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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读了《山海经》之后写下的诗句。回顾我当记者20多年来针对公务接待中的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和不自量力的抗争，就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这几句诗。我觉得自己有时就是“衔微木”以填沧海的精卫、“舞干戚”苦斗天神的刑天，力量微小却斗志不减，即使遍体鳞伤，也不想退缩，颇有点悲壮的意味。如今，当我看到了中央的有关规定，看到了自己希望达到的结果，更是百感交集。
最近，中央公布了新修订的以根治公务接待顽疾、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为目标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此之前，财政部等3部门已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看了那些既全面又具体、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的新规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自当记者以来我对公务接待活动中的问题曾给予了持续的关注，采写并发表了大量相关报道，也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提建议与中央现在的精神也基本吻合。中央的新规定，正是我多年来努力并希望看到的结果。
也许，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我是近二三十年来对公务接待问题关注最早、关注最多、关注最久的记者之一。关注公务接待问题，几乎贯穿了我记者生涯的始终。
1986年8月，我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件事。那时，我当记者还没有多长时间。在基层采访时，我与北京一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在一个山区县的招待所里不期而遇了。老实说，那次我是被招待所赶出来的，因为一下子来人太多，招待所一时住不下了，我便被临时赶了出来。等这一拨人走后，我又住下了。正因为是被临时赶走，这个公务接待活动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了解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北京出来时只带了两名随从。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级级有人陪同，陪同人员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我在招待所里看到的已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了。记得我当时特意数了一下，发现大小汽车竟有6辆、陪同人员竟有26名！我当即展开采访，请同样被赶出来的、来自北京的几位科技人员发表看法。随后，我便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瓜”劲，写出了火药味很浓的报道《这样“滚雪球”怎么得了？！》。当时，记者站的老站长看了这篇字数不多却锋芒毕露的稿件连连摇头。他对我说，这样的东西，报纸是不会登的。为了不打击我的积极性，他还是同意我把它寄回报社。出乎意料，仅仅几天后，编辑部就在8月17日的《光明日报》头版登出了这篇报道。随后，我接到了读者赞同的来信。不久，这篇报道又被评为省级好新闻二等奖，这给了我很大鼓舞。
小试锋芒，让我树立了信心，这方面的报道也逐渐多起来。看来，有些问题，不是不能碰，而是如何碰，就看我们碰得是否得当、是否到位、是否掌握了分寸、是否选好了角度、是否站对了立场。
1994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我采写的通讯《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这也是根据我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采写的。为了接待上级机关来人，许多县级领导分头行动，但还是常常“拉不开栓”，接待活动不仅挤占了基层的经费，而且占用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我在文中明确提出：“接待上应有制度约束，工作餐要有标准，陪同的规格要有规定，不许任意突破，要以党纪政纪来检查监督……不要把基层当作游玩、散心的乐园和‘打秋风’的地方！”这篇东西当即被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被一些文摘类报刊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当天，福建省一位市领导在听了中央电台的转播后，对正在那里采访的光明日报驻福建记者陈有仁说，你们光明日报今天发了一篇很好的报道，反映了我们的苦衷和心声（此事是陈有仁在开记者会时当面告知的）！
针对地界迎送愈演愈烈的问题，我写了一篇评论《地界迎送何时了》，刊登在1995年2月12日《光明日报》头版上。
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五人自青海、甘肃来到宁夏。在临别时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有一段令人目瞪口呆的发言：“西北地区那么穷，为什么还要这么铺张？能不能省下搞接待的钱干点正事？……这么一个规模不大的考察活动，是否要那么多人陪同？考察的和陪同的人是否都要坐小车？这里面有没有浪费？有没有可以节省的呢？……我们是来工作的，并不需要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需要顿顿大鱼大肉上酒上饮料。”我在座谈会现场飞快地记下这些话，并以《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为题写成一篇现场特写，刊登在7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特写的后面，我还特别加了一段“记者附言”，以作补充和点睛。我在“附言”中写道：“据了解，这次接待政协调研组与以往的接待活动相比，并没什么过分之处。梁从诫委员所谈的这些情况，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接待活动要改进，但这种改进应自上而下来进行，既要靠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又要靠纪律和制度。”这些提法，不敢说有先见之明，但也确实点到了要害，当时，公务接待中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仅有千余字的特写在《光明日报》头版一露面，就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中央电台在当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进行了转播，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早间、午间、晚间新闻节目中连播三次，全国有百余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报刊文摘》《文摘》等文摘类报刊甚至在头版头条进行转载。据此发表评论的也不少。光明日报一位副总编辑说，好久没见到这么好的报道了。1995年第9期《中国记者》杂志专门载文给予高度评价（作者为我未曾谋面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在文章的后面，《中国记者》编辑部还特意附上了我的原文，以供阅读。1996年，我又在另一家报纸上发出指向更明确的报道：《迎来送往莫搞庸俗化》。2013年2月19日，我在采访到最新情况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记者来信：《迎来送往何必要到边界》。
