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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总体软实力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互动的频繁，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上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本文从西方世界压力、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担忧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问题等三个方面剖析了这些制约因素。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对外政策 发展中国家 软实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强劲崛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从中国本身面临的外交挑战看，中国要缓解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同，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都离不开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而从目前中国软实力的现状看，相对于在发达国家，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提高更加令人瞩目。对此，西方学界也承认这一点，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应对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对西方的挑战。但是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战略也面临了诸多挑战。本文结合中国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实践，从西方世界的压力、发展中世界本身的认同以及中国与发展合作国家面临的新问题等方面来探究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的制约因素。
西方世界的压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基于地缘战略、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历史记忆等因素考虑，对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提高备感失落和忧虑，并通过国际舆论、智库的调查报告等，炮制了诸如“新殖民主义论”，“支持独裁者论”等言论，以干扰和影响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提高。这些言论有的已经对发展中世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制约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软实力进一步提高。
1、经济方面的“新殖民主义论”
西方世界认为，中国今天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贸易，主要是中国向发展中世界输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而从发展中世界获得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其他原料。因此，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并无本质区别，是一种新的历史时期的“殖民掠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政策。
2、政治方面的“支持独裁者论”
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较少考虑政治因素，“在商言商”，这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的贸易往来——不考虑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是一种变相的对独裁者的支持。西方把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建立在这些国家是否接受西方提出的政治条件，如“良政”、“透明政府”、“腐败治理”等，它们很难在西方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指责。西方甚至把中国与苏丹关系视为导致达尔富尔危机的重要因素，指责正是中国对巴希尔政府的支持导致了达尔富尔危机的蔓延。
针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普林斯顿·利曼(Princeton Lyman)就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兴趣有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对这个大陆的有利的一面就是有新的行为者愿意投资，但是不利的一面就是，它使得这些国家偏离了正在进行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指责“中国在非洲从事的商业行为依靠‘贿赂’(根据“透明国际”的信息)以及无条件的援助，削弱了这些地区要求提高“善治”的努力、也削弱了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地区进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努力。”同样的指责也发生在在东南亚，许多观察家担忧，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无条件的、非透明的援助，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不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将阻碍西方国家在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减少腐败和保护环境的努力。
3、社会方面的环境和劳动力问题
西方指责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往来时不考虑环境代价，特别是在资源开发时，只追求索取和经济效益。另外，劳动力雇佣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没有雇佣非洲当地工人意味着，有中国投资项目的国家难以从技术转移中得到好处，而技术转移被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同时中国的方式也意味着非洲当地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得到相应提高”。西方更有学者危言耸听，“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投资使得)非洲工业受到削弱，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担心非洲经济衰退而带来的高风险，包括政治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和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
西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对中国的过度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甚至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发展中国家的担忧
受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基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对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不同认知和对中国不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政策变化的担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也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担忧。
1、对中国的历史记忆
正如前文已经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总体上与广大发展中世界有共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历史，双方具有大致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记忆。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对于中国的历史认知并不完全一致的。这种历史认知来源之一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以及伴随着朝贡体系而来的东南亚国家对大中华帝国的“扩张”的担心。在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而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非常浓厚，因此导致东南亚地区诸多小国对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忧虑，这种忧虑使得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一地区都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崛起。针对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小国更有一种本能的威胁感，“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有基础。历史记忆来源之二是东南亚地区担心中国在本地区意识形态的“扩张”，华族问题也不容忽视。另外，1979年的中越冲突以及“美济礁”事件，也给东南亚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留下了深刻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制约了中国在本地区的软实力提高。
2、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
二战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选择了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认同就比较低。冷战结束后，在西方民主化浪潮推动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本接受了西方所要求的民主化改造，至少形式上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当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多党民主化建设已走过了10多年的发展进程，无论是非洲各国的宪法，还是非洲联盟宪章，扩大“民主”和“自由”，改善“人权”和实行“良政”已成为非洲自主追求的发展目标。相反，由于在政治、思想和传媒领域深受西方的影响，它们对中国探索和实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人权进步的状况还存在某些不理解和困惑。
