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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危机的本质内容和具体形式应当区别开来，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经济体制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但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表现。经济危机对于市场经济形式来说并不是纯消极的。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关系极度扭曲、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严重畸变的结果；国际社会在以扩张性经济政策摆脱当前困境的同时，必须解决经济关系和制度本身的问题。我国陷入经济危机有其特殊的经济原因，必须实行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的类型；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经济危机的特殊原因
[中图分类号] A8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021-10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以“两个伟大发现”为基础，科学地分析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实质、根源和后果。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1]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在系统地考察和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危机借以产生的经济形式和一般可能性；危机的经济实质和表现形式；危机借以产生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危机带来的后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其中，最集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第十七章。有些学者以二战以后“情况变化”为理由，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甚至怀疑或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深入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道路上的市场经济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原因和特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不会过时。
一、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实践证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从而呈现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产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它之后，都不会发生这种经济危机。不言而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物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实践中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探索了落后国家(特别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落后国家)走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但并不认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不是以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种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危机，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产生出来的危机。他指出，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的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既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2]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循环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以生产过剩为先导和特征性标志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性循环的一个阶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会发生资本过剩，但否认商品过剩和生产过剩。当代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会发生生产过剩，承认会发生衰退、萧条、低迷，承认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问题，或者至多把经济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其实，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最重要的是经济事实本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性循环的一个阶段，起始于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停滞和消沉。[3]恩格斯曾经描绘了经济危机发生时的各种现象，并概括了不断反复的周期性过程。他指出，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主要表现是：“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如此反复不已。[4]“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消失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5]现在，经济危机的表现和过去相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信息和技术条件的改善，以及跨国经营的发展，企业按订单生产成为主要的形式。因此，市场盈溢和商品积压更多地为产能过剩所取代。
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肯定和坚持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但是，当时并没有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没有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开来。因此认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当然，仅就特定意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确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出现了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又区分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作危机唯一形式就不符合实际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危机的具体形式、形成原因和它的经济内容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抛开危机的具体形式，那么，剩下来的经济内容就是：社会生产联系的断裂，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社会再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如果我们用危机的本质内容来衡量和判断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下，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基本产业结构扭曲，社会消费品奇缺，隐性通货膨胀严重。这种比例失调不同于商品生产普遍化条件下的比例失调，因为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企业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而恢复平衡。由此造成的后果也不是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而是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老百姓普遍挨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乃至处于崩溃的边缘。只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不过，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另一种形式的危机。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会发生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可见，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经济危机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只是由于发展道路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式不同，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危机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形式来说，对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来说，经济危机的作用并不是纯消极的。经济危机既是淘汰落后——落后的企业、落后的技术、落后的产品——的社会方式，也是挤出泡沫、揭穿假象、轻装前进的客观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起死回生的自救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反复发生的危机中发展的。
二、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以不同的经济形式为基础
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同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但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又是以不同经济形式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形式作基础，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发生。这里所说的经济形式，是指实现经济联系、交换劳动及其产品以及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不同的经济形式。
