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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他文化的研究和表述，一直是人类学家们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进入后现代反思人类学时代后，人类学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让他者对其文化进行自我发声，并以此为研究。影像在人类学领域的传播和使用更是为他者之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式和表达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对他者从被描述到用影像手段进行自我发声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以“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为例，探讨他者如何通过影像最大程度的表达自身的文化，并以此来反思在影像民族志制作的各个环节中如何更好的表达他者之声。
关键词：他者；影像民族志；文化表达；社区影像
一、从被描述到文本发声
（一）被描述的他者
早期的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在认识和了解非西方社会的过程中，将其研究调查、异域经历等写给自己文化中的人们。进入“科学民族志时期”，深入的田野工作也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1]是田野作业的目标，可以看到马林诺夫斯基在确立民族志写作规范的同时已经开始重视当地人的视角，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文化。而后以格尔茨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将民族志的写作由整体视角的关注整个社会的记述转向“微观”式的记述某一具体的日常生活事件，重视“深描”。民族志的写作开始重视“对解释的解释”及田野调查者既是主位也是客位的身份。“主位”“客位”，“主观性”“客观性”，“我者”“他者”等这些概念以及对他们的讨论、质疑、反思甚至是批判便应运而生。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问世，人类学研究开始进入到了后现代反思人类学的时代，民族志的写作受到了“表述危机”，各种批判的声音引起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反思。民族志的写作也进入到“实验民族志的时代”。“实验民族志中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事件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更注重用人观的方法通过研究他者内心世界去研究他者文化，并且用他者自我的声音把其文化传递出来”[2]。可以看到，“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3]，“他们开始探讨民族志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跨文化描写中权利与知识的关系”[4]寻求新的表述方式，是当代实验民族志一直在不断探索的。
（二）文本民族志的发声尝试
一些文化持有者们渐渐开始了自己的文本发声，学者们也对此类问题开始了探索。以何明为首的研究者们在“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项目中进行了“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试图“消解话语霸权，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克服文化叙述的断裂性”等问题。根据何明在项目中的描述，这项民族志实验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持有者用“村民日志”的方式尽可能全面的进行记录了并用汉语叙述书写出来以此反映本民族文化。但是，一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群不懂汉文甚至不懂汉语，更不用说文章还需要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了，那么，“用汉语叙述”的文本民族志“给谁看”这个问题，仍然是持有汉文化甚至是有一定文字知识理解力的我们。所以，文本民族志表达方式，其话语权仍未完全落在文化持有者手中，那么对他们所属文化人群的反馈、再发声、再解释、再表达从而观其文化的想法就又止步不前了。
二、从被拍摄到主动表达
在不断反思和探索实验下，民族志开始谋求多角度的叙述方式。当人类学家开始利用影像工具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进行拍摄记录的时侯，影视人类学便建立和发展。而关于他者之声，他者话语权问题的探讨也成为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和摄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与文字相比，影像运用视听语言的表述更易于被普通人甚至是文盲或不懂主流语言文字的人们所理解。影像民族志第一次使得人类学研究中的两方——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对象——拥有了同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5]由此，以影像为媒介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在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中便有了重要的意义。
