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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声中浮沉着杯盘碰撞响。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中英文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病疾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的悲观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
林徽因改变其一生
美丽聪慧的林徽因对梁思成的一生有莫大影响。
1920年，据说是为摆脱徐志摩的追求，林长民带着林徽因从英国回到了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了17岁的林徽因。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女子站在他面前，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说：“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就这样，两人因建筑而走近。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非常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恰好在这时，梁启超给梁思成寄了一本新近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古人的智慧令他惊叹，他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志向。
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
为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需要更广泛的搜集资料，梁思成与林徽因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1934年通过实地调查与测绘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梁思成的第一部著作。他把中国清代的建筑样式、结构、装饰做了科学的分析并用现代建筑的图表示出来，使后人对古建筑有了科学的认识。1945年，二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问世，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与西方建筑进行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
国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国徽主要设计者之一。
1949年7月，全国政协成立后，立即公开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的图案及国歌词谱。国徽征稿结束时，共收到900多件设计图案，但都未被选中，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那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都不太好，几乎轮流生病，但他们还是和大家一遍遍修改图案，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徽设计中心。经过几个月不分昼夜的奋战，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终评的前一天双双病倒了。
梁思成的名字，还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梁思成得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建起了大比例的模型，显示为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巨型石碑。眼见这一模型即将付诸实施，他焦急万分，带病给北京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他的意见受到了彭真的重视，后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基本采用了梁思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有极高独创性的构思。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庄严、凝重，又不失雅致和优美，它大致来自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
致力保护北京老城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经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随着古建筑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冲突愈来愈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梁思成热”。
早在1950年2月，梁思成就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如今，斯城不在，我们只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它的怀念了。
编辑 朱国伟
——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的悲观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
林徽因改变其一生
美丽聪慧的林徽因对梁思成的一生有莫大影响。
1920年，据说是为摆脱徐志摩的追求，林长民带着林徽因从英国回到了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了17岁的林徽因。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女子站在他面前，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说：“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就这样，两人因建筑而走近。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非常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恰好在这时，梁启超给梁思成寄了一本新近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古人的智慧令他惊叹，他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志向。
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
为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需要更广泛的搜集资料，梁思成与林徽因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1934年通过实地调查与测绘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梁思成的第一部著作。他把中国清代的建筑样式、结构、装饰做了科学的分析并用现代建筑的图表示出来，使后人对古建筑有了科学的认识。1945年，二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问世，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与西方建筑进行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
国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国徽主要设计者之一。
1949年7月，全国政协成立后，立即公开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的图案及国歌词谱。国徽征稿结束时，共收到900多件设计图案，但都未被选中，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那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都不太好，几乎轮流生病，但他们还是和大家一遍遍修改图案，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徽设计中心。经过几个月不分昼夜的奋战，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终评的前一天双双病倒了。
梁思成的名字，还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梁思成得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建起了大比例的模型，显示为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巨型石碑。眼见这一模型即将付诸实施，他焦急万分，带病给北京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他的意见受到了彭真的重视，后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基本采用了梁思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有极高独创性的构思。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庄严、凝重，又不失雅致和优美，它大致来自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
致力保护北京老城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经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随着古建筑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冲突愈来愈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梁思成热”。
早在1950年2月，梁思成就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如今，斯城不在，我们只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它的怀念了。
编辑 朱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