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包含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形态变化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作了不同层次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但是，一方面，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内在矛盾，从而包含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6]。“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仅仅因为一些商品生产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只卖不买，另外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仅仅由于有些债务人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信用链条就会中断，就会影响到债权人的资本周转和再生产。于是危机就会发生。“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但是，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还不是危机的原因。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7]不言而喻，如果不采取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只是经济危机的基础和载体，而不是经济根源；简单商品生产不会发生经济危机。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危机以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为基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交换主要存在于国家和城乡集体经济单位之间，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和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在其他场合，形式上的货币执行的是近似劳动券的职能，以这种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并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而是公有制经济内部分配关系的延伸。即使在商品交换的场合，价格也不是完全由价值决定和供求关系调节的。既然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为基础，那么，它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经济体制是以国家垄断和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只要国家的指导方针和经济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同样会发生经济危机。本来，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不仅不具备信息和技术条件，也不具备共同利益关系条件。所谓的计划经济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的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如果主观意志违背了客观规律——为了使我国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以速度为中心，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高积累、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政策，那么，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不是以本来意义的计划经济为基础，而是以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为基础(虽然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就像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一样)。如果说第一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以商品生产的自然规律为基础，那么，第二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则是以违背这种自然规律为基础。这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并不包括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但包括在马克思的广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中。如果生产关系显著地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危机以双重关系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和一般的市场经济一样，商品、货币、价值形式是既定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它们同样采取了资本的运动形式，遵循资本的运动规律。因此，不仅同样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而且存在发生第一种类型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因此，后面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此之外，只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要非科学发展方式借以产生的体制基础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经济危机的发生就不仅仅同商品、货币、价值形式有关，不仅同资本的运动形式有关，而且同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和非科学发展的体制基础有关(关于这一点，留待后面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以双重经济关系为基础。
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限制造成的
如前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为基础，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表现。在马克思之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即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西斯蒙第的见解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他经常迟疑不决的是：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者力图把社会拉向倒退，或者企图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的办法来制服矛盾。[8]
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立的形式上扬弃了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而且形成了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0]总之，“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11]。”
经济危机是资本和劳动两种对抗因素发生冲突的周期性表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因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2]
经济危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而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却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3]
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力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首先，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社会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4]“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5]“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的增长。”[16]
生产力绝对发展和资本关系的冲突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指出，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否认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独特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17]“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生产过剩“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生产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18]
对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的依赖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如果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只能用于不变资本，或者相反，不能用于不变资本，那么，就会出现不变资本或者不能进入不变资本的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对外贸易，某国内以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和机器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部分，可以转化为别国中以个人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形式。因此，对外贸易消除了这种限制。所以，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因为这种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问某一定需要的满足情况如何。”交换价值对生产的统治，在单个人面前表现为这样：他的生产既不以他自己的需要为根据，也不直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商品只有转化为货币以后，才能转化为他本人的使用价值。但是，“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19]
资本周转的周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有关，但仅仅是它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0]
四、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从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是世界性的，至少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互相联系地同时发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两个重要因素和经济杠杆。
商人资本独立运动所创造的虚假需求和繁荣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由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商品资本独立化为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W和G分别代表商品和货币——引者注)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21]商人资本在创造虚假的需求的同时，也创造虚假的繁荣。商品资本W′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W′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生产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随着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不仅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会扩大，工人的个人消费也可能扩大。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22]诚然，商人资本本身不会单独制造经济危机，甚至在一定限度内，还会推迟危机爆发的时间，掩盖已经存在的危机。但是，商人资本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程度，扩大生产过剩的范围，可以把较小的周期较短的危机积累为较大的周期较长的危机。