受到人类学文本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响，影像民族志也在观念和理论上经历了从影像记录“观察式影片”到需要有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式影片”到“共享作者、共同拍摄”的“参与式影片”，甚至是如今不断反思实验的“原住民影像民族志”、“社区影像民族志”的影片。作为被描述被拍摄的他者，经历了从拒绝——不情愿的被拍——配合拍摄——习惯摄影机的存在，继续自己的生活——共同拍摄——拿起机器，拍自己的过程。可见，他者表达自身文化的权力与地位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与提升。在中国，“分享人类学”和“参与式影像”等学术理论和创作方法也在被学者接受和使用。以少数民族成员、乡村社区与城市平民为主的“社区影像民族志”应运而生。“社区影像教育”项目、“村民影像计划”、“乡村之眼”影像计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等，都是国内学者在对“社区影像民族志”的实践，这些计划更是“将社区影像的理念方法推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与更为多样的少数民族社区，进一步验证了社区影像民族志在本民族文化表达与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价值。[6]因此，关注这些社区影像民族志项目，并研究和反思其如何在影像制作的整个过程中最大程度的让他者表达自身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从选题、摄制到观众的他者之声
掌握影像便意味着掌握一种表达文化的权力，这些“社区影像”项目从策划到实施都是给他者提供一个发声的机会、平台甚至是技术，让他者从拍摄对象变成了拍摄者，开始拥有了影像的主动发声权。但是，在众多的项目和影片中我们不难看到，摄影机交给当地人了，但是剪辑权力、观众还是在更多数的“我者”手中。因此，充分给他者影像话语权仍需要继续的探索尝试。“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便是这些“社区影像”项目中让他者发声的一次深入尝试。
（一）案例介绍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与越南民族博物馆合作的项目。该项目以影像的手段，开拓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新途径，促进城市与乡村、学者（或大学生）与农村社区村民的相互沟通和认识，促进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促进越南和云南两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动态的交流、沟通和合作，促进对“现代化”和“传统”等问题的新认识，希望对社区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项目经过近三年的实施，目前完成了8部影片，其中5部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以社区影视教育项目的形式，帮助云南省迪庆州的藏族、文山州的苗族、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丽江地区的摩梭人、昆明市的苗族拍摄的纪录片，真实的反映了拍摄者家乡的故事，让公众能听到来自社区自己的声音。 （二）他者之声的实践
整本作品集的开篇字幕就写到“基于社区的影像”，虽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以影像的方式让他者发声，但是项目的整个影片制作过程，从选题、拍摄、剪辑甚至最后的观众都是在尊重当地话语权，在他者发声的前提之下完成的，这些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1选题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每部影片都是由一个当地村民与一个学者或大学生组合，他们从选题开始到自己所在的村寨社区，召集村民们一起来探讨拍什么。在村民们众多的意见中选取大家最为关心、关注最多的问题进行拍摄选题。其实拍摄之初的选题就是考虑到了影片最后的观者，他们最希望表达什么，他们最想看什么，那这部影片就来拍什么。
2拍摄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以往的项目，在决定了选题之后，拍什么都是由拍摄者来完成的。而这次拍摄的内容也是在尊重当地村民及老师的建议指导下完成。拍摄期间，所拍的视频会定期拿到村里给村民们观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在定好这个选题的时候，就会问村民们，“这个题目我们该拍点什么内容呢”？这种方式充分的让本文化持有者参与并表达他们的想法，在他们探讨交流要这个或不要这个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他者的文化观念，项目组的老师们也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拍摄记录。
3剪辑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后期剪辑部分往往因为技术相对的难度还是由我者完成，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他者表达权力的部分。剪辑被誉为电影的再度创作，哪些镜头要，哪些镜头不要，镜头顺序，甚至于镜头的长度都对最后影片的呈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项目的策划者也注意到了这点，并最大限度的尊重他者，将剪辑权力交予他者，进行最为深入的一次尝试。在影片剪辑的部分，主要以项目成员中的当地人想法为主，以图画或文字的形式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对素材内容甚至镜头的排列顺序，并讲述为何这样安排镜头顺序，老师也会给出一定的建议和指导。而后也会将粗剪的影片在社区放映，与社区村民进行探讨，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妹兰和吕宾的影片《谷魂》在编辑时，片头部分有的村民认为要用嘎汤帕节的热闹舞蹈，有的则建议用老人唱歌的镜头，在听取大家意见并讨论后，大家最终决定以勐宋村的全景作为开场，接着是嘎汤帕节的舞蹈组接镜头，而后用声画分离的手法，在老人悠远的歌声中把大家引入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段落重组完全尊重和体现了大家的愿望。片中有一段杀猪的镜头，项目工作人员建议把这段剪去，妹兰坚持保留，因为哈尼的老人们要从这个猪叫声中分辨新人们生的是男还是女。可以看到，这段画面正体现着他者的民族文化，若剪辑权力在我者手中，则文化的表达仍是以我者的固有文化和审美标准判断，便遗憾的缺失了属于他们特有的文化呈现。由此，可以看到他者的剪辑权力对其影像文化表达的重要性。而在他者影像发声的观众部分，项目组也充分的尊重他者。
4观众反馈