一个时期以来，名目繁多的协作会、交流会、研讨会、工作会、年会、片会“搅得周天寒彻”，有的轮流坐庄会，年复一年，无尽无休，搞得许多单位、个人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我在报道中写道：“办会者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赴会者千里迢迢，不辞劳苦。”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许多这类会议已成为公款消费、公款旅游的“避风港”。于是，我采写了一篇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报道：《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载于1996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我在报道中概括了这类活动的7个特点：轮流坐庄，今年你接待我，明年我接待你；接待上形成相互攀比，波逐浪高，你接待我很大方，轮到我接待你时绝不能寒酸；会议选在最好地点、最佳季节；一般都安排旅游参观；都安排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有瓜果招待并馈赠纪念品；与会者所在单位交纳高额“会务费”，羊毛出在羊身上；会议结束时定好下次承办单位。这篇报道受到光明日报编辑部的高度重视，不仅登在了头版，而且登上了头条，编辑部还特意加了一段引题。稿件见报立即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转播、转载。大约在半年以后，中央有关部门下达了不得到十几个风景名胜区开会的“禁令”。我不知道这个“禁令”是否与我的这篇报道有关，我更不敢说是我的报道催生了这个“禁令”，我只能说我为此出过一点力。 我心里清楚，一篇报道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一篇报道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一种久治不愈的“痼疾”。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应该继续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99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名牌栏目“求实篇”上发表一篇评论《轮流坐庄到几时？》几年后，我又采写了更为详实的报道《轮流做东的“片会”可以休矣》，配发“编者按”（也出自我手）刊登在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的头版（此文获光明日报年度好新闻二等奖），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在一些会议上，我发现，有些会议不顾效果、不讲效益，花钱却没有限定，甚至成为无底洞。有些会议开完了，钱也花了，但开得如何却没有人去管，更没有人检查、审计、监督。有些会议甚至借开会之名、行公款消费之实。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我应该揭露其中的问题，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1995年6月6日，我在《光明日报》的“社会看台”栏目发表述评《会议开支有谱没谱？》。1997年6月20日，我又在《光明日报》当时开设的“周五随笔”栏目上发了一篇述评《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这里，我第一次提出“会议质量”这个概念。此后，我围绕这个问题相继发表了《会，都“货真价实”吗？》《会议岂能“注水”？》《谁来审计监督会议？》《莫往会议里“注水”》《请勿乱用“注水术”》《挤干会议的“水分”》等。
此外，我还采写并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言论，如：《机关工作也要讲效益》（此文被中央电台“新闻纵横”栏目全文广播）《呼唤政务监督》《不要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少搞应酬，多干实事》《应酬过多非好事》《刹公款吃喝任重而道远》《讲话稿该由谁写？》《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儿？》《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等。2013年，我又就此采写了《有必要印那么多豪华宣传品吗？》《进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热该降温了！》《接待手册需要这么考究吗？》等针砭时弊的“记者来信”。
当然，我不是只有揭露、批评和呼吁。出于同样的理念和愿望，我对这方面好的做法更是不吝笔墨，也曾采写过大量的报道。如：《为“瘦身”的会议叫好》《奠基典礼就该怎么办》《10分钟的典礼》《宁夏：轻车简从树新风》《不落俗套的捐赠仪式》《中阿博览会很会“抠”》等。
采写这类稿件，除了要有胆有识、有社会责任感外，还要有新闻敏感，要随时随地地捕捉线索，注意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题材，有时还要有点逆向思维，否则，对很多事物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就可能漏掉新闻，也就失去了舆论监督的机会。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二十多年来，我为揭露公务接待中的问题、纠正公务接待中的不正之风不遗余力，做了一名记者所应该做的、所能做的点滴小事，我的报道引起过广泛关注，也让我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但我无怨无悔。
最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一些公务接待活动出现了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现象，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样明确的提法，是过去所没有的。
我欣喜地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且出台了很有力度的新规，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纠正举措。我相信，我所反映的问题也会很快解决，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
