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荆溪，女，原名林晓锋，曾用笔名林晓风。１９７３年生于福建闽侯。曾任文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福州教育学院。约１９９３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诗文散见于《福州日报》、《福建文学》、《青春潮》、《戏文》、《诗刊》、《诗潮》等。出版有个人诗集《理解一滴水》（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２０００年１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作品入选《新生代诗人１００家》、《诗家园》、《２００２年度诗选》、《中国网络爱情诗选》等。
一、9·16
我对广阔的生活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健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会记得那些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要的小东西。比如“9·16”——我上大学报到的日子。这就好像庖丁看见了整只牛，而我只注意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
我在那天上午去报到，由我的母亲陪着。我们都戴着草帽，母亲还披着遮阳的白色披肩。我们各自踩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热气腾腾的，满身是汗。当我和母亲因为路上越来越拥挤而被迫下车牵着车行走，在接近宿舍区铁门的那条狭窄的弄口的边上，站着一个女人。
她的衣着比较考究，戴一顶阔边的折叠帽，长发在后面扎成整齐的一束；一副浅棕色的大墨镜，几乎遮住了她的脸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看得出那是一张白皙而优美的瓜子脸。脸颊上汗湿淋淋的。在九十年代初的福州，这个女人的打扮算是时髦的。我跟在母亲身后一步一步往前挪，眼角却在好奇地偷偷打量着她。对于与众不同的人我总忍不住要多瞄几眼。只见她向我们这边的人群扬起右手，使劲地晃了几下。她的手臂很白。突然我发现一直在前面引路的母亲也扬起了右手使劲晃。我不禁有点兴奋，看来她们认识。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
终于挤了过去。母亲回头对我说：“快喊阿姨。”我很小声地说：“阿姨好。”她取下墨镜，眼睛清澈，美中不足的是鼻梁散布着一些雀斑。这使我对她立即有了点亲近之感。因为我的鼻子上也有这些恼人的小东西。她把墨镜折起扣在连衣裙的上衣领口，把拎包往肩上紧一紧，向我走过来，左手按住车把，右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微笑着说：“我来推好吗？”
狭窄的通道已经几乎水泄不通了。我们非常不容易地挤进了铁门。又挤到一棵好像是大榕树的树下，这才支好车。这时她脱下帽子，折好，放进拎包，接着从拎包里掏出一条手绢来。她又一次摸着我的后脑勺，用左手（写到这里时我记起我的初中英语老师，那个年轻的女孩，也常常站在我身边一边纠正我的读音一边摸着我的后脑勺。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都喜欢摸别人的后脑勺），微笑着但是有点忧伤地说：“我姓辛。”她的忧伤有点奇怪，却使她的表情更加动人。她替我抹去脸上的汗水。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在我的鼻尖上停顿了一次，于是我闻到手绢上有一股很淡的茉莉花香。她转身对母亲说：“瘦了点。”母亲接过手绢抹了抹脸，说：“唉，总是不肯吃肉，没办法。”“呵，”她轻笑，“是你做的不好吃吧？”
那天上午报名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午餐。辛姨做东，点了西红柿炒鸡蛋、糖醋鲫鱼、青椒炒猪肚、苦瓜肉丝汤四道菜，后来因为我喜欢青菜，就又添了一盘炒上海青。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下馆子，也是我饭量最大的一次。当时我心想上大学真好。
二、宿舍
报到那天的下午我再次来到宿舍区。这次我是一个人来的。本来我不想再去了。但是因为负责报到的老师叮嘱了一定要来，否则领不到生活用品，所以我又顶着大太阳又挤了一回门。
我的宿舍好像是在五楼，是一个挤满了人的套房：有三间面积相同、各带一个阳台的屋子，每间屋子安排上下八个床位；呈“凸”字形的客厅，西边临窗的地方、北边凸出来的部位各安排了四个床位；公共盥洗间和公共卫生间则把“凸”字的两个缺陷填满，成为一个工工整整的“口”字。三十二张刷成天蓝色的铁床的床沿上都贴着一张白条，白条上用黑钢笔水写着学生的名字。当我把新草席、新被子、新塑料桶、新脸盆、新铁碗、新铁杯等一大堆新东西（那时感觉自己真阔，一辈子也没拥有过这么多好东西，全是崭崭新的，而且好像又不用付钱）搬上楼找到宿舍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写有我的名字的那张床。我把怀里的手上的肩上的东西放下来，站在客厅里，踌躇着。究竟我的床在哪里呢？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我怀疑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我走错了路？这不是我早上来的那所学校？或者……或者我根本就没考上大学？我早上做了个梦，于是下午我就跟随这个梦境来到了这里？我朝地上的绿塑料桶踢了两脚，它立即发出咚咚的两声。我掐了掐左手，疼。不是梦啊。奇怪。
我愣在那儿。后来有个师姐发现了人堆里的我。她（由于人太多，我又太慌乱，我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指点我去找系辅导员。我在辅导员那儿果然发现了我的名字。原来，我的名字被当作男生的名字给安排了。
