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种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幸福与否成了各种媒体热炒的话题，从央视记者满世界地追着人问“你幸福吗”，到一些地方政府把公众幸福指数列入施政目标，让人有了某种恍惚感，就像一个被忘却了很久的事物，忽然被人不断提及，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假如“幸福”是一种商品，可以被囤积，被炒作，被倒卖，一定会和大蒜、绿豆一样，很快变成天价。
　　天天有人说幸福，也就不由你不去试着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终究理不出个一二三来。也许幸福与否，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只能根据各自的感受来做出判断。况且生活原本就是五味杂陈，不管什么境况，没有人能够做到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感到自己幸福得不得了。对穷人而言，饿肚子的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寒冷的时候能有棉衣穿，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而对于一些富人来说，即使天天山珍海味、狐裘锦袍，可能也感受不到所谓的“幸福”。所以，硬要追着别人问“你幸福吗”，本身就很无厘头。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幸福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等物质的享受作为低层次的幸福的话，诸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理想追求等，可能就属于高层次的范畴。对于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有识之士而言，常常是“进亦忧，退亦忧”，他们的“幸福指数”往往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政治的清明与否、百姓的安危冷暖息息相关，而与自身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条件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就像杜子美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情怀，早已超越了个体意义上的幸福追求，注定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最近一项有关职业幸福感的调查显示，既稳定又收入高的职业被认为是最具幸福感的，其中公务员排第一，其次是教师、艺术家、高管等。显然这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公务员排第一毫不意外，从“国考”的火暴程度就能得到印证，几千个人争夺一个岗位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但要说当了公务员就一定幸福，那也未必。就像婚姻生活，没有人不是奔着幸福去的，但持续走高的离婚率向人们展示，婚姻的幸与不幸也是因人而异的。“围城”之说同样适用于公务员这个职业，等你进去了，才会发现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尽如人意。在这个行当里，郁郁不得志者同样大有人在，想要超脱实属不易，更谈不上什么幸福感。这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是一样的道理。再好的职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就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可说是“此事古难全”。
　　但当下大学生在择业上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值得关注的。如果人人都把干得少、拿得多、有保障、无风险，作为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作为个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似乎都无可厚非，可一旦某种选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了。
　　面对央视记者“你幸福吗”的追问，莫言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看来这个问题同样让他左右为难。按媒体设定的标准来看，莫言无疑具备了“幸福”的所有要素，之所以感到“不幸福”，是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莫言，已经不能完全自我地、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或者不进行创作，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必须生活在人们的审视和期待中，能不忧虑、能无压力吗？自然也就难以安然享受一般人眼中的那种“幸福”。
　　所以，从世俗意义上讲，你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幸福，也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世上没有想当然的幸福，也没有想当然的不幸福。两千多年前，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讨论的似乎也是这个问题。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曾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家人是邻居，一家很有钱，但膝下无子；另一家则是家徒四壁，却有四个儿子。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按习俗，富人把家里的金银珠宝、锦缎裘皮拿出来晾晒，借以炫耀。穷邻居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无奈之下，父亲就让儿子抬出一张八仙桌，自己端坐其上，由四个儿子每人抬起一条桌腿，在自家院中“巡游”取乐。见此情景，富人叹曰：“我虽有金银财宝，可这些东西都是死的，人家拥有的才是活宝啊！”听了这则故事，该如何判断他们谁更幸福呢？理性地讲，应是各有各的幸福，也各有各的不幸。世上之事，大概难免“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叹吧！
　　记得我们小时候拿着自制玩具，穿着补丁衣服，整天半饥不饱，却能昏天黑地地开心疯玩，而现在的孩子大都锦衣玉食，物质条件优越，几乎什么都不缺，却不知道玩什么和怎么玩，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玩，两相比较，到底谁的童年更幸福呢？
　　看来，要想说清“幸福”这档子事，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