（作者系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
责任编辑：徐树雄
最近，中央公布了新修订的以根治公务接待顽疾、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为目标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此之前，财政部等3部门已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看了那些既全面又具体、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的新规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自当记者以来我对公务接待活动中的问题曾给予了持续的关注，采写并发表了大量相关报道，也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提建议与中央现在的精神也基本吻合。中央的新规定，正是我多年来努力并希望看到的结果。
也许，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我是近二三十年来对公务接待问题关注最早、关注最多、关注最久的记者之一。关注公务接待问题，几乎贯穿了我记者生涯的始终。
1986年8月，我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件事。那时，我当记者还没有多长时间。在基层采访时，我与北京一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在一个山区县的招待所里不期而遇了。老实说，那次我是被招待所赶出来的，因为一下子来人太多，招待所一时住不下了，我便被临时赶了出来。等这一拨人走后，我又住下了。正因为是被临时赶走，这个公务接待活动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了解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北京出来时只带了两名随从。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级级有人陪同，陪同人员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我在招待所里看到的已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了。记得我当时特意数了一下，发现大小汽车竟有6辆、陪同人员竟有26名！我当即展开采访，请同样被赶出来的、来自北京的几位科技人员发表看法。随后，我便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瓜”劲，写出了火药味很浓的报道《这样“滚雪球”怎么得了？！》。当时，记者站的老站长看了这篇字数不多却锋芒毕露的稿件连连摇头。他对我说，这样的东西，报纸是不会登的。为了不打击我的积极性，他还是同意我把它寄回报社。出乎意料，仅仅几天后，编辑部就在8月17日的《光明日报》头版登出了这篇报道。随后，我接到了读者赞同的来信。不久，这篇报道又被评为省级好新闻二等奖，这给了我很大鼓舞。
小试锋芒，让我树立了信心，这方面的报道也逐渐多起来。看来，有些问题，不是不能碰，而是如何碰，就看我们碰得是否得当、是否到位、是否掌握了分寸、是否选好了角度、是否站对了立场。
1994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我采写的通讯《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这也是根据我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采写的。为了接待上级机关来人，许多县级领导分头行动，但还是常常“拉不开栓”，接待活动不仅挤占了基层的经费，而且占用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我在文中明确提出：“接待上应有制度约束，工作餐要有标准，陪同的规格要有规定，不许任意突破，要以党纪政纪来检查监督……不要把基层当作游玩、散心的乐园和‘打秋风’的地方！”这篇东西当即被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被一些文摘类报刊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当天，福建省一位市领导在听了中央电台的转播后，对正在那里采访的光明日报驻福建记者陈有仁说，你们光明日报今天发了一篇很好的报道，反映了我们的苦衷和心声（此事是陈有仁在开记者会时当面告知的）！
针对地界迎送愈演愈烈的问题，我写了一篇评论《地界迎送何时了》，刊登在1995年2月12日《光明日报》头版上。
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五人自青海、甘肃来到宁夏。在临别时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有一段令人目瞪口呆的发言：“西北地区那么穷，为什么还要这么铺张？能不能省下搞接待的钱干点正事？……这么一个规模不大的考察活动，是否要那么多人陪同？考察的和陪同的人是否都要坐小车？这里面有没有浪费？有没有可以节省的呢？……我们是来工作的，并不需要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需要顿顿大鱼大肉上酒上饮料。”我在座谈会现场飞快地记下这些话，并以《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为题写成一篇现场特写，刊登在7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特写的后面，我还特别加了一段“记者附言”，以作补充和点睛。我在“附言”中写道：“据了解，这次接待政协调研组与以往的接待活动相比，并没什么过分之处。梁从诫委员所谈的这些情况，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接待活动要改进，但这种改进应自上而下来进行，既要靠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又要靠纪律和制度。”这些提法，不敢说有先见之明，但也确实点到了要害，当时，公务接待中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仅有千余字的特写在《光明日报》头版一露面，就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中央电台在当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进行了转播，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早间、午间、晚间新闻节目中连播三次，全国有百余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报刊文摘》《文摘》等文摘类报刊甚至在头版头条进行转载。据此发表评论的也不少。光明日报一位副总编辑说，好久没见到这么好的报道了。1995年第9期《中国记者》杂志专门载文给予高度评价（作者为我未曾谋面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在文章的后面，《中国记者》编辑部还特意附上了我的原文，以供阅读。1996年，我又在另一家报纸上发出指向更明确的报道：《迎来送往莫搞庸俗化》。2013年2月19日，我在采访到最新情况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记者来信：《迎来送往何必要到边界》。