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尽管这样，宿舍里仍然嘈杂得很。我们那时都有点精力过剩。高考之后人就完全松懈了，专业又不能引起兴趣，大家就变着法玩，点蜡烛玩。学校周围的杂货店里蜡烛的生意是最红火的。同学们轮流着过生日，或者下棋、串门、到男生宿舍喝酒、打麻将，最后不知出于何故各种玩法统一为打一种叫“八十分”的扑克牌。开始时大家也叫我来打，我说不会打，她们就纷纷想培养我。可是我的手比较小，不够抓那么多牌，脑子也不好使，那种玩法学了几次都没有学会。其实我本来就不很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她们可能也看出这一点来了，对我就渐渐地丧失了栽培的心。
不久我就搬去和辛姨一块儿住。辛姨家在仓山，路途较远，每逢次日要提前到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才睡在宿舍。跟辛姨住一块儿后，有一次我跟她讲起报到那天下午到处找床位的事儿，惹得辛姨大笑了一场。我从来没有见她那么开心过。后来辛姨和母亲就商量着要给我改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商量来商量去，意见统一为“林晓风”。这与我原来的名字发音相同，意义却全然不同了。不过，由于派出所说什么也不同意更改，我们只好悻悻作罢。后来我再发表作品时就袭用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我直到去年才又取了现在的笔名。这时候我的辛姨却早已经过世七年了。
三、上课
我上的那所大学是一个师范性质的院校。当时教育事业不如今天的景气。我的学校很破旧，而且宿舍区和教学区不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必须骑自行车绕过几个弯弯曲曲的小街道、小巷子去上课。
我刚入学时经常迷路，以致常常迟到。三个星期后，我开始跟着大家伙一块走，这样逐渐地摸清了去上课的路线。但是我从小就习惯一个人去上学。因此，在熟悉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小路之后，我就又一个人走了。
一个人走是为了给自己更充分的自由。我从小就不怎么说话，长大后变得越来越不善言辞。对此我很自卑，害怕跟同学们一起走会使自己更自卑。同时我又有点自大。我看舒婷、顾城的诗，看艾略特、伍尔芙，她们竟还热衷于琼瑶、岑凯伦。我觉得周围的同学都很幼稚，而我思想比较成熟，很可能与她们沟通不了。当我听说班级里已经有几对了，身边谁谁谁已经什么了，我却是丝毫没有谈恋爱的念头。我喜欢一个人走来走去，自由自在，想着自己的事儿。我想我的事情跟别的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喜欢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只要那里碰巧发生了点什么事情。或者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或者是雨中的池塘，或者是小贩子的叫卖，或者是两部自行车相撞引起的争吵、打架。街上很挤，实在是挤，路面又很窄小。我的车技不行，在人流里常常要停车步行。我曾经为福州有这么多的自行车感到万分的惊讶。而我家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我的母亲攒了两年的钱才买下的。
路上有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个小亭子，亭子的前面横着一条小河，四周是几块终年葱翠的小草坪。远远望去，这几块草坪就像几块绿色的补丁。经过这个公园时，可以看见桃花、栀子花、夜来香、美人蕉、蝴蝶兰、含笑花等，随着季节变换次第开出不同的花色来。我常常停下自行车到这个亭子里小坐，或者绕着亭子周围走走，多数时候是在放学的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个亭子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很美好的，否则我也不会老在这儿流连。但是我也在这个小亭子里拒绝了七封情书。当我把情书交还给对方的时候，头都不敢抬起来。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都说了些什么。现在想起，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我又会说些什么。我只希望自己在他们的记忆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开学一个月后我就厌倦了课堂。我相信不仅是我，同学们对所要学习的专业也都很不感冒。好在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四处游览的兴趣，因此仍可以留在教室里看闲书、补觉、聊天、传纸条。随着我的游览范围慢慢地扩大，我渐渐地从迟到发展为旷课。好在我已经摸清了考试的规律，对课堂笔记十分的重视，每次游览回来后都及时补上笔记，并且刻意复习。最难的那次气象学考试，年段里只有十三个同学及格，好像学习委员也得补考，我却仍然保持着八十几分，而且整个系里只有我考上八十分。这样我的学业一直保持在前三名。这是我在大学里最感到得意的一件事。
四.当官
不知为何，我会被任命为班级里的团支部书记。这么大的责任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虽然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当官，但都是当组长或语文科代表这两种跟“业务”相关的小官。我相信性格怯弱的我并没有任何的组织、管理能力。我连自己都管不好。但是已经被任命了。我不敢当场提出异议，也不敢私底下跑到辅导员那儿说我干不了（或许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当官的欲望那也说不定。）
