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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这是为何？
诉诸武力：古代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
大致而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七雄逐鹿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三国对峙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第三次是由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四次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五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统一。
这些统一斗争有一个带共性的实现统一的基本模式：政治相对占有优势、军事力量相对强大、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正确的一方，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历代实现国家統一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的内在原因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历史表明，亡国之君的命运总是极其悲惨的，很少能逃脱受辱横死的下场。即便是以宽仁著名的宋太祖，在对待南唐后主李煜时，也竭尽凌辱、折磨之能事，最终以“牵机药”鸩杀了结。因此，君主们一旦预感到亡国后的悲惨命运，就自然而然要负隅顽抗，苦苦挣扎。于是用武力最终解决统一问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了。
当然，面临被统一的一方仅有抵抗的意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统治者自认为尚具有抵抗的一定资本。这首先是他们还掌握着一支可用于沙场决一雌雄的军队，与敌周旋；其次是他们可以利用江河大湖的险阻，抵挡住敌方的进军；再如某些兵种（舟师）在本土作战，易发挥特殊的优势等。
这方面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东吴之所以顽固抵抗西晋的统一压力，就是仗恃着自己拥有长江天险，且舟师实力较为强大；南朝陈国的情况亦相仿，其抗拒王师、维系分裂的主要资本，同样是“恃九江五湖之险”。认为倚仗这些地理上的优势条件可以防守自固，免于灭亡之厄。至于蜀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在面临覆灭的形势时，也无不企图凭借地理环境、水师实力等等以作困兽之斗。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从事统一大业的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等，但这仅仅是作为口号用以鼓舞士气、瓦解敌方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统一目标这一点上。
如孙子倡导“全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最重视的却是“战胜”。这在历代统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和平统一是旗帜，武力统一才是现实。
“无限战争”与“有限战争”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下，实施统一的一方还往往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家统一的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实现统一的目标。在历史上像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不得不自刎乌江；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尽歼敌之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的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彻底粉碎陈朝方面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都是这类“无限战争”在统一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
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于是在具体的战略实施过程中，采取文武并用，恩威兼施，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胜利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例如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势如破竹，兵临建业（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濬、司马伷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再如北宋灭南唐之役中，宋军在歼灭南唐军主力，攻占采石等战略要地，渡过长江，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后，赵匡胤遂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诸将暂缓攻城，遣归南唐使者李从镒劝说李煜投降。此事虽最终未成，但北宋统治者以战迫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思路却是殊为清晰的。
然而无论是从事“无限战争”也好，开展“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国家统一大业完成过程中，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观察报》2004.5.16等）
诉诸武力：古代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
大致而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七雄逐鹿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三国对峙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第三次是由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四次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五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统一。
这些统一斗争有一个带共性的实现统一的基本模式：政治相对占有优势、军事力量相对强大、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正确的一方，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历代实现国家統一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的内在原因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历史表明，亡国之君的命运总是极其悲惨的，很少能逃脱受辱横死的下场。即便是以宽仁著名的宋太祖，在对待南唐后主李煜时，也竭尽凌辱、折磨之能事，最终以“牵机药”鸩杀了结。因此，君主们一旦预感到亡国后的悲惨命运，就自然而然要负隅顽抗，苦苦挣扎。于是用武力最终解决统一问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了。
当然，面临被统一的一方仅有抵抗的意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统治者自认为尚具有抵抗的一定资本。这首先是他们还掌握着一支可用于沙场决一雌雄的军队，与敌周旋；其次是他们可以利用江河大湖的险阻，抵挡住敌方的进军；再如某些兵种（舟师）在本土作战，易发挥特殊的优势等。
这方面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东吴之所以顽固抵抗西晋的统一压力，就是仗恃着自己拥有长江天险，且舟师实力较为强大；南朝陈国的情况亦相仿，其抗拒王师、维系分裂的主要资本，同样是“恃九江五湖之险”。认为倚仗这些地理上的优势条件可以防守自固，免于灭亡之厄。至于蜀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在面临覆灭的形势时，也无不企图凭借地理环境、水师实力等等以作困兽之斗。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从事统一大业的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等，但这仅仅是作为口号用以鼓舞士气、瓦解敌方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统一目标这一点上。
如孙子倡导“全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最重视的却是“战胜”。这在历代统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和平统一是旗帜，武力统一才是现实。
“无限战争”与“有限战争”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下，实施统一的一方还往往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家统一的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实现统一的目标。在历史上像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不得不自刎乌江；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尽歼敌之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的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彻底粉碎陈朝方面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都是这类“无限战争”在统一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
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于是在具体的战略实施过程中，采取文武并用，恩威兼施，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胜利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例如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势如破竹，兵临建业（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濬、司马伷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再如北宋灭南唐之役中，宋军在歼灭南唐军主力，攻占采石等战略要地，渡过长江，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后，赵匡胤遂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诸将暂缓攻城，遣归南唐使者李从镒劝说李煜投降。此事虽最终未成，但北宋统治者以战迫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思路却是殊为清晰的。
然而无论是从事“无限战争”也好，开展“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国家统一大业完成过程中，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观察报》2004.5.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