一个时期以来，名目繁多的协作会、交流会、研讨会、工作会、年会、片会“搅得周天寒彻”，有的轮流坐庄会，年复一年，无尽无休，搞得许多单位、个人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我在报道中写道：“办会者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赴会者千里迢迢，不辞劳苦。”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许多这类会议已成为公款消费、公款旅游的“避风港”。于是，我采写了一篇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报道：《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载于1996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我在报道中概括了这类活动的7个特点：轮流坐庄，今年你接待我，明年我接待你；接待上形成相互攀比，波逐浪高，你接待我很大方，轮到我接待你时绝不能寒酸；会议选在最好地点、最佳季节；一般都安排旅游参观；都安排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有瓜果招待并馈赠纪念品；与会者所在单位交纳高额“会务费”，羊毛出在羊身上；会议结束时定好下次承办单位。这篇报道受到光明日报编辑部的高度重视，不仅登在了头版，而且登上了头条，编辑部还特意加了一段引题。稿件见报立即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转播、转载。大约在半年以后，中央有关部门下达了不得到十几个风景名胜区开会的“禁令”。我不知道这个“禁令”是否与我的这篇报道有关，我更不敢说是我的报道催生了这个“禁令”，我只能说我为此出过一点力。 我心里清楚，一篇报道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一篇报道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一种久治不愈的“痼疾”。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应该继续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99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名牌栏目“求实篇”上发表一篇评论《轮流坐庄到几时？》几年后，我又采写了更为详实的报道《轮流做东的“片会”可以休矣》，配发“编者按”（也出自我手）刊登在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的头版（此文获光明日报年度好新闻二等奖），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在一些会议上，我发现，有些会议不顾效果、不讲效益，花钱却没有限定，甚至成为无底洞。有些会议开完了，钱也花了，但开得如何却没有人去管，更没有人检查、审计、监督。有些会议甚至借开会之名、行公款消费之实。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我应该揭露其中的问题，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1995年6月6日，我在《光明日报》的“社会看台”栏目发表述评《会议开支有谱没谱？》。1997年6月20日，我又在《光明日报》当时开设的“周五随笔”栏目上发了一篇述评《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这里，我第一次提出“会议质量”这个概念。此后，我围绕这个问题相继发表了《会，都“货真价实”吗？》《会议岂能“注水”？》《谁来审计监督会议？》《莫往会议里“注水”》《请勿乱用“注水术”》《挤干会议的“水分”》等。
此外，我还采写并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言论，如：《机关工作也要讲效益》（此文被中央电台“新闻纵横”栏目全文广播）《呼唤政务监督》《不要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少搞应酬，多干实事》《应酬过多非好事》《刹公款吃喝任重而道远》《讲话稿该由谁写？》《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儿？》《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等。2013年，我又就此采写了《有必要印那么多豪华宣传品吗？》《进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热该降温了！》《接待手册需要这么考究吗？》等针砭时弊的“记者来信”。
当然，我不是只有揭露、批评和呼吁。出于同样的理念和愿望，我对这方面好的做法更是不吝笔墨，也曾采写过大量的报道。如：《为“瘦身”的会议叫好》《奠基典礼就该怎么办》《10分钟的典礼》《宁夏：轻车简从树新风》《不落俗套的捐赠仪式》《中阿博览会很会“抠”》等。
采写这类稿件，除了要有胆有识、有社会责任感外，还要有新闻敏感，要随时随地地捕捉线索，注意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题材，有时还要有点逆向思维，否则，对很多事物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就可能漏掉新闻，也就失去了舆论监督的机会。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二十多年来，我为揭露公务接待中的问题、纠正公务接待中的不正之风不遗余力，做了一名记者所应该做的、所能做的点滴小事，我的报道引起过广泛关注，也让我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但我无怨无悔。
最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一些公务接待活动出现了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现象，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样明确的提法，是过去所没有的。
我欣喜地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且出台了很有力度的新规，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纠正举措。我相信，我所反映的问题也会很快解决，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
（作者系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
责任编辑：徐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