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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 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 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 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两种宏观层次上的理论模式认识到了社会环境与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行为的互动作用，也低估了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开始时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②。
理性选择模式( rational choice model )，它以人类的理性为理论前提，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政策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而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选择出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对外政策方案的过程。在外交决策问题上，该理论模式认为：争夺权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国家实力。不管决策的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国的权力或是防止对其权力及威望的损害。决策者使用各种奖惩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机构为分析的轴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在极端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部门和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在现实的对外决策中，决策单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小集团。欧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团思维”研究中发现，重要决策由一组人来制定时，决策质量可能会明显降低。“‘小集团思维’最终限制了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客观批评，压制了自由争论，影响了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准确掌握和对问题的正确定性。”③
心理认知模式（Psychological cognitive model）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上，认为，“人类进行复杂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认知结构的生理性限制。人类诊断问题、进行归纳推理，最终做出选择的过程不仅受到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客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在决策方面，生理学和心理学制约着逻辑学”④。
心理认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只能依靠他们的讲话和著作，而决策者的话语在数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料的稀缺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先天不足。从分析角度来讲，心理认知模式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及其思维过程对决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很难更全面地思考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对外政策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和问题的性质等而相应地变化。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模式的区别，“将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概括或是归纳出分析框架。因此，应当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整体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现象”⑤。
因此，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在我们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一般来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理解存在相对性。在一个层次上是宏观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微观的。在理解不同层次变量的演变过程时，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为了保证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们在应用这些术语进行具体外交政策分析时,仍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意义上,微观层次被定义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宏观层次则是指“社会现实或社会领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观层次指决策者（决策者个人及决策团体），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国际（与制度和结构相关）和国内（社会方面和政治体制）因素。（见表二）
外交决策中的国际体系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⑦。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 认为生存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例如,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⑧。
外交决策中的国家层次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坚持国家中心论，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内容和结果，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决策者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决策中的决策者层次
马克斯·韦伯重视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经由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⑨。赫尔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订：“政策是由有着不同动机、观点和利益的部门共同制订的，其形成是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⑩。不同组织和不同官员要同时照顾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习惯于寻找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⑾。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发表了探讨外交决策者心理过程的论文《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对决策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将决策环境分为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事件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⑿ 区分这两种决策环境的意义在于，在外交决策实践中许多决策者是在他们的心理环境而非行为环境中形成认识和做出判断的。由于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外交决策中更容易出现两个环境不一致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个外交决策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个层次建构而成。所以，我们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微观——宏观关联模式，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
这里应当说明，微观——宏观关联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机制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们可能随时间、空间和特殊问题的变量而异。因此，该模式并不打算构筑一个“宏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确切地讲，“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由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⒀。微观——宏观关联方法只是建构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问题的起点。
注释：
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 页。
②《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14 页。
③《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21页。
④Janice Gross Stein and Raymond Tanter,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olumbus，1980, p. 7，转引自王鸣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页
⑤《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6页。
⑥赵全胜：《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页。
⑦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⑧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⑨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 An Outcome of Interpretative Ana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 Vol.2.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1393。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⑩⑾Allison, Graham T.,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 28
⑿H. & M.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6.
⒀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前言），第５页。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 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 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 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两种宏观层次上的理论模式认识到了社会环境与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行为的互动作用，也低估了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开始时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②。
理性选择模式( rational choice model )，它以人类的理性为理论前提，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政策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而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选择出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对外政策方案的过程。在外交决策问题上，该理论模式认为：争夺权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国家实力。不管决策的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国的权力或是防止对其权力及威望的损害。决策者使用各种奖惩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机构为分析的轴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在极端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部门和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在现实的对外决策中，决策单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小集团。欧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团思维”研究中发现，重要决策由一组人来制定时，决策质量可能会明显降低。“‘小集团思维’最终限制了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客观批评，压制了自由争论，影响了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准确掌握和对问题的正确定性。”③
心理认知模式（Psychological cognitive model）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上，认为，“人类进行复杂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认知结构的生理性限制。人类诊断问题、进行归纳推理，最终做出选择的过程不仅受到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客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在决策方面，生理学和心理学制约着逻辑学”④。
心理认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只能依靠他们的讲话和著作，而决策者的话语在数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料的稀缺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先天不足。从分析角度来讲，心理认知模式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及其思维过程对决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很难更全面地思考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对外政策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和问题的性质等而相应地变化。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模式的区别，“将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概括或是归纳出分析框架。因此，应当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整体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现象”⑤。
因此，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在我们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一般来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理解存在相对性。在一个层次上是宏观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微观的。在理解不同层次变量的演变过程时，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为了保证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们在应用这些术语进行具体外交政策分析时,仍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意义上,微观层次被定义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宏观层次则是指“社会现实或社会领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观层次指决策者（决策者个人及决策团体），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国际（与制度和结构相关）和国内（社会方面和政治体制）因素。（见表二）
外交决策中的国际体系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⑦。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 认为生存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例如,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⑧。
外交决策中的国家层次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坚持国家中心论，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内容和结果，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决策者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决策中的决策者层次
马克斯·韦伯重视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经由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⑨。赫尔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订：“政策是由有着不同动机、观点和利益的部门共同制订的，其形成是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⑩。不同组织和不同官员要同时照顾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习惯于寻找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⑾。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发表了探讨外交决策者心理过程的论文《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对决策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将决策环境分为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事件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⑿ 区分这两种决策环境的意义在于，在外交决策实践中许多决策者是在他们的心理环境而非行为环境中形成认识和做出判断的。由于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外交决策中更容易出现两个环境不一致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个外交决策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个层次建构而成。所以，我们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微观——宏观关联模式，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
这里应当说明，微观——宏观关联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机制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们可能随时间、空间和特殊问题的变量而异。因此，该模式并不打算构筑一个“宏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确切地讲，“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由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⒀。微观——宏观关联方法只是建构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问题的起点。
注释：
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 页。
②《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14 页。
③《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21页。
④Janice Gross Stein and Raymond Tanter,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olumbus，1980, p. 7，转引自王鸣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页
⑤《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6页。
⑥赵全胜：《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页。
⑦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⑧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⑨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 An Outcome of Interpretative Ana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 Vol.2.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1393。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⑩⑾Allison, Graham T.,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 28
⑿H. & M.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6.
⒀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前言），第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