前面提到，选题之初就是回归社区听取村民们的意见想法，片子最终制作完成也应回归社区。于是项目组计划同时将这5部影片在这5个村寨进行展映。尔青与谢春波的片子《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便是这次活动在观者层面尊重他者，他者之声的最好例证。落水村是一个摩梭人聚居村，隶属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风景秀丽的泸沽湖畔、格姆女神山，摩梭独特的独特的走婚习俗和以母系大家庭为主的家庭体系，一直都是吸引外界关注的。选题之初，当地人尔青与本村人们讨论之后，发现村民更多关注和担忧旅游业发展、游客进入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他决定以此为题，用访谈的方式，将摄影机对准村民来探讨旅游业进入后村寨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村民们的担忧。这个想法在老师和项目组成员们面前有了很多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泸沽湖那么美的景色怎么不拍出来给大家展现呢？有人认为，影片探讨村子现在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等。最后，尔青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片子源于社区也回归于社区，是要给村民看的，那才是他们想表达的。最终影片选取了村民们在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五个方面的讨论，记录了村民的真诚思索。在其他几个村寨放映这部片子的时候，也让外界从另一面了解了真实的落水村，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结语：
影像代表着一种话语权力，在不断探索让他者充分表述自我的过程中，影像成为了目前一种最好的方式。通过影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者对自我文化的表达，并且可以更好的进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但在众多的民族志影片制作中，他者的权力也仅仅是从被拍摄者变成参与者或者是拍摄者，他者文化的表达还是受到了许多限制。“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实施过程中，从拍摄者、拍摄对象、摄内容、后期剪辑甚至观众，都尽量尊重他者文化、源自他者之声、表达他者之声，作出了很好的尝试并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通过这次尝试，我们也应当进行反思：只有在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都尽可能的让他者发声，不做过多带有我们自身文化观念的介入，才能使影像的表达更加真实的反映他者文化，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真实客观的材料依据，也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去了解这些文化。
参考文献：
[1]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2002
[2]储建兰.梳理“民族志”发展历史.反观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J].文史在线
[3]何明.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J].民族研究.2006
[4]黄剑波.写文化之争——人类学中的后现代话语及研究转向[J].思想战线
[5]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学苑出版社.2014.5
[6]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学苑出版社.2014.5
关键词：他者；影像民族志；文化表达；社区影像
一、从被描述到文本发声
（一）被描述的他者
早期的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在认识和了解非西方社会的过程中，将其研究调查、异域经历等写给自己文化中的人们。进入“科学民族志时期”，深入的田野工作也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1]是田野作业的目标，可以看到马林诺夫斯基在确立民族志写作规范的同时已经开始重视当地人的视角，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文化。而后以格尔茨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将民族志的写作由整体视角的关注整个社会的记述转向“微观”式的记述某一具体的日常生活事件，重视“深描”。民族志的写作开始重视“对解释的解释”及田野调查者既是主位也是客位的身份。“主位”“客位”，“主观性”“客观性”，“我者”“他者”等这些概念以及对他们的讨论、质疑、反思甚至是批判便应运而生。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问世，人类学研究开始进入到了后现代反思人类学的时代，民族志的写作受到了“表述危机”，各种批判的声音引起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反思。民族志的写作也进入到“实验民族志的时代”。“实验民族志中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事件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更注重用人观的方法通过研究他者内心世界去研究他者文化，并且用他者自我的声音把其文化传递出来”[2]。可以看到，“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3]，“他们开始探讨民族志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跨文化描写中权利与知识的关系”[4]寻求新的表述方式，是当代实验民族志一直在不断探索的。
（二）文本民族志的发声尝试
