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建议，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实现人才从乡村流出到返回的良性循环。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一说到乡贤，但凡读过《白鹿原》的人，或许想到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饱学笃行，德高望重。他鼓励村民读书，“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拟就《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劝和矛盾：“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陈忠实说，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民初誉满三秦的名儒牛兆濂，曾有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等事迹。他是位不折不扣的乡贤。
　　传统中，乡贤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留守乡村靠才学和道德文章而树立威信，另一种是告老还乡的文武官员，他们有赫赫功名，致仕后情牵故里，有意造福桑梓，回报邻里。钱念孙所建议的正是希望这类官员能够告老还乡，反哺家乡。
　　在钱念孙提出建议之前，不少有识之士已有类似建议，一些退休官员也身体力行。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重当“田舍翁”，帮助乡亲脱贫致富。再如江西南昌市原市长李豆罗，“从农民到市长走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只用4小时”，退休后彻底回家乡当了农夫。
　　千百年来，在中国乡村，无论建制立规还是定纷止争，无论淳化风气还是改善民生，历代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后生们来说，乡贤还具有精神感召之效。据《宋史·文天祥列传》记载，文天祥幼时，见学宫中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如果死后不置身于这些忠臣之间，就不是大丈夫。
　　由乡贤而衍生的乡贤文化，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可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当然，受时代局限，乡贤文化有其弊端，比如过于强调人治，所捍卫的乡村秩序有值得推敲之处。
　　与皇权不下乡相比，今日乡村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提倡乡贤文化，并非复制过去，更不是择其糟粕而行之。其前置在于一个“新”字，即新乡贤文化，按照已经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我们建造的是新乡贤文化，即“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文化的新，新在哪里？新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必须对接当前的价值坐标;新在面对现状不同，与过去不够流动的乡村相比，今天的乡村呈现空心化特点;还新在扮演角色不同，如果说昔日的乡贤在乡村一言九鼎，而今天的新乡贤则更多地配合村“两委”工作。
　　与传统的家族社会、宗族社会大相径庭的今天，新乡贤不是万能胶，能否修复日渐裂痕化的乡村有待观察。新乡贤也不是万灵丹，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乡村问题。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呼唤新乡贤文化，为乡村改变面貌、为村民改变精神面貌、为化解“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而这正是我们所欣见的。而对于那些退休官员来说，回到乡村重新开启新生活，而不是挤破头当这个会长那个理事长，既可化解乡愁，又能为父老乡亲做点事，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