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官当得更大了。先是被任命为学校的记者团的团长，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学校的团委办公室的主任。当记者团团长，也许是因为我上大学一年来发表了些文章，从校长手里接受过奖牌；但当团委办公室主任，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虽然这次当官比上次当得更大点，我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
“当大官”使我对“当官之道”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当大官”比“当小官”容易。至少办起事来既方便又快捷。比如组织大家捐款。我们系里有一个叫潘丽娟的平潭的同学，家境十分贫困，她是大姐，下面三个弟弟妹妹有两个在读，一个妹妹已经辍学了，而她的母亲又没有工作，偏偏父亲又得癌症刚刚去世。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即开会，决定给潘丽娟同学捐款。其实我只是动了动嘴，具体的事情都是宣传委员去做的，但是潘丽娟同学对于我，却一直怀着一种使我觉得受之有愧的感激之情。我们至今还保持着十分亲密的联系。“当大官”还有个好处就是消息灵通。比如那次林强副市长到我们学校视察，我和一个女孩子一起去采访他。自此知道我们国家对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将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我们在新落成的教学区的文科楼前进行采访，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顿时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除此以外，我觉得我在大学里没有很好地当官。虽然我能够很认真很迅速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种任务，但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而且我还是个跷课的学生。我曾经后怕过：假如我的每一个同学都像我一样，那么课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但是十年前吸引我的是，在图书馆看书，在街上看人，在辛姨家聊天、种花、喝茶、听戏。我觉得课堂上并没有我想学的东西，考试也好对付，那么课堂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必我当时是个挺偏激的学生。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脾气改了没有。
到毕业时，我很为我的跷课事件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在一个素来交好的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没事了。工作后这个老师给我来了封信，信的内容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末尾这句硬梆梆的话：“工作以后记得收敛些。”
一、9·16
我对广阔的生活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健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会记得那些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要的小东西。比如“9·16”——我上大学报到的日子。这就好像庖丁看见了整只牛，而我只注意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
我在那天上午去报到，由我的母亲陪着。我们都戴着草帽，母亲还披着遮阳的白色披肩。我们各自踩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热气腾腾的，满身是汗。当我和母亲因为路上越来越拥挤而被迫下车牵着车行走，在接近宿舍区铁门的那条狭窄的弄口的边上，站着一个女人。
她的衣着比较考究，戴一顶阔边的折叠帽，长发在后面扎成整齐的一束；一副浅棕色的大墨镜，几乎遮住了她的脸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看得出那是一张白皙而优美的瓜子脸。脸颊上汗湿淋淋的。在九十年代初的福州，这个女人的打扮算是时髦的。我跟在母亲身后一步一步往前挪，眼角却在好奇地偷偷打量着她。对于与众不同的人我总忍不住要多瞄几眼。只见她向我们这边的人群扬起右手，使劲地晃了几下。她的手臂很白。突然我发现一直在前面引路的母亲也扬起了右手使劲晃。我不禁有点兴奋，看来她们认识。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
终于挤了过去。母亲回头对我说：“快喊阿姨。”我很小声地说：“阿姨好。”她取下墨镜，眼睛清澈，美中不足的是鼻梁散布着一些雀斑。这使我对她立即有了点亲近之感。因为我的鼻子上也有这些恼人的小东西。她把墨镜折起扣在连衣裙的上衣领口，把拎包往肩上紧一紧，向我走过来，左手按住车把，右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微笑着说：“我来推好吗？”
狭窄的通道已经几乎水泄不通了。我们非常不容易地挤进了铁门。又挤到一棵好像是大榕树的树下，这才支好车。这时她脱下帽子，折好，放进拎包，接着从拎包里掏出一条手绢来。她又一次摸着我的后脑勺，用左手（写到这里时我记起我的初中英语老师，那个年轻的女孩，也常常站在我身边一边纠正我的读音一边摸着我的后脑勺。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都喜欢摸别人的后脑勺），微笑着但是有点忧伤地说：“我姓辛。”她的忧伤有点奇怪，却使她的表情更加动人。她替我抹去脸上的汗水。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在我的鼻尖上停顿了一次，于是我闻到手绢上有一股很淡的茉莉花香。她转身对母亲说：“瘦了点。”母亲接过手绢抹了抹脸，说：“唉，总是不肯吃肉，没办法。”“呵，”她轻笑，“是你做的不好吃吧？”
