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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帕克斯·斯诺的力作。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评价说：“《西行漫记》是经典性报告文学的样本。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是一位英姿焕发的红军小号手。迎着朝阳。吹奏着前进的号角。他是谁?为什么斯诺偏偏选中了他?图片发生在什么时间、地点?他与《西行漫记》一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谜团一直到60年后才被解开。
这个红军小号手叫谢立全。谢立全(1917-1973)，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师青年科科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珠江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就是那个小号手”
一面迎风飘扬、写有“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旗中间是镰刀斧头，一个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举止间透出英武、坚毅与果敢。这就是《西行漫记》一书封面简洁明了而又寓意深刻的核心内容。
就是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着红军的长征与西征，响彻着民族解放的“抗战之声”，象征着红军战士的前仆后继、英勇不屈。正是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得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一连串的名字变得举世皆知，并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与诽谤。
1972年2月，斯诺逝世。为纪念这位中国的友人。当年第五期《人民画报》整整用了四页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唁电、斯诺的生平以及斯诺在1936年拍摄的部分照片，其中包括名为“抗战之声”的《西行漫记》的封面照片。
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寻找红军小号手热。经过多人长期的艰难调查以及查阅大量革命回忆录、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采访参加过西征的萧华、杨得志、萧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虽然大家都非常熟悉红军小号手的照片，一致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可谁也说不出红军小号手到底是谁。
也就是在这年5月。正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的谢立全，看了《人民画报》后，在信中告诉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的妻子：“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就是我，这可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并简要讲述了照片的拍摄经过。以后很多人向他谈及此事，他除了淡淡一笑外，不做任何声张。原来，正是由于谢立全的谦虚与守口如瓶，才使得真相鲜为人知。
1972年底，谢立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因怀念那段历史，也为了教育子女，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弥留之际告诫子女：“这张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谢立全逝世后，为了却其心愿，也为永久纪念，他的家人将照片嵌于骨灰盒上并一直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间转眼过去20多年，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为筹拍一部纪念红军长征的纪录片，摄制组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意外地看到了这幅照片和谢立全写给妻子的信的影印件，并陆续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出于感动，也为还原历史，终于在片中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斯诺与《西行漫记》
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西征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西方一些反动媒体的造谣、诽谤和中伤，使许多人对红军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心存疑惑，其中也包括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帕克斯·斯诺。为了揭开这个谜，以便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报道，斯诺决定远涉重洋，到中国去对红军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
为了能到陕北，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而此时红军为粉碎谣言，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获得民众与国际支持，也正迫切需要真诚的西方记者前来访问。
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京，经郑州、安塞，秘密进入了苏区，首先与周恩来等在百家坪红军东线前沿指挥所长谈了两天。并拟定了为期99天的苏区采访计划。内容包括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名单等。当时斯诺还认为时间安排得太长，觉得没有什么可看。1936年7月，斯诺在宁夏豫旺堡西征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徐海东、陈赓、杨勇、杨得志、萧华等红军指挥员，共历时两个月。行程千里，途经十多个县镇。9月22日到达延安，与毛泽东等共同度过了十几个日日夜夜。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笔记和30多卷胶卷回到北京，全心撰写书稿，准备带到国外发表。翌年7月，书稿完成后，斯诺初拟书名为《红军访问记》《陕北纪行》《红星在中国》，最后确定为《红星在中国》。10月，在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时，由于翻译、排版的疏忽，书名被错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一失误，却让世人及斯诺拍案叫绝。
由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真实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领袖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因此一问世便轰动了世界。在英国连续刊印了五版，发行达十几万册。在美国成为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紧接着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
为使中国同胞也能看到此书，以进一步了解和支持红军。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成员胡愈之，在斯诺处看到英国出版的样书后，于1938年2月，请人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苏区时，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誉斯诺：《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从而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关怀、支持和援助，同时也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
斯诺与谢立全
1936年6月，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宁夏、甘肃，以扩大新根据地，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红军各种物资非常匮乏，指战员的军装显得相当破旧。8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掠走了红军筹集的200头羊、100多头牛以及做棉衣的布匹、棉花。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另外两个连，分两路袭击国民党军队，不仅夺回了全部被掠物资，还缴获了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还奖励了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到达了宁夏西征军总部驻地 豫旺堡，开始采访红军指战员。
除文字采访之外，斯诺还想拍摄大量的新闻照片，尤其是象征红军这一中国抗日先锋队的照片。于是，他常常背着相机到处寻觅。
一天，斯诺来到红军驻地。学员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训练，而穿着新军装、全副武装的谢立全刚好在飘扬的军旗下，迎着朝阳，吹着冲锋号。“声、色”俱全的精彩画面，立刻让斯诺激情大发，他赶紧端起照相机，抓拍到了这一难得的瞬间，也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谢立全见斯诺给他拍照，便迎了上去。斯诺高兴地和他攀谈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记者先生，我叫谢立全。”谢立全一边回答一边敬礼。
“听口音，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西兴国人。”
“OK，OK!又遇到一个兴国人。在列宁室我见到第二师22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在甘肃河连渡医院里见到一个姓曾的兴国人。兴国人当红军的真多啊。”
斯诺慢慢了解到，谢立全12岁便参加了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司号员，后任过排长、连指导员和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等职。刚才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斯诺不断对谢立全竖起大拇指，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谢立全吹号的英姿及其回答与经历，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各种情结，斯诺便在《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这幅谢立全吹军号的照片，并取名为《抗战之声》。