信用制度是突破资本内在限制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总是受到资本积累和集中(积聚)程度的限制；商品的销售状况总是受到货币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的限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总是受到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限制。但是，在一定限度内，商业信用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23]“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股份公司的职业经理)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24]
五、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表现
如前所说，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相对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决定的就业状况和消费能力来说，生产能力太大了，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即所谓生产相对过剩。但是，生产过剩不在社会表面上，而且只是事后才被发现。因此，经济危机差不多总是首先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它们只是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
信用制度不仅孕育危机而且加剧已经发生的危机。本来，消费能力是产业资本再生产的界限。但是，信用制度(包括虚假信用)不仅可以使产业资本最大限度地突破这一界限，而且还可以扩大消费本身的界限。“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但是，“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25]于是，危机发生了。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设法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这时候，不是缺乏生产资本，而是生产资本过剩了。无论是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2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求用金属货币来结算。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国内就不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
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是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要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27]既然如此，所有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扩大贷款规模的做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六、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关系扭曲和金融制度畸变的结果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都没有过时。从理论上讲，到目前为止，尽管发达国家在生产力的要素结构、资本的组织形式、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国家参与社会经济的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并没有缓解和弱化，有时候反而更加强化和尖锐化了。这就更加说明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正确性。从实践上讲，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魔法般地生产数量庞大的商品，都力图把国内远远吸收不了的商品推向国际市场，都在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发现新的市场而到处奔波；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劳动报酬，始终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多保持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不仅如此，随着技术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不仅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会失业，白领工人和具有高学历的毕业生也会被抛入失业大军。这里凸显了生产目的和实现手段、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资本和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诚然，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确有一些变化，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失灵了，而是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包括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的高消费、奢侈消费、借贷消费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使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的落后国家，也开始大量购买发达国家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从而部分地减低了发达国家生产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地连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政府的需求部分地代替居民的需求，以货币供给造成的虚假购买力部分地代替居民消费力的不足。这样一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变成了持续的高位运行和表面上的繁荣。但是，这不过是早该发生的轻度危机变成延后发生的重度危机，把有规律性的危机变成规律不明显的危机，把本来是自然发生的危机变成了人为干预下的危机。
当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看法是，这一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只是当金融危机影响和波及到企业和产业时才表现为经济危机。这不仅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把表面现象当成了本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单纯的金融问题，好像只是金融机构债权不能收回、造成大量不良资产、银行发生支付危机、金融机构之间拆借困难、银行面临破产境地、一家银行的破产殃及作为债权人的其他银行和企业，等等；但是，金融危机的背后则是经济危机。是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一百年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是从流通领域和信用关系上表现出来，表面上总是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并不因此就否定经济危机，或者颠倒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当然，金融危机毕竟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危机一旦发生，银根一旦全面缩紧，就很快从两方面反作用于企业和产业：一方面是购买力的普遍降低，一方面是流动资本的缺乏。而由此造成的失业率的上升，又会进一步降低购买力。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是：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生产和消费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竭力把这种内在矛盾推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美国表面上是为了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而实际上是把房地产业作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为了扩大普通居民对住房的购买力，而向他们提供具有很大风险的购房贷款——次级贷款；次级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被包装捆绑成优良资产向全世界出售，以致造成国际性的金融隐患；一旦大量次级贷款不能收回，潜在的金融危机就浮上水面了。可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次贷危机具有内生性，而金融监管的弱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只是加速该危机发生的外生因素”。不过，尽管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但内生的根本性因素，不能归结为“经济增长进程中长期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周期性规律”[28]，而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
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其过去少有或没有的特殊原因。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的话，那么，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毕竟有它的特殊原因。这就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关系发生了严重扭曲，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畸变，主要的是：(1)真正的货币(贵金属，主要是黄金)被单纯的价值符号(纸币)所取代，纸币的发行完全变成了任意的事情，变成了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好和主观意志；(2)同样是纸币的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美元既是本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3)作为国际货币的外汇储备以双重的身份存在：一方面以国际货币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存在于国内市场，它们都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从而形成双倍的购买力；(4)以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不仅无限扩张，不仅形成越来越庞大的虚假资本，而且越来越成为现实资本的主宰者，二者的关系被颠倒了；(5)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和花样翻新，不仅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而且可以成为纯粹投机和诈骗的工具，从而孕育和掩盖了巨大的金融风险；(6)没有实际交换价值(价值物)作抵押的信用贷款越来越多，可以形成规模巨大的虚假购买力和投资力；(7)长期实施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货币供给和政府需求代替居民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越来越同最终的消费需求相脱离；(8)全球的金融管理完全操纵在几个发达国家手里，特别是美国手里，而主要权力掌握在华尔街的大亨和高参手里；等等。所有这些特殊原因都包含在资本关系之中，因而都不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否定，而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展开和延伸。这种扭曲和畸变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结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人格化的资本和人格化资本的代理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寻找危机原因的时候，人们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由市场经济关系的人为扭曲和金融货币制度人为畸变造成的金融危机，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防止和避免的。防止和避免的根本途径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恢复商品、货币、价值形式的权威，避免虚假货币、空头信用、虚拟资本、诈骗工具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建立不受个别大国操纵的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