那天上午报名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午餐。辛姨做东，点了西红柿炒鸡蛋、糖醋鲫鱼、青椒炒猪肚、苦瓜肉丝汤四道菜，后来因为我喜欢青菜，就又添了一盘炒上海青。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下馆子，也是我饭量最大的一次。当时我心想上大学真好。
二、宿舍
报到那天的下午我再次来到宿舍区。这次我是一个人来的。本来我不想再去了。但是因为负责报到的老师叮嘱了一定要来，否则领不到生活用品，所以我又顶着大太阳又挤了一回门。
我的宿舍好像是在五楼，是一个挤满了人的套房：有三间面积相同、各带一个阳台的屋子，每间屋子安排上下八个床位；呈“凸”字形的客厅，西边临窗的地方、北边凸出来的部位各安排了四个床位；公共盥洗间和公共卫生间则把“凸”字的两个缺陷填满，成为一个工工整整的“口”字。三十二张刷成天蓝色的铁床的床沿上都贴着一张白条，白条上用黑钢笔水写着学生的名字。当我把新草席、新被子、新塑料桶、新脸盆、新铁碗、新铁杯等一大堆新东西（那时感觉自己真阔，一辈子也没拥有过这么多好东西，全是崭崭新的，而且好像又不用付钱）搬上楼找到宿舍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写有我的名字的那张床。我把怀里的手上的肩上的东西放下来，站在客厅里，踌躇着。究竟我的床在哪里呢？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我怀疑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我走错了路？这不是我早上来的那所学校？或者……或者我根本就没考上大学？我早上做了个梦，于是下午我就跟随这个梦境来到了这里？我朝地上的绿塑料桶踢了两脚，它立即发出咚咚的两声。我掐了掐左手，疼。不是梦啊。奇怪。
我愣在那儿。后来有个师姐发现了人堆里的我。她（由于人太多，我又太慌乱，我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指点我去找系辅导员。我在辅导员那儿果然发现了我的名字。原来，我的名字被当作男生的名字给安排了。
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尽管这样，宿舍里仍然嘈杂得很。我们那时都有点精力过剩。高考之后人就完全松懈了，专业又不能引起兴趣，大家就变着法玩，点蜡烛玩。学校周围的杂货店里蜡烛的生意是最红火的。同学们轮流着过生日，或者下棋、串门、到男生宿舍喝酒、打麻将，最后不知出于何故各种玩法统一为打一种叫“八十分”的扑克牌。开始时大家也叫我来打，我说不会打，她们就纷纷想培养我。可是我的手比较小，不够抓那么多牌，脑子也不好使，那种玩法学了几次都没有学会。其实我本来就不很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她们可能也看出这一点来了，对我就渐渐地丧失了栽培的心。
不久我就搬去和辛姨一块儿住。辛姨家在仓山，路途较远，每逢次日要提前到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才睡在宿舍。跟辛姨住一块儿后，有一次我跟她讲起报到那天下午到处找床位的事儿，惹得辛姨大笑了一场。我从来没有见她那么开心过。后来辛姨和母亲就商量着要给我改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商量来商量去，意见统一为“林晓风”。这与我原来的名字发音相同，意义却全然不同了。不过，由于派出所说什么也不同意更改，我们只好悻悻作罢。后来我再发表作品时就袭用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我直到去年才又取了现在的笔名。这时候我的辛姨却早已经过世七年了。
三、上课
我上的那所大学是一个师范性质的院校。当时教育事业不如今天的景气。我的学校很破旧，而且宿舍区和教学区不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必须骑自行车绕过几个弯弯曲曲的小街道、小巷子去上课。
我刚入学时经常迷路，以致常常迟到。三个星期后，我开始跟着大家伙一块走，这样逐渐地摸清了去上课的路线。但是我从小就习惯一个人去上学。因此，在熟悉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小路之后，我就又一个人走了。
一个人走是为了给自己更充分的自由。我从小就不怎么说话，长大后变得越来越不善言辞。对此我很自卑，害怕跟同学们一起走会使自己更自卑。同时我又有点自大。我看舒婷、顾城的诗，看艾略特、伍尔芙，她们竟还热衷于琼瑶、岑凯伦。我觉得周围的同学都很幼稚，而我思想比较成熟，很可能与她们沟通不了。当我听说班级里已经有几对了，身边谁谁谁已经什么了，我却是丝毫没有谈恋爱的念头。我喜欢一个人走来走去，自由自在，想着自己的事儿。我想我的事情跟别的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喜欢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只要那里碰巧发生了点什么事情。或者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或者是雨中的池塘，或者是小贩子的叫卖，或者是两部自行车相撞引起的争吵、打架。街上很挤，实在是挤，路面又很窄小。我的车技不行，在人流里常常要停车步行。我曾经为福州有这么多的自行车感到万分的惊讶。而我家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我的母亲攒了两年的钱才买下的。
