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的原题目很长：“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由于此诗的内容与凝碧池有关，所以后人也简称它为“凝碧诗”。
　　此诗的背景是这样的：安史之乱中，叛军攻陷长安、洛阳两京，唐玄宗出逃，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军俘获，他服药取痢，伪装得了哑病，试图避免与叛军合作。但这并没有起到作用。安禄山素闻王维大名，派人把他送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中，强迫他出任给事中一职。这成了王维一生的污点。
　　诗题里的“供奉人”，是指那些侍奉天子的词客艺人，譬如文士、乐工等。在安史之乱中，不少供奉人的命运与王维相同，也被叛军俘获。当时王维在拘禁中，好友裴迪来访，说起叛军在凝碧池上设宴，强迫故唐的乐工奏乐。有一位名叫雷海青的乐工，将乐器投掷在地上，西向痛哭。叛军见状，马上将他肢解，以此威慑那些心向李唐之人。王维知道此事后，心中悲愤，向裴迪口占了这首诗。
　　安史之乱平息之后，唐朝对那些曾经出任伪职的人逐一论罪。王维也在待罪之列，但因为写了这首诗，打动了唐肃宗，同时弟弟王缙也请求削去刑部侍郎一职，为兄长赎罪。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王维得到了唐肃宗的赦免。
　　王维信佛，世所周知。章太炎的《国学概论》有这么一个说法，“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这里所说的“猖狂”，不是今日通行意义里的“狂妄”意思，而是取《庄子》“猖狂，不知所往”之意，即“不知道往哪里去”。章太炎这是在批评王维在重大人生节点上不知何去何从，以致失身事贼。
　　章太炎这番话是符合身份之语，因为章氏本人精研佛理，品格也非常峻洁，经得起这句话的反诘。对于王维来说，这也不算是苛刻之论。唐代宗时，王缙成了宰相，代宗喜爱文学，常向王索取乃兄的诗：“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王维当时的诗名有多高。
　　一个深受一国文化礼敬的人，也意味着承担了一国文化对他的责望。中国文化素重气节，然而王维却在大变来临之时，气节有亏，自己事后也引以为耻，自然也不能逃过后人的批评。后人若是赞赏他的这一选择，则只能意味着王维一人成功了，同时中国文化失败了。
　　不过，对于作为具体生命的王维来说，他的这一表现又不宜被深责。毕竟人生之难，最在一死。当白刃加于眼前的时候，要求人就死殉节，是不近人情的。从古至今，不知多少虚伪与惨剧，就在这些严苛的要求中发生。
　　从人生痕迹来看，王维绝非无行之人，他受过贤相张九龄的提拔，当张九龄因李林甫的谗害而被贬到荆州之后，他写下《寄荆州张丞相》一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这首诗情致深长，暖人心脾，可见王维心性之淳良。他投降安禄山，也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生死所迫，为人生最不得已之举。
　　中国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既重气节，也行恕道。重气节是立下做人的大本，行恕道则避免了咄咄逼人。后人评价王维，很少以死相责，也并没有因为他投降安禄山一事而抹杀了他的诗歌成就，这是对他行恕道的表现。
　　关于王维的诗作，胡应麟的评价最为得当：“众体皆工，而不免为名家。”不予王维大家之目。清人张谦宜点评凝碧诗说：“此谓怨而不怒。”这看上去是赞美，实际上恰恰是王维的弱点：能怨而不能怒。古来衡定文学成就，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就文字功夫而论的，还要看人的力量。王维的生命气格偏柔弱，这能助他免去祸灾，却不能振动人心，宜乎他的作品在当世享有盛誉，在历史上却只能退居二流，不能与屈原、陶渊明、杜甫这些大家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