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困境，特别是西方在冷战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失败时感到沮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比较有兴趣，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认同感还是很低的，这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尽 管相对于西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但这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3、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不同认知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世界很多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种族矛盾甚至国内冲突。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包括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往往受到这些国家的政府的支持，因为经济援助、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有利于增强这些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提高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在广大社会层面，特别是反政府势力，并不完全理解中国的援助。这里面涉及到发展中世界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冷战结束后，由于政局动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再加上不同种族、部族的矛盾，中国推动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项目，往往导致反对派的反感。这对于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的提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软实力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世界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度。
4、中国软实力推进政策的“两难困境”
后冷战时代由于发展中世界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发展中世界政治期望上升，希冀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移植到发展中世界，要求发展中世界实行“良治”，提高政府执政的“透明度”，并把这些政治诉求和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和贸易挂钩起来。而这些势必与发展中世界产生一定的矛盾。在矛盾比较激化的国家，西方往往以民主、人权为口号，大肆攻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独裁”，并在国内冲突犯下了“种族屠杀”、“反人类罪”、“战争罪”等，造成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员，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基本原则，强调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由于中国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刺激了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也使得我们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不自觉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中国要做到完全的“不干涉内政”，置身世外，往往受到西方的指责；但中国要改变现行外交原则，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也会有变化。因此这样的情势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也是对我软实力提高的挑战。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态度，迫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如何修正自己过于强调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而这也将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担心，由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着挑战，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不过，到目前，中国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寻求单边或者多边制裁。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问题
应该说，中国长期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进程加快，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导致中国软实力提高也存在一定的制约。
1、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的一定冲突
由于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同或者相似经济结构，所以这就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存在竞争甚至冲突性一面。这一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显突出。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尽可能多的占有西方国家市场，但由于中国有大量劳动力资源，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更高。另外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还存在一定顺差。这样就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以中非经济合作为例，由于中非在低端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纺织品领域存在竞争，中非贸易摩擦和经济利益冲突不仅在非洲本土出现，而且扩及第三国市场。一些非洲国家舆论，甚至包括主要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担忧这种经济贸易结构可能导致双方之间的不平等。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不突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截至2005年底，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11年里，针对中国的469起反倾销案件中，发达国家发起165起，发展中国家发起304起，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占总数的64.8％。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2006年，欧盟和美国之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或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总共有19个，其中发达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16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9起。使中国出口屡屡受挫的反倾销壁垒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贸易摩擦，而且在具体经营方式上也存在一定冲突。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大公司，另外还有一些私人企业。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由于语言、生活方式或者工作习惯等因素，很多企业并不习惯雇佣当地员工，结果中国企业在发展中世界的投资就没有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样就可能形成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投资没有惠及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就业需求，导致他们对中国企业的看法不好。近年来由于中非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开发呈快速发展态势，出现了有关能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重视资源产地的民生问题和如何“让利于民”。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中国企业、国家形象的维护都非常重要。
从中国本身看，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国内的体制性性问题。在非洲投资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其对外业务开展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由于行政级别问题，国内的能源管理部门往往不能有效管理这些公司的海外行为，外交部、商务部这些涉外部委也无法对之进行干预。因此，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有时候更多考虑经济因素，而较少从中国总体的公共外交、国家形象上去考虑问题。现在由于国内外的呼吁，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也在不断调整和规范。
2、“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面临的挑战
“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般性原则，反映了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成为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兴起的冷战时期，还是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甚嚣尘上的后冷战时期，“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没有过时。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且需要思考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冲突主要是来源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内部，且这些冲突所酿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我们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导致的理论上、观念上的争论还没有停止，但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的共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如果要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继续置身度外，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1994年卢旺达种族冲突导致短时间内大量人员死亡，而国际社会反应迟钝，几乎无所作为。国际社会正是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态度中，对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竭力兜售和标榜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和实践的真实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现在问题不在于国际社会是否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在于 国际社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干预。