路上有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个小亭子，亭子的前面横着一条小河，四周是几块终年葱翠的小草坪。远远望去，这几块草坪就像几块绿色的补丁。经过这个公园时，可以看见桃花、栀子花、夜来香、美人蕉、蝴蝶兰、含笑花等，随着季节变换次第开出不同的花色来。我常常停下自行车到这个亭子里小坐，或者绕着亭子周围走走，多数时候是在放学的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个亭子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很美好的，否则我也不会老在这儿流连。但是我也在这个小亭子里拒绝了七封情书。当我把情书交还给对方的时候，头都不敢抬起来。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都说了些什么。现在想起，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我又会说些什么。我只希望自己在他们的记忆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开学一个月后我就厌倦了课堂。我相信不仅是我，同学们对所要学习的专业也都很不感冒。好在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四处游览的兴趣，因此仍可以留在教室里看闲书、补觉、聊天、传纸条。随着我的游览范围慢慢地扩大，我渐渐地从迟到发展为旷课。好在我已经摸清了考试的规律，对课堂笔记十分的重视，每次游览回来后都及时补上笔记，并且刻意复习。最难的那次气象学考试，年段里只有十三个同学及格，好像学习委员也得补考，我却仍然保持着八十几分，而且整个系里只有我考上八十分。这样我的学业一直保持在前三名。这是我在大学里最感到得意的一件事。
四.当官
不知为何，我会被任命为班级里的团支部书记。这么大的责任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虽然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当官，但都是当组长或语文科代表这两种跟“业务”相关的小官。我相信性格怯弱的我并没有任何的组织、管理能力。我连自己都管不好。但是已经被任命了。我不敢当场提出异议，也不敢私底下跑到辅导员那儿说我干不了（或许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当官的欲望那也说不定。）
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官当得更大了。先是被任命为学校的记者团的团长，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学校的团委办公室的主任。当记者团团长，也许是因为我上大学一年来发表了些文章，从校长手里接受过奖牌；但当团委办公室主任，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虽然这次当官比上次当得更大点，我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
“当大官”使我对“当官之道”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当大官”比“当小官”容易。至少办起事来既方便又快捷。比如组织大家捐款。我们系里有一个叫潘丽娟的平潭的同学，家境十分贫困，她是大姐，下面三个弟弟妹妹有两个在读，一个妹妹已经辍学了，而她的母亲又没有工作，偏偏父亲又得癌症刚刚去世。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即开会，决定给潘丽娟同学捐款。其实我只是动了动嘴，具体的事情都是宣传委员去做的，但是潘丽娟同学对于我，却一直怀着一种使我觉得受之有愧的感激之情。我们至今还保持着十分亲密的联系。“当大官”还有个好处就是消息灵通。比如那次林强副市长到我们学校视察，我和一个女孩子一起去采访他。自此知道我们国家对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将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我们在新落成的教学区的文科楼前进行采访，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顿时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除此以外，我觉得我在大学里没有很好地当官。虽然我能够很认真很迅速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种任务，但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而且我还是个跷课的学生。我曾经后怕过：假如我的每一个同学都像我一样，那么课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但是十年前吸引我的是，在图书馆看书，在街上看人，在辛姨家聊天、种花、喝茶、听戏。我觉得课堂上并没有我想学的东西，考试也好对付，那么课堂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必我当时是个挺偏激的学生。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脾气改了没有。
到毕业时，我很为我的跷课事件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在一个素来交好的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没事了。工作后这个老师给我来了封信，信的内容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末尾这句硬梆梆的话：“工作以后记得收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