一些文化持有者们渐渐开始了自己的文本发声，学者们也对此类问题开始了探索。以何明为首的研究者们在“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项目中进行了“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试图“消解话语霸权，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克服文化叙述的断裂性”等问题。根据何明在项目中的描述，这项民族志实验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持有者用“村民日志”的方式尽可能全面的进行记录了并用汉语叙述书写出来以此反映本民族文化。但是，一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群不懂汉文甚至不懂汉语，更不用说文章还需要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了，那么，“用汉语叙述”的文本民族志“给谁看”这个问题，仍然是持有汉文化甚至是有一定文字知识理解力的我们。所以，文本民族志表达方式，其话语权仍未完全落在文化持有者手中，那么对他们所属文化人群的反馈、再发声、再解释、再表达从而观其文化的想法就又止步不前了。
二、从被拍摄到主动表达
在不断反思和探索实验下，民族志开始谋求多角度的叙述方式。当人类学家开始利用影像工具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进行拍摄记录的时侯，影视人类学便建立和发展。而关于他者之声，他者话语权问题的探讨也成为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和摄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与文字相比，影像运用视听语言的表述更易于被普通人甚至是文盲或不懂主流语言文字的人们所理解。影像民族志第一次使得人类学研究中的两方——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对象——拥有了同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5]由此，以影像为媒介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在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中便有了重要的意义。
受到人类学文本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响，影像民族志也在观念和理论上经历了从影像记录“观察式影片”到需要有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式影片”到“共享作者、共同拍摄”的“参与式影片”，甚至是如今不断反思实验的“原住民影像民族志”、“社区影像民族志”的影片。作为被描述被拍摄的他者，经历了从拒绝——不情愿的被拍——配合拍摄——习惯摄影机的存在，继续自己的生活——共同拍摄——拿起机器，拍自己的过程。可见，他者表达自身文化的权力与地位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与提升。在中国，“分享人类学”和“参与式影像”等学术理论和创作方法也在被学者接受和使用。以少数民族成员、乡村社区与城市平民为主的“社区影像民族志”应运而生。“社区影像教育”项目、“村民影像计划”、“乡村之眼”影像计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等，都是国内学者在对“社区影像民族志”的实践，这些计划更是“将社区影像的理念方法推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与更为多样的少数民族社区，进一步验证了社区影像民族志在本民族文化表达与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价值。[6]因此，关注这些社区影像民族志项目，并研究和反思其如何在影像制作的整个过程中最大程度的让他者表达自身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从选题、摄制到观众的他者之声
掌握影像便意味着掌握一种表达文化的权力，这些“社区影像”项目从策划到实施都是给他者提供一个发声的机会、平台甚至是技术，让他者从拍摄对象变成了拍摄者，开始拥有了影像的主动发声权。但是，在众多的项目和影片中我们不难看到，摄影机交给当地人了，但是剪辑权力、观众还是在更多数的“我者”手中。因此，充分给他者影像话语权仍需要继续的探索尝试。“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便是这些“社区影像”项目中让他者发声的一次深入尝试。
（一）案例介绍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与越南民族博物馆合作的项目。该项目以影像的手段，开拓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新途径，促进城市与乡村、学者（或大学生）与农村社区村民的相互沟通和认识，促进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促进越南和云南两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动态的交流、沟通和合作，促进对“现代化”和“传统”等问题的新认识，希望对社区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项目经过近三年的实施，目前完成了8部影片，其中5部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以社区影视教育项目的形式，帮助云南省迪庆州的藏族、文山州的苗族、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丽江地区的摩梭人、昆明市的苗族拍摄的纪录片，真实的反映了拍摄者家乡的故事，让公众能听到来自社区自己的声音。 （二）他者之声的实践
整本作品集的开篇字幕就写到“基于社区的影像”，虽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以影像的方式让他者发声，但是项目的整个影片制作过程，从选题、拍摄、剪辑甚至最后的观众都是在尊重当地话语权，在他者发声的前提之下完成的，这些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1选题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每部影片都是由一个当地村民与一个学者或大学生组合，他们从选题开始到自己所在的村寨社区，召集村民们一起来探讨拍什么。在村民们众多的意见中选取大家最为关心、关注最多的问题进行拍摄选题。其实拍摄之初的选题就是考虑到了影片最后的观者，他们最希望表达什么，他们最想看什么，那这部影片就来拍什么。
