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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种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幸福与否成了各种媒体热炒的话题,从央视记者满世界地追着人问“你幸福吗”,到一些地方政府把公众幸福指数列入施政目标,让人有了某种恍惚感,就像一个被忘却了很久的事物,忽然被人不断提及,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假如“幸福”是一种商品,可以被囤积,被炒作,被倒卖,一定会和大蒜、绿豆一样,很快变成天价。
天天有人说幸福,也就不由你不去试着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终究理不出个一二三来。也许幸福与否,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只能根据各自的感受来做出判断。况且生活原本就是五味杂陈,不管什么境况,没有人能够做到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感到自己幸福得不得了。对穷人而言,饿肚子的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寒冷的时候能有棉衣穿,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而对于一些富人来说,即使天天山珍海味、狐裘锦袍,可能也感受不到所谓的“幸福”。所以,硬要追着别人问“你幸福吗”,本身就很无厘头。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幸福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等物质的享受作为低层次的幸福的话,诸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理想追求等,可能就属于高层次的范畴。对于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有识之士而言,常常是“进亦忧,退亦忧”,他们的“幸福指数”往往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政治的清明与否、百姓的安危冷暖息息相关,而与自身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条件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就像杜子美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情怀,早已超越了个体意义上的幸福追求,注定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最近一项有关职业幸福感的调查显示,既稳定又收入高的职业被认为是最具幸福感的,其中公务员排第一,其次是教师、艺术家、高管等。显然这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公务员排第一毫不意外,从“国考”的火暴程度就能得到印证,几千个人争夺一个岗位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但要说当了公务员就一定幸福,那也未必。就像婚姻生活,没有人不是奔着幸福去的,但持续走高的离婚率向人们展示,婚姻的幸与不幸也是因人而异的。“围城”之说同样适用于公务员这个职业,等你进去了,才会发现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尽如人意。在这个行当里,郁郁不得志者同样大有人在,想要超脱实属不易,更谈不上什么幸福感。这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是一样的道理。再好的职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就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可说是“此事古难全”。
但当下大学生在择业上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值得关注的。如果人人都把干得少、拿得多、有保障、无风险,作为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作为个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似乎都无可厚非,可一旦某种选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了。
面对央视记者“你幸福吗”的追问,莫言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看来这个问题同样让他左右为难。按媒体设定的标准来看,莫言无疑具备了“幸福”的所有要素,之所以感到“不幸福”,是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莫言,已经不能完全自我地、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或者不进行创作,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必须生活在人们的审视和期待中,能不忧虑、能无压力吗?自然也就难以安然享受一般人眼中的那种“幸福”。
所以,从世俗意义上讲,你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幸福,也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世上没有想当然的幸福,也没有想当然的不幸福。两千多年前,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讨论的似乎也是这个问题。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曾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家人是邻居,一家很有钱,但膝下无子;另一家则是家徒四壁,却有四个儿子。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按习俗,富人把家里的金银珠宝、锦缎裘皮拿出来晾晒,借以炫耀。穷邻居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无奈之下,父亲就让儿子抬出一张八仙桌,自己端坐其上,由四个儿子每人抬起一条桌腿,在自家院中“巡游”取乐。见此情景,富人叹曰:“我虽有金银财宝,可这些东西都是死的,人家拥有的才是活宝啊!”听了这则故事,该如何判断他们谁更幸福呢?理性地讲,应是各有各的幸福,也各有各的不幸。世上之事,大概难免“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叹吧!
记得我们小时候拿着自制玩具,穿着补丁衣服,整天半饥不饱,却能昏天黑地地开心疯玩,而现在的孩子大都锦衣玉食,物质条件优越,几乎什么都不缺,却不知道玩什么和怎么玩,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玩,两相比较,到底谁的童年更幸福呢?
看来,要想说清“幸福”这档子事,还真不容易!
天天有人说幸福,也就不由你不去试着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终究理不出个一二三来。也许幸福与否,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只能根据各自的感受来做出判断。况且生活原本就是五味杂陈,不管什么境况,没有人能够做到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感到自己幸福得不得了。对穷人而言,饿肚子的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寒冷的时候能有棉衣穿,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而对于一些富人来说,即使天天山珍海味、狐裘锦袍,可能也感受不到所谓的“幸福”。所以,硬要追着别人问“你幸福吗”,本身就很无厘头。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幸福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等物质的享受作为低层次的幸福的话,诸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理想追求等,可能就属于高层次的范畴。对于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有识之士而言,常常是“进亦忧,退亦忧”,他们的“幸福指数”往往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政治的清明与否、百姓的安危冷暖息息相关,而与自身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条件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就像杜子美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情怀,早已超越了个体意义上的幸福追求,注定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最近一项有关职业幸福感的调查显示,既稳定又收入高的职业被认为是最具幸福感的,其中公务员排第一,其次是教师、艺术家、高管等。显然这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公务员排第一毫不意外,从“国考”的火暴程度就能得到印证,几千个人争夺一个岗位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但要说当了公务员就一定幸福,那也未必。就像婚姻生活,没有人不是奔着幸福去的,但持续走高的离婚率向人们展示,婚姻的幸与不幸也是因人而异的。“围城”之说同样适用于公务员这个职业,等你进去了,才会发现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尽如人意。在这个行当里,郁郁不得志者同样大有人在,想要超脱实属不易,更谈不上什么幸福感。这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是一样的道理。再好的职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就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可说是“此事古难全”。
但当下大学生在择业上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值得关注的。如果人人都把干得少、拿得多、有保障、无风险,作为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作为个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似乎都无可厚非,可一旦某种选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了。
面对央视记者“你幸福吗”的追问,莫言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看来这个问题同样让他左右为难。按媒体设定的标准来看,莫言无疑具备了“幸福”的所有要素,之所以感到“不幸福”,是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莫言,已经不能完全自我地、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或者不进行创作,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必须生活在人们的审视和期待中,能不忧虑、能无压力吗?自然也就难以安然享受一般人眼中的那种“幸福”。
所以,从世俗意义上讲,你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幸福,也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世上没有想当然的幸福,也没有想当然的不幸福。两千多年前,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讨论的似乎也是这个问题。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曾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家人是邻居,一家很有钱,但膝下无子;另一家则是家徒四壁,却有四个儿子。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按习俗,富人把家里的金银珠宝、锦缎裘皮拿出来晾晒,借以炫耀。穷邻居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无奈之下,父亲就让儿子抬出一张八仙桌,自己端坐其上,由四个儿子每人抬起一条桌腿,在自家院中“巡游”取乐。见此情景,富人叹曰:“我虽有金银财宝,可这些东西都是死的,人家拥有的才是活宝啊!”听了这则故事,该如何判断他们谁更幸福呢?理性地讲,应是各有各的幸福,也各有各的不幸。世上之事,大概难免“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叹吧!
记得我们小时候拿着自制玩具,穿着补丁衣服,整天半饥不饱,却能昏天黑地地开心疯玩,而现在的孩子大都锦衣玉食,物质条件优越,几乎什么都不缺,却不知道玩什么和怎么玩,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玩,两相比较,到底谁的童年更幸福呢?
看来,要想说清“幸福”这档子事,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