我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相对孤立发生的经济危机，还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有自身的原因。相对孤立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原因造成的，都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现行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产物。这种经济危机都是从全国性的投资过热开始的，都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极大推动和金融系统的极大支持。投资过热进而转化为经济过热，房地产价格和股市指数成为过热的主要晴雨表。经济过热总是导致乱占耕地、环境恶化、资源紧缺、通货膨胀，经济泡沫越来越多。抑制经济过热的力量和支撑经济过热的力量严重不成比例。能够抑制这种过热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来自广大居民对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怨声载道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对我们的惩罚。但是，抑制经济过热同样会支付可观的代价。在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时，又会造成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低迷、失业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等等。因此，总是遭到不少地方政府、信贷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利益集团、过热受益者的反对和抵制。结果，每一次宏观调控都难以使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从而变成持续的带病运行，即所谓“高位运行”。无论是处于膨胀阶段，还是处在收缩阶段，经济运行都处于不正常状态。生产过剩迫使企业竭力扩大外国市场，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国际社会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高位运行”状态就可以持续下去。问题是，如果正当实施从紧的经济政策时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1998年和2008年都是如此)，一瞬间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内部从紧的效应和外部冲击的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外向型产业就会首当其冲地陷入困境，进而传导到经济链条的其他企业和产业。因此，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这一危机本身严重的程度，而且取决于我国自身的特殊原因。我国的“投资饥饿症”和经济过热的发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体制根源。在认识方面，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结为高速增长，而不是以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以速度为中心的非科学发展方式在我国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所有的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资源配置政策、投资政策、基本产业政策、城乡政策、调控政策、等等——几乎都是以速度为转移的。在体制方面，基本问题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政府机构本身越来越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而政府不合理的定位总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准确的历史定位密切相关。因此，要避免再度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减低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当前，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瞻前顾后，政策力度必须适当，必须作成果和代价、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尤其不能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而“有病乱投医”，以致给以后带来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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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陆 焱
[关键词]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的类型；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经济危机的特殊原因
[中图分类号] A8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021-10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以“两个伟大发现”为基础，科学地分析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实质、根源和后果。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1]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在系统地考察和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危机借以产生的经济形式和一般可能性；危机的经济实质和表现形式；危机借以产生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危机带来的后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其中，最集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第十七章。有些学者以二战以后“情况变化”为理由，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甚至怀疑或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深入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道路上的市场经济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原因和特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不会过时。
一、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实践证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从而呈现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产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它之后，都不会发生这种经济危机。不言而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物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实践中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探索了落后国家(特别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落后国家)走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但并不认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不是以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种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危机，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产生出来的危机。他指出，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的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既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2]
马克思所考察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循环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以生产过剩为先导和特征性标志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性循环的一个阶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会发生资本过剩，但否认商品过剩和生产过剩。当代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会发生生产过剩，承认会发生衰退、萧条、低迷，承认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问题，或者至多把经济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其实，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最重要的是经济事实本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周期性循环的一个阶段，起始于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停滞和消沉。[3]恩格斯曾经描绘了经济危机发生时的各种现象，并概括了不断反复的周期性过程。他指出，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主要表现是：“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如此反复不已。[4]“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消失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5]现在，经济危机的表现和过去相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信息和技术条件的改善，以及跨国经营的发展，企业按订单生产成为主要的形式。因此，市场盈溢和商品积压更多地为产能过剩所取代。