从发展中世界内部来看，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受到欢迎，而民众更希望外部力量介入，对他们政府施压，迫使他们政府在治理腐败、提高透明度、改善民生等方面做更多努力。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干涉内政”并不都一概反对，甚至在一些地区国家的政府，如非洲，由于他们的主权观念并没有东南亚地区那么强烈，很多西方所谓的“失败国家”强烈要求外部力量的及时干预以稳定国内形势。这些形势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都对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了多重挑战。
3、中国崛起的复杂效应
冷战结束后，关于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诸多争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特别足东亚地区对崛起后中国的国际行为颇为关注，这些关注总是把中国的对外政策与东亚地区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不仅对亚洲、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巨大政治和战略效应，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产生冲击是必然的。包括亚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固然希望中国的崛起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带来积极影响，但基于上面的分析，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是否加强军事实力，扩大其军事影响。特别在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更是担心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根据美国芝加哥国际事务协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2008年的调查报告，韩国有74％、日本有74％、美国有70％、印度尼西亚有4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未来具有军事威胁，并且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亚洲稳定的力量，可以防止日本和中国走向军备竞赛。这说明即使是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崛起对东亚国际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提高不如在非洲那样的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中国崛起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冲击力可能更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建设面临着多重制约。面对这些制约因素，如何有效提高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为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的发展提供动力，需要我们在以下领域展开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尽可能降低中国崛起对发展中世界的冲击效应。伴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崛起的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领域都将产生复杂的效应，“中国威胁论”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在周边的发展中世界不同程度存在。如何逐步缓解“中国威胁论”，我想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对外宣传时要淡化中国崛起，同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敏感问题时，在话语表达上要注意分寸，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其次，面对发展中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照顾发展中世界权益，担负起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存在的利益冲突，我们需要从经济与政治、短期与长期角度，综合、全面、战略地考虑。最后，对于西方世界的指责，我们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认为都是西方的别有用心和阴谋。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势，在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而不是某一任政府的利益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政策。
总之，中国要进一步优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战略，必须在中国自身、发展中世界和西方三者中寻求共赢。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固然不能放弃中国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外交原则，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但也需要倾听西方合理的声音，毕竟与西方对抗不符合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要求，也难以提高中国在包括发展中世界的整个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建设要在国际规范与地区关怀、大国关系与发展中世界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多重平衡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协调上，寻求我们的软实力提高。惟有如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也可以得到稳步提高。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对外政策 发展中国家 软实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强劲崛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从中国本身面临的外交挑战看，中国要缓解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同，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都离不开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而从目前中国软实力的现状看，相对于在发达国家，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提高更加令人瞩目。对此，西方学界也承认这一点，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应对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对西方的挑战。但是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战略也面临了诸多挑战。本文结合中国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实践，从西方世界的压力、发展中世界本身的认同以及中国与发展合作国家面临的新问题等方面来探究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的制约因素。
西方世界的压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基于地缘战略、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历史记忆等因素考虑，对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提高备感失落和忧虑，并通过国际舆论、智库的调查报告等，炮制了诸如“新殖民主义论”，“支持独裁者论”等言论，以干扰和影响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提高。这些言论有的已经对发展中世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制约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软实力进一步提高。
1、经济方面的“新殖民主义论”
西方世界认为，中国今天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贸易，主要是中国向发展中世界输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而从发展中世界获得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其他原料。因此，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并无本质区别，是一种新的历史时期的“殖民掠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政策。
2、政治方面的“支持独裁者论”
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较少考虑政治因素，“在商言商”，这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的贸易往来——不考虑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是一种变相的对独裁者的支持。西方把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建立在这些国家是否接受西方提出的政治条件，如“良政”、“透明政府”、“腐败治理”等，它们很难在西方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指责。西方甚至把中国与苏丹关系视为导致达尔富尔危机的重要因素，指责正是中国对巴希尔政府的支持导致了达尔富尔危机的蔓延。
针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普林斯顿·利曼(Princeton Lyman)就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兴趣有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对这个大陆的有利的一面就是有新的行为者愿意投资，但是不利的一面就是，它使得这些国家偏离了正在进行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指责“中国在非洲从事的商业行为依靠‘贿赂’(根据“透明国际”的信息)以及无条件的援助，削弱了这些地区要求提高“善治”的努力、也削弱了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地区进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努力。”同样的指责也发生在在东南亚，许多观察家担忧，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无条件的、非透明的援助，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不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将阻碍西方国家在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减少腐败和保护环境的努力。
3、社会方面的环境和劳动力问题