不仅如此，斯诺还在采访时，对谢立全描述道：“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斯诺同样在《西行漫记》“红小鬼”一节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责任编辑 刘金旭
这个红军小号手叫谢立全。谢立全(1917-1973)，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师青年科科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珠江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就是那个小号手”
一面迎风飘扬、写有“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旗中间是镰刀斧头，一个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举止间透出英武、坚毅与果敢。这就是《西行漫记》一书封面简洁明了而又寓意深刻的核心内容。
就是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着红军的长征与西征，响彻着民族解放的“抗战之声”，象征着红军战士的前仆后继、英勇不屈。正是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得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一连串的名字变得举世皆知，并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与诽谤。
1972年2月，斯诺逝世。为纪念这位中国的友人。当年第五期《人民画报》整整用了四页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唁电、斯诺的生平以及斯诺在1936年拍摄的部分照片，其中包括名为“抗战之声”的《西行漫记》的封面照片。
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寻找红军小号手热。经过多人长期的艰难调查以及查阅大量革命回忆录、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采访参加过西征的萧华、杨得志、萧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虽然大家都非常熟悉红军小号手的照片，一致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可谁也说不出红军小号手到底是谁。
也就是在这年5月。正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的谢立全，看了《人民画报》后，在信中告诉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的妻子：“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就是我，这可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并简要讲述了照片的拍摄经过。以后很多人向他谈及此事，他除了淡淡一笑外，不做任何声张。原来，正是由于谢立全的谦虚与守口如瓶，才使得真相鲜为人知。
1972年底，谢立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因怀念那段历史，也为了教育子女，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弥留之际告诫子女：“这张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谢立全逝世后，为了却其心愿，也为永久纪念，他的家人将照片嵌于骨灰盒上并一直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间转眼过去20多年，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为筹拍一部纪念红军长征的纪录片，摄制组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意外地看到了这幅照片和谢立全写给妻子的信的影印件，并陆续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出于感动，也为还原历史，终于在片中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斯诺与《西行漫记》
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西征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西方一些反动媒体的造谣、诽谤和中伤，使许多人对红军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心存疑惑，其中也包括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帕克斯·斯诺。为了揭开这个谜，以便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报道，斯诺决定远涉重洋，到中国去对红军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
为了能到陕北，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而此时红军为粉碎谣言，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获得民众与国际支持，也正迫切需要真诚的西方记者前来访问。
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京，经郑州、安塞，秘密进入了苏区，首先与周恩来等在百家坪红军东线前沿指挥所长谈了两天。并拟定了为期99天的苏区采访计划。内容包括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名单等。当时斯诺还认为时间安排得太长，觉得没有什么可看。1936年7月，斯诺在宁夏豫旺堡西征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徐海东、陈赓、杨勇、杨得志、萧华等红军指挥员，共历时两个月。行程千里，途经十多个县镇。9月22日到达延安，与毛泽东等共同度过了十几个日日夜夜。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笔记和30多卷胶卷回到北京，全心撰写书稿，准备带到国外发表。翌年7月，书稿完成后，斯诺初拟书名为《红军访问记》《陕北纪行》《红星在中国》，最后确定为《红星在中国》。10月，在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时，由于翻译、排版的疏忽，书名被错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一失误，却让世人及斯诺拍案叫绝。
由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真实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领袖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因此一问世便轰动了世界。在英国连续刊印了五版，发行达十几万册。在美国成为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紧接着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
为使中国同胞也能看到此书，以进一步了解和支持红军。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成员胡愈之，在斯诺处看到英国出版的样书后，于1938年2月，请人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苏区时，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誉斯诺：《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从而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关怀、支持和援助，同时也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
斯诺与谢立全
1936年6月，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宁夏、甘肃，以扩大新根据地，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红军各种物资非常匮乏，指战员的军装显得相当破旧。8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掠走了红军筹集的200头羊、100多头牛以及做棉衣的布匹、棉花。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另外两个连，分两路袭击国民党军队，不仅夺回了全部被掠物资，还缴获了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还奖励了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到达了宁夏西征军总部驻地 豫旺堡，开始采访红军指战员。
除文字采访之外，斯诺还想拍摄大量的新闻照片，尤其是象征红军这一中国抗日先锋队的照片。于是，他常常背着相机到处寻觅。
一天，斯诺来到红军驻地。学员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训练，而穿着新军装、全副武装的谢立全刚好在飘扬的军旗下，迎着朝阳，吹着冲锋号。“声、色”俱全的精彩画面，立刻让斯诺激情大发，他赶紧端起照相机，抓拍到了这一难得的瞬间，也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谢立全见斯诺给他拍照，便迎了上去。斯诺高兴地和他攀谈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记者先生，我叫谢立全。”谢立全一边回答一边敬礼。
“听口音，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西兴国人。”
“OK，OK!又遇到一个兴国人。在列宁室我见到第二师22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在甘肃河连渡医院里见到一个姓曾的兴国人。兴国人当红军的真多啊。”
斯诺慢慢了解到，谢立全12岁便参加了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司号员，后任过排长、连指导员和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等职。刚才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斯诺不断对谢立全竖起大拇指，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谢立全吹号的英姿及其回答与经历，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各种情结，斯诺便在《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这幅谢立全吹军号的照片，并取名为《抗战之声》。
不仅如此，斯诺还在采访时，对谢立全描述道：“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斯诺同样在《西行漫记》“红小鬼”一节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