多样化的需求。
4 新型智库传播的优化策略
综上分析，目前智库传播中仍然存在着与新型智库建设使命不相适应之处。在智库与媒体水乳交融的当代社会，智库如果不能改变旧思维，充分适应全新的媒体环境，提高自身传播能力，智库的职能和作为将大打折扣，也将无法圆满完成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因此，根据智库传播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与新型智库建设要求，提出以下新型智库传播的优化策略。
4.1 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
对于部分传播意识薄弱的智库而言，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是新型智库开展一切传播活动的前提，可以将传播活动纳入智库的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去推动智库的传播活动。欧美智库高度重视接触媒体，许多智库研究员会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针对时事政策、重大事件公开发表评论[20]。此外，欧美智库常设智库总监，负责总体协调智库传播事宜，并投入大量资源来提高智库的公众形象，增加媒体曝光度。如布鲁金斯学会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智库传播团队，该团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新网站上的智库信息，并实时监控网站数据流量，确保学会在知名媒体上的高曝光率[21]。除了树立深刻自觉的传播意识，智库还应与媒体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智媒合作关系。随着国内光明智库、瞭望智库、南方传媒智库等一批媒体型智库相继成立，智库与媒体的合作发展、融合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智库有必要将事件性、临时性、个人性的智库与媒体合作制度化[22]。如英國查塔姆学会专设外联部门，建立“媒体每日报送”制度（dairy everyday），将政策见解第一时间发给媒体，被授权的媒体能在网页看到学会定期更新的研究动态和活动信息[23]。
4.2 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媒体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三大传统媒体的边界，改变了智库的外部媒体环境，催生了融合化、多样化的媒体平台，这对智库传播而言是一个契机。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准确把握媒体技术发展的机遇，以媒体平台优势弥补自身的传播技术缺陷，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一方面，可借助种类繁多的第三方平台。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促使社会进入“人人即媒体”的泛媒体时代，同时也为智库与受众提供了互动平台。目前各类音频视频社交网络平台异常火爆，智库可借此传播智库信息并与用户进行互动交流。如布鲁金斯学会在You Tube、Podcast等社交媒体上设置官方频道，提供专题合集与受众分享，用户在关注后可观看智库动态、专家观点音视频，在留言区与智库互动[24];另一方面，积极打造智库的自媒体平台。如盘古智库不仅建立专门的智库网站，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且微博粉丝数量近70万，还研发了盘古智库APP。此外，智库在追求主流媒体曝光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在大众媒体上传递智库动态。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等智库，都经历了从政策圈、学术圈向大众圈发展的过程[25]。智库需要以更亲民的方式和渠道传播智库思想，从而达到影响社会公众的目的。
4.3 开发优质的传播内容
各类商业媒体和大量自媒体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社会舆论场上的声音，个人或组织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向社会传递不同的声音。网络技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造成信息数量激增，也造成了信息失序。在此背景下，智库作为理性的声音，应该为社会带来专业、科学、真实、客观、多样的思想观点。但目前智库的传播内容存在着内容重合度高、表现形式单调以及报道类型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受众多样化、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因此，智库的传播内容需从社会环境与受众需求出发，打造“深（科学理性）、准（个性化）、精（品质化）、丰（形式丰富）、新（时效性）”的优质传播内容。智库传播与智库研究相似，需要“顶天立地”。这决定了智库传播既要影响决策者和精英群体，也要兼顾社会大众。智库既要走进来、走上来，也要走出去，走下去[26]，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被要求撰写和传播与当下政策问题相关的简报，并提供不同类型的出版物，以满足不同类型的目标受众的需要[6]。大量智库应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教育、政策评估和政策反馈上，选用合适的媒体平台，充分开发传播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可以适当选用专家访谈、专家评论、专家科普等方式，将传播内容以最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借鉴《人民日报》的实践经验，通过图解新闻、漫画新闻、短片新闻等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对一些深度的智库研究报告进行解读，使其成为“广而告之”的思想产品[27]。此外，还应该注重传播内容的时效性，选择合适时机。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在领导人出访或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 通过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展示中国主张、影响国际舆论[22]。 4.4 拓展国际传播能力，注重传播的灵活性
《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智库传播能力国际化，既是智库自身发展所需，也是智库的使命使然。提升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需要传播渠道与内容作为支撑，也需要成熟完善的传播策略作为保障。一方面，智库可以借助国内媒体作为支撑，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智库可以借助国外著名新闻媒体，或是全球社交媒体与全球公众进行对话和沟通[28]。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都有对大量不同智库专家的采访[29]，并利用电视台和网络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传播。借助著名媒体的影响力，可以扩大智库所传递的“中国声音”。如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海洋战略与权益研究基地有关南海仲裁与海洋权利的智库观点先后受到了日本放送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A）等三家国外媒体的报道，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智库传播过程中，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技巧，注重传播的灵活性。一方面，不同的媒体平台，不同的报道类型有各自的受众群体和优劣势。在各类媒体平台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智库更该采取的是“扬长补短”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新型智库的传播需要内外有别。智库传播在国际社会的意义在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思想，争取国际话语权。如果新型智库一味进行政府政策宣扬，与官方的宣传口径完全一致，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公信力就会降低。因此，新型智库的对外传播不仅要注意传播内容的学理性、说服力，还要注意传播的方法姿态与形式方式，改變以往“打官腔”的交流方式。
5 结语
重视智库传播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题中之义。智库所承担的咨政启民、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以及公共外交等重任，都需要借助智库思想、成果的传播活动来完成。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中，在新型智库建设目标下，如果智库依然沿用传统的传播思维与方式，智库的传播意识、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策略等未及时跟上社会形势的变化，就会造成智库传播现状与新型智库建设目标不相适应的状况。为圆满完成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智库应成为一个能适应融媒体、泛媒体时代的传播者，拥有高度自觉的传播意识，可以制定成熟的传播策略，能够利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传播优质智库信息，并能及时收取反馈，了解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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