西方指责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往来时不考虑环境代价，特别是在资源开发时，只追求索取和经济效益。另外，劳动力雇佣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没有雇佣非洲当地工人意味着，有中国投资项目的国家难以从技术转移中得到好处，而技术转移被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同时中国的方式也意味着非洲当地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得到相应提高”。西方更有学者危言耸听，“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投资使得)非洲工业受到削弱，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担心非洲经济衰退而带来的高风险，包括政治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和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
西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对中国的过度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甚至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发展中国家的担忧
受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基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对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不同认知和对中国不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政策变化的担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也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担忧。
1、对中国的历史记忆
正如前文已经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总体上与广大发展中世界有共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历史，双方具有大致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记忆。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对于中国的历史认知并不完全一致的。这种历史认知来源之一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以及伴随着朝贡体系而来的东南亚国家对大中华帝国的“扩张”的担心。在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而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非常浓厚，因此导致东南亚地区诸多小国对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忧虑，这种忧虑使得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一地区都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崛起。针对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小国更有一种本能的威胁感，“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有基础。历史记忆来源之二是东南亚地区担心中国在本地区意识形态的“扩张”，华族问题也不容忽视。另外，1979年的中越冲突以及“美济礁”事件，也给东南亚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留下了深刻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制约了中国在本地区的软实力提高。
2、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
二战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选择了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认同就比较低。冷战结束后，在西方民主化浪潮推动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本接受了西方所要求的民主化改造，至少形式上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当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多党民主化建设已走过了10多年的发展进程，无论是非洲各国的宪法，还是非洲联盟宪章，扩大“民主”和“自由”，改善“人权”和实行“良政”已成为非洲自主追求的发展目标。相反，由于在政治、思想和传媒领域深受西方的影响，它们对中国探索和实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人权进步的状况还存在某些不理解和困惑。
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困境，特别是西方在冷战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失败时感到沮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比较有兴趣，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认同感还是很低的，这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尽 管相对于西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但这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3、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不同认知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世界很多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种族矛盾甚至国内冲突。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包括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往往受到这些国家的政府的支持，因为经济援助、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有利于增强这些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提高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在广大社会层面，特别是反政府势力，并不完全理解中国的援助。这里面涉及到发展中世界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冷战结束后，由于政局动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再加上不同种族、部族的矛盾，中国推动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项目，往往导致反对派的反感。这对于中国在发展中世界软实力的提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软实力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世界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度。
4、中国软实力推进政策的“两难困境”
后冷战时代由于发展中世界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发展中世界政治期望上升，希冀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移植到发展中世界，要求发展中世界实行“良治”，提高政府执政的“透明度”，并把这些政治诉求和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和贸易挂钩起来。而这些势必与发展中世界产生一定的矛盾。在矛盾比较激化的国家，西方往往以民主、人权为口号，大肆攻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独裁”，并在国内冲突犯下了“种族屠杀”、“反人类罪”、“战争罪”等，造成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员，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基本原则，强调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由于中国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刺激了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也使得我们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不自觉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中国要做到完全的“不干涉内政”，置身世外，往往受到西方的指责；但中国要改变现行外交原则，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也会有变化。因此这样的情势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也是对我软实力提高的挑战。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态度，迫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如何修正自己过于强调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而这也将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担心，由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着挑战，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不过，到目前，中国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寻求单边或者多边制裁。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问题
应该说，中国长期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进程加快，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导致中国软实力提高也存在一定的制约。
1、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的一定冲突
