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吃零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们半大孩子们都是“吃货”，炆糖成了我们家年前最盛大的事。
　　炆糖，事先要有充足的准备。自家要准备好的生炒米、花生米、黑芝麻、白糖、老姜和糖稀等材料。每年秋季，母亲找乡下的亲戚买几十斤新上市的糯米和带壳花生，带壳花生买回家后，母亲用布口袋装上一半花生，吊在房梁上，留在春节炒花生用；剩下的一半倒入大筛子里，剥成花生米炆糖用。剥花生是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既烦恼又惬意的工作。烦恼的是，剥久了，手指剥得生疼，筷子都拿不住。惬意的是，可以不时地往嘴里塞一粒花生米，或者将花生米扔在炭火上烤熟吃，乐在其中。自然，被母亲发现了，少不了要被埋怨和责难。
　　那时，一般人家炆糖都集中在过年前的那几天。糖炆早了，怕孩子们天天惦记，没到过年，饼干筒里炆好的米糖就少了一大截或者见了底。每年，糖坊前炆糖的队伍都排成了长龙。午饭后，母亲领着我们挑着担子到糖坊排队。放下担子后，母亲就去上班了，轮到我们家时，一般都要到深夜了。
　　那时，我觉得糖坊里的气息是世上最美妙的气息。甜香弥漫在小小的糖坊里，勾得肚子里的馋虫直痒痒。
　　支一个糖坊要求不高。年前一个来月，炆糖师傅在城郊租用两间带有院子的平房，砌上两口烧柴的大锅，一口是炒锅，一口是糖锅。操作工具也相当简陋，长案板、大糖铲、擀面杖、大菜刀、长方木条和大小不一的筛子及簸箩便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炆糖师傅在我的印象里都长得差不多。通常是两个大师傅外加一个烧柴火的帮工，他们年纪在40岁左右，身板结实，不修边幅，头上压着顶旧的旧军帽。他们话语不多，只顾埋头干活。即便在寒冬腊月，也只穿一件单褂子，腰间系一条大围裙，站在两口大锅的灶台边，娴熟地挥动手中的大糖铲。
　　炆糖是件技术活，炆糖师傅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先把炒米炒发，花生米、芝麻和黄豆等炒熟，筛尽铁砂后，晾在一边待用。如是花生米，他们会扯着嗓子喊加工的户主，将炒熟的花生米搬到院子里，对着北风口，蹲在地上褪衣分瓣。熬糖稀是整个炆糖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糖师傅将糖稀和少量白糖倒进大锅里，让灶下的帮工少少地添加柴火，便挥动着糖铲，均匀地搅拌，慢慢搅，慢慢熬。待到糖稀挂丝，便示意灶下，不要再添火了。就着灶里的余温，把炒米倒了进去，根据需要加上花生米、芝麻和生姜末儿等。之后，用糖铲快速地翻炒，搅拌，凝成大团后，糖师傅左右操起两把大糖铲，将糖团起锅，摊在了案板桌上，趁糖团软热时，快速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大块，接着切成条状，再改切成小方块，放簸箩里晾着。整个过程需要一个来小时，如果那年炆糖的品种多，有花生糖和芝麻糖之类的，那就要分几锅炆，花的时间会更多些。
　　时光荏苒，如今炆米糖再也不是孩子们稀罕的食品了，糖坊也逐渐被边缘化。年前，城市一角还会有一两家加工的糖坊，可炆糖师傅都是些60岁以上的老人。母亲每年都要炆糖，给我们每家一筒糖。然而，多数时候我们都忘记吃，直至夏天，炒米糖软化了，就偷偷扔了。母亲一直以为我们爱吃，于是炆糖成了她每年底必做的功课，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