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肯定和坚持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但是，当时并没有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没有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开来。因此认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当然，仅就特定意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确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出现了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又区分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作危机唯一形式就不符合实际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危机的具体形式、形成原因和它的经济内容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抛开危机的具体形式，那么，剩下来的经济内容就是：社会生产联系的断裂，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社会再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如果我们用危机的本质内容来衡量和判断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下，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基本产业结构扭曲，社会消费品奇缺，隐性通货膨胀严重。这种比例失调不同于商品生产普遍化条件下的比例失调，因为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企业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而恢复平衡。由此造成的后果也不是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而是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老百姓普遍挨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乃至处于崩溃的边缘。只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不过，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另一种形式的危机。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会发生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可见，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经济危机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只是由于发展道路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式不同，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危机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形式来说，对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来说，经济危机的作用并不是纯消极的。经济危机既是淘汰落后——落后的企业、落后的技术、落后的产品——的社会方式，也是挤出泡沫、揭穿假象、轻装前进的客观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起死回生的自救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反复发生的危机中发展的。
二、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以不同的经济形式为基础
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同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但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又是以不同经济形式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形式作基础，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发生。这里所说的经济形式，是指实现经济联系、交换劳动及其产品以及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不同的经济形式。
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包含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形态变化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作了不同层次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但是，一方面，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内在矛盾，从而包含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6]。“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仅仅因为一些商品生产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只卖不买，另外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仅仅由于有些债务人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信用链条就会中断，就会影响到债权人的资本周转和再生产。于是危机就会发生。“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但是，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还不是危机的原因。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7]不言而喻，如果不采取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只是经济危机的基础和载体，而不是经济根源；简单商品生产不会发生经济危机。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危机以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为基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交换主要存在于国家和城乡集体经济单位之间，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和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在其他场合，形式上的货币执行的是近似劳动券的职能，以这种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并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而是公有制经济内部分配关系的延伸。即使在商品交换的场合，价格也不是完全由价值决定和供求关系调节的。既然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为基础，那么，它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经济体制是以国家垄断和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只要国家的指导方针和经济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同样会发生经济危机。本来，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不仅不具备信息和技术条件，也不具备共同利益关系条件。所谓的计划经济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的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如果主观意志违背了客观规律——为了使我国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以速度为中心，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高积累、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政策，那么，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危机，不是以本来意义的计划经济为基础，而是以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为基础(虽然国家垄断和行政控制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就像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一样)。如果说第一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以商品生产的自然规律为基础，那么，第二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则是以违背这种自然规律为基础。这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并不包括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但包括在马克思的广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中。如果生产关系显著地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危机以双重关系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和一般的市场经济一样，商品、货币、价值形式是既定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它们同样采取了资本的运动形式，遵循资本的运动规律。因此，不仅同样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而且存在发生第一种类型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因此，后面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此之外，只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要非科学发展方式借以产生的体制基础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经济危机的发生就不仅仅同商品、货币、价值形式有关，不仅同资本的运动形式有关，而且同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和非科学发展的体制基础有关(关于这一点，留待后面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以双重经济关系为基础。
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限制造成的
如前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为基础，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表现。在马克思之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即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西斯蒙第的见解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他经常迟疑不决的是：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者力图把社会拉向倒退，或者企图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的办法来制服矛盾。[8]