2拍摄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以往的项目，在决定了选题之后，拍什么都是由拍摄者来完成的。而这次拍摄的内容也是在尊重当地村民及老师的建议指导下完成。拍摄期间，所拍的视频会定期拿到村里给村民们观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在定好这个选题的时候，就会问村民们，“这个题目我们该拍点什么内容呢”？这种方式充分的让本文化持有者参与并表达他们的想法，在他们探讨交流要这个或不要这个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他者的文化观念，项目组的老师们也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拍摄记录。
3剪辑是如何尊重当地话语权
后期剪辑部分往往因为技术相对的难度还是由我者完成，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他者表达权力的部分。剪辑被誉为电影的再度创作，哪些镜头要，哪些镜头不要，镜头顺序，甚至于镜头的长度都对最后影片的呈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项目的策划者也注意到了这点，并最大限度的尊重他者，将剪辑权力交予他者，进行最为深入的一次尝试。在影片剪辑的部分，主要以项目成员中的当地人想法为主，以图画或文字的形式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对素材内容甚至镜头的排列顺序，并讲述为何这样安排镜头顺序，老师也会给出一定的建议和指导。而后也会将粗剪的影片在社区放映，与社区村民进行探讨，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妹兰和吕宾的影片《谷魂》在编辑时，片头部分有的村民认为要用嘎汤帕节的热闹舞蹈，有的则建议用老人唱歌的镜头，在听取大家意见并讨论后，大家最终决定以勐宋村的全景作为开场，接着是嘎汤帕节的舞蹈组接镜头，而后用声画分离的手法，在老人悠远的歌声中把大家引入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段落重组完全尊重和体现了大家的愿望。片中有一段杀猪的镜头，项目工作人员建议把这段剪去，妹兰坚持保留，因为哈尼的老人们要从这个猪叫声中分辨新人们生的是男还是女。可以看到，这段画面正体现着他者的民族文化，若剪辑权力在我者手中，则文化的表达仍是以我者的固有文化和审美标准判断，便遗憾的缺失了属于他们特有的文化呈现。由此，可以看到他者的剪辑权力对其影像文化表达的重要性。而在他者影像发声的观众部分，项目组也充分的尊重他者。
4观众反馈
前面提到，选题之初就是回归社区听取村民们的意见想法，片子最终制作完成也应回归社区。于是项目组计划同时将这5部影片在这5个村寨进行展映。尔青与谢春波的片子《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便是这次活动在观者层面尊重他者，他者之声的最好例证。落水村是一个摩梭人聚居村，隶属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风景秀丽的泸沽湖畔、格姆女神山，摩梭独特的独特的走婚习俗和以母系大家庭为主的家庭体系，一直都是吸引外界关注的。选题之初，当地人尔青与本村人们讨论之后，发现村民更多关注和担忧旅游业发展、游客进入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他决定以此为题，用访谈的方式，将摄影机对准村民来探讨旅游业进入后村寨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村民们的担忧。这个想法在老师和项目组成员们面前有了很多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泸沽湖那么美的景色怎么不拍出来给大家展现呢？有人认为，影片探讨村子现在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等。最后，尔青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片子源于社区也回归于社区，是要给村民看的，那才是他们想表达的。最终影片选取了村民们在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五个方面的讨论，记录了村民的真诚思索。在其他几个村寨放映这部片子的时候，也让外界从另一面了解了真实的落水村，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结语：
影像代表着一种话语权力，在不断探索让他者充分表述自我的过程中，影像成为了目前一种最好的方式。通过影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者对自我文化的表达，并且可以更好的进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但在众多的民族志影片制作中，他者的权力也仅仅是从被拍摄者变成参与者或者是拍摄者，他者文化的表达还是受到了许多限制。“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实施过程中，从拍摄者、拍摄对象、摄内容、后期剪辑甚至观众，都尽量尊重他者文化、源自他者之声、表达他者之声，作出了很好的尝试并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通过这次尝试，我们也应当进行反思：只有在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都尽可能的让他者发声，不做过多带有我们自身文化观念的介入，才能使影像的表达更加真实的反映他者文化，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真实客观的材料依据，也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去了解这些文化。
参考文献：
[1]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2002
[2]储建兰.梳理“民族志”发展历史.反观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J].文史在线
[3]何明.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J].民族研究.2006
[4]黄剑波.写文化之争——人类学中的后现代话语及研究转向[J].思想战线
[5]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学苑出版社.2014.5
[6]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学苑出版社.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