由于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同或者相似经济结构，所以这就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存在竞争甚至冲突性一面。这一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显突出。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尽可能多的占有西方国家市场，但由于中国有大量劳动力资源，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更高。另外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还存在一定顺差。这样就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以中非经济合作为例，由于中非在低端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纺织品领域存在竞争，中非贸易摩擦和经济利益冲突不仅在非洲本土出现，而且扩及第三国市场。一些非洲国家舆论，甚至包括主要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担忧这种经济贸易结构可能导致双方之间的不平等。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不突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截至2005年底，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11年里，针对中国的469起反倾销案件中，发达国家发起165起，发展中国家发起304起，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占总数的64.8％。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2006年，欧盟和美国之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或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总共有19个，其中发达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16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9起。使中国出口屡屡受挫的反倾销壁垒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贸易摩擦，而且在具体经营方式上也存在一定冲突。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大公司，另外还有一些私人企业。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由于语言、生活方式或者工作习惯等因素，很多企业并不习惯雇佣当地员工，结果中国企业在发展中世界的投资就没有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样就可能形成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投资没有惠及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就业需求，导致他们对中国企业的看法不好。近年来由于中非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开发呈快速发展态势，出现了有关能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重视资源产地的民生问题和如何“让利于民”。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中国企业、国家形象的维护都非常重要。
从中国本身看，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国内的体制性性问题。在非洲投资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其对外业务开展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由于行政级别问题，国内的能源管理部门往往不能有效管理这些公司的海外行为，外交部、商务部这些涉外部委也无法对之进行干预。因此，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有时候更多考虑经济因素，而较少从中国总体的公共外交、国家形象上去考虑问题。现在由于国内外的呼吁，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也在不断调整和规范。
2、“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面临的挑战
“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般性原则，反映了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成为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兴起的冷战时期，还是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甚嚣尘上的后冷战时期，“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没有过时。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且需要思考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冲突主要是来源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内部，且这些冲突所酿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我们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导致的理论上、观念上的争论还没有停止，但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的共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如果要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继续置身度外，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1994年卢旺达种族冲突导致短时间内大量人员死亡，而国际社会反应迟钝，几乎无所作为。国际社会正是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态度中，对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竭力兜售和标榜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和实践的真实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现在问题不在于国际社会是否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在于 国际社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干预。
从发展中世界内部来看，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受到欢迎，而民众更希望外部力量介入，对他们政府施压，迫使他们政府在治理腐败、提高透明度、改善民生等方面做更多努力。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干涉内政”并不都一概反对，甚至在一些地区国家的政府，如非洲，由于他们的主权观念并没有东南亚地区那么强烈，很多西方所谓的“失败国家”强烈要求外部力量的及时干预以稳定国内形势。这些形势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都对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了多重挑战。
3、中国崛起的复杂效应
冷战结束后，关于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诸多争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特别足东亚地区对崛起后中国的国际行为颇为关注，这些关注总是把中国的对外政策与东亚地区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不仅对亚洲、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巨大政治和战略效应，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产生冲击是必然的。包括亚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固然希望中国的崛起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带来积极影响，但基于上面的分析，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是否加强军事实力，扩大其军事影响。特别在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更是担心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根据美国芝加哥国际事务协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2008年的调查报告，韩国有74％、日本有74％、美国有70％、印度尼西亚有4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未来具有军事威胁，并且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亚洲稳定的力量，可以防止日本和中国走向军备竞赛。这说明即使是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崛起对东亚国际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提高不如在非洲那样的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中国崛起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冲击力可能更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建设面临着多重制约。面对这些制约因素，如何有效提高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为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的发展提供动力，需要我们在以下领域展开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尽可能降低中国崛起对发展中世界的冲击效应。伴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崛起的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领域都将产生复杂的效应，“中国威胁论”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在周边的发展中世界不同程度存在。如何逐步缓解“中国威胁论”，我想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对外宣传时要淡化中国崛起，同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敏感问题时，在话语表达上要注意分寸，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其次，面对发展中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照顾发展中世界权益，担负起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存在的利益冲突，我们需要从经济与政治、短期与长期角度，综合、全面、战略地考虑。最后，对于西方世界的指责，我们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认为都是西方的别有用心和阴谋。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势，在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而不是某一任政府的利益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政策。
总之，中国要进一步优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战略，必须在中国自身、发展中世界和西方三者中寻求共赢。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固然不能放弃中国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外交原则，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但也需要倾听西方合理的声音，毕竟与西方对抗不符合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要求，也难以提高中国在包括发展中世界的整个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建设要在国际规范与地区关怀、大国关系与发展中世界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多重平衡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协调上，寻求我们的软实力提高。惟有如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也可以得到稳步提高。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