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立的形式上扬弃了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而且形成了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0]总之，“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11]。”
经济危机是资本和劳动两种对抗因素发生冲突的周期性表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因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2]
经济危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而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却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3]
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力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首先，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社会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4]“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5]“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的增长。”[16]
生产力绝对发展和资本关系的冲突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指出，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否认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独特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17]“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生产过剩“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生产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18]
对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的依赖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如果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只能用于不变资本，或者相反，不能用于不变资本，那么，就会出现不变资本或者不能进入不变资本的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对外贸易，某国内以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和机器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部分，可以转化为别国中以个人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形式。因此，对外贸易消除了这种限制。所以，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因为这种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问某一定需要的满足情况如何。”交换价值对生产的统治，在单个人面前表现为这样：他的生产既不以他自己的需要为根据，也不直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商品只有转化为货币以后，才能转化为他本人的使用价值。但是，“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19]
资本周转的周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有关，但仅仅是它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0]
四、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从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是世界性的，至少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互相联系地同时发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两个重要因素和经济杠杆。
商人资本独立运动所创造的虚假需求和繁荣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由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商品资本独立化为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W和G分别代表商品和货币——引者注)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21]商人资本在创造虚假的需求的同时，也创造虚假的繁荣。商品资本W′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W′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生产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随着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不仅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会扩大，工人的个人消费也可能扩大。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22]诚然，商人资本本身不会单独制造经济危机，甚至在一定限度内，还会推迟危机爆发的时间，掩盖已经存在的危机。但是，商人资本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程度，扩大生产过剩的范围，可以把较小的周期较短的危机积累为较大的周期较长的危机。
信用制度是突破资本内在限制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总是受到资本积累和集中(积聚)程度的限制；商品的销售状况总是受到货币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的限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总是受到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限制。但是，在一定限度内，商业信用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23]“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股份公司的职业经理)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24]
五、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表现
如前所说，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相对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决定的就业状况和消费能力来说，生产能力太大了，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即所谓生产相对过剩。但是，生产过剩不在社会表面上，而且只是事后才被发现。因此，经济危机差不多总是首先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它们只是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
信用制度不仅孕育危机而且加剧已经发生的危机。本来，消费能力是产业资本再生产的界限。但是，信用制度(包括虚假信用)不仅可以使产业资本最大限度地突破这一界限，而且还可以扩大消费本身的界限。“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但是，“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25]于是，危机发生了。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设法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这时候，不是缺乏生产资本，而是生产资本过剩了。无论是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2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求用金属货币来结算。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国内就不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
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是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要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27]既然如此，所有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扩大贷款规模的做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六、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关系扭曲和金融制度畸变的结果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都没有过时。从理论上讲，到目前为止，尽管发达国家在生产力的要素结构、资本的组织形式、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国家参与社会经济的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并没有缓解和弱化，有时候反而更加强化和尖锐化了。这就更加说明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正确性。从实践上讲，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魔法般地生产数量庞大的商品，都力图把国内远远吸收不了的商品推向国际市场，都在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发现新的市场而到处奔波；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劳动报酬，始终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多保持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不仅如此，随着技术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不仅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会失业，白领工人和具有高学历的毕业生也会被抛入失业大军。这里凸显了生产目的和实现手段、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资本和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诚然，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确有一些变化，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发生经济危机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失灵了，而是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包括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的高消费、奢侈消费、借贷消费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使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的落后国家，也开始大量购买发达国家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从而部分地减低了发达国家生产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地连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政府的需求部分地代替居民的需求，以货币供给造成的虚假购买力部分地代替居民消费力的不足。这样一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变成了持续的高位运行和表面上的繁荣。但是，这不过是早该发生的轻度危机变成延后发生的重度危机，把有规律性的危机变成规律不明显的危机，把本来是自然发生的危机变成了人为干预下的危机。
当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看法是，这一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只是当金融危机影响和波及到企业和产业时才表现为经济危机。这不仅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把表面现象当成了本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单纯的金融问题，好像只是金融机构债权不能收回、造成大量不良资产、银行发生支付危机、金融机构之间拆借困难、银行面临破产境地、一家银行的破产殃及作为债权人的其他银行和企业，等等；但是，金融危机的背后则是经济危机。是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一百年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是从流通领域和信用关系上表现出来，表面上总是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并不因此就否定经济危机，或者颠倒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当然，金融危机毕竟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危机一旦发生，银根一旦全面缩紧，就很快从两方面反作用于企业和产业：一方面是购买力的普遍降低，一方面是流动资本的缺乏。而由此造成的失业率的上升，又会进一步降低购买力。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是：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生产和消费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竭力把这种内在矛盾推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美国表面上是为了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而实际上是把房地产业作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为了扩大普通居民对住房的购买力，而向他们提供具有很大风险的购房贷款——次级贷款；次级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被包装捆绑成优良资产向全世界出售，以致造成国际性的金融隐患；一旦大量次级贷款不能收回，潜在的金融危机就浮上水面了。可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次贷危机具有内生性，而金融监管的弱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只是加速该危机发生的外生因素”。不过，尽管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但内生的根本性因素，不能归结为“经济增长进程中长期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周期性规律”[28]，而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
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其过去少有或没有的特殊原因。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的话，那么，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毕竟有它的特殊原因。这就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关系发生了严重扭曲，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畸变，主要的是：(1)真正的货币(贵金属，主要是黄金)被单纯的价值符号(纸币)所取代，纸币的发行完全变成了任意的事情，变成了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好和主观意志；(2)同样是纸币的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美元既是本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3)作为国际货币的外汇储备以双重的身份存在：一方面以国际货币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存在于国内市场，它们都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从而形成双倍的购买力；(4)以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不仅无限扩张，不仅形成越来越庞大的虚假资本，而且越来越成为现实资本的主宰者，二者的关系被颠倒了；(5)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和花样翻新，不仅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而且可以成为纯粹投机和诈骗的工具，从而孕育和掩盖了巨大的金融风险；(6)没有实际交换价值(价值物)作抵押的信用贷款越来越多，可以形成规模巨大的虚假购买力和投资力；(7)长期实施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货币供给和政府需求代替居民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越来越同最终的消费需求相脱离；(8)全球的金融管理完全操纵在几个发达国家手里，特别是美国手里，而主要权力掌握在华尔街的大亨和高参手里；等等。所有这些特殊原因都包含在资本关系之中，因而都不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否定，而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展开和延伸。这种扭曲和畸变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结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人格化的资本和人格化资本的代理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寻找危机原因的时候，人们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由市场经济关系的人为扭曲和金融货币制度人为畸变造成的金融危机，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防止和避免的。防止和避免的根本途径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恢复商品、货币、价值形式的权威，避免虚假货币、空头信用、虚拟资本、诈骗工具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建立不受个别大国操纵的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
我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相对孤立发生的经济危机，还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有自身的原因。相对孤立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原因造成的，都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现行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产物。这种经济危机都是从全国性的投资过热开始的，都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极大推动和金融系统的极大支持。投资过热进而转化为经济过热，房地产价格和股市指数成为过热的主要晴雨表。经济过热总是导致乱占耕地、环境恶化、资源紧缺、通货膨胀，经济泡沫越来越多。抑制经济过热的力量和支撑经济过热的力量严重不成比例。能够抑制这种过热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来自广大居民对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怨声载道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对我们的惩罚。但是，抑制经济过热同样会支付可观的代价。在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时，又会造成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低迷、失业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等等。因此，总是遭到不少地方政府、信贷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利益集团、过热受益者的反对和抵制。结果，每一次宏观调控都难以使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从而变成持续的带病运行，即所谓“高位运行”。无论是处于膨胀阶段，还是处在收缩阶段，经济运行都处于不正常状态。生产过剩迫使企业竭力扩大外国市场，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国际社会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高位运行”状态就可以持续下去。问题是，如果正当实施从紧的经济政策时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1998年和2008年都是如此)，一瞬间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内部从紧的效应和外部冲击的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外向型产业就会首当其冲地陷入困境，进而传导到经济链条的其他企业和产业。因此，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这一危机本身严重的程度，而且取决于我国自身的特殊原因。我国的“投资饥饿症”和经济过热的发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体制根源。在认识方面，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结为高速增长，而不是以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以速度为中心的非科学发展方式在我国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所有的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资源配置政策、投资政策、基本产业政策、城乡政策、调控政策、等等——几乎都是以速度为转移的。在体制方面，基本问题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政府机构本身越来越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而政府不合理的定位总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准确的历史定位密切相关。因此，要避免再度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减低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当前，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瞻前顾后，政策力度必须适当，必须作成果和代价、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尤其不能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而“有病乱投医”，以致给以后带来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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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陆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