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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问题。公众在期待着政府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提到了空前的高度。那么，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又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企业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这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基本含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惟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以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首届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的“八大社会责任”，被视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日前，本刊朱敏总编就此与其进行了一番对话，深入透析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厘清认知误区。
价值的聚合与创造
前些年，美国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来北大讲学时提出一个概念：任何企业都应认识到，自身的健康发展应由社会的健康发展来保障
朱敏：除了深入全国各地对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广泛调研，您对企业社会责任也颇有研究。作为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建言献策、“影响中南海”的政府高参，企业社会责任是怎样进入您的关注视野的？
任玉岭：据我所知，国际上包括生产守则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已超过了四百个，但没一个是中国制定的。这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针对企业日常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尽早研制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填补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这是我关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来由。
朱敏：那么，到底是社会应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应该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哪个更重要？
任玉岭：都很重要。应该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使企业得以更有效地通过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价值的最大化。
前些年，美国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来北大讲学时提出一个概念：任何企业都应认识到，自身的健康发展由社会的健康发展来保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有社会健康发展了，我们的企业才能健康发展；没有社会的健康发展，企业也就难保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数以万计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主要源于改革开放的大势。没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不会有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乃至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和成功。
朱敏：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似乎不是道德动机和履责意愿，而是要求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强调企业发展要统筹考虑自身运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统筹兼顾利益相关方的多元要求和社会期望。
任玉岭：是这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最终来看，是有利于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论是过去和将来，所有企业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此企业一定要爱护、关注这个大环境，一定要使企业发展与宏观大势相适应。
东西方基因的异同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从西方宗教理论里就已经有了，我曾经在国外天主教堂里看到很大一幅信条叫“做生意要诚”；中国古代做生意也讲求“童叟无欺”
朱敏：在促进“企业发展与宏观大势相适应”这一点上，从东西方基因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会不会有何不同？
任玉岭：其实企业社会责任从西方宗教理论里就已经有了，我曾经在国外天主教堂里看到很大一幅信条叫“做生意要诚”；中国古代做生意也讲求“童叟无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直到70年代成为欧美企业普遍接受的观念。
在西方，CSR理论被提出和阐释的背景，是提出一条与宏观调控相对应之路，将原本由政府掌握的对经济领域的调控权力，转移到了企业自身，由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自主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进行运营，进而对社会负责，并为可持续发展模式做出贡献。要说东西方基因的不同，我想主要是制度差异以及各自在社会共识的广度上有所不同。
朱敏：的确如您所言。近年来，CSR理念引入中国后一直呈迅猛发展势头，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其内生机制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推动者是政府，其他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
任玉岭：中国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前几年加入WTO之后由SA8000企业认证开始的，越来越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在中国的理念普及中，政府推动作为CSR行动的主体，其影响力和效果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领导人在各类发言中的呼吁，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主管经济的主要官员，多次在国际国内的会议上敦促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使CSR成为从上到下關注的热点话题。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还写入了2005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随后，各级政府积极落实领导人发出的号召。在中央层面，比较重要的是国资委于2008年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10年，国资委又明确要求所有中央企业3年内必须发布CSR报告。地方政府也很积极，仅2010年就有多个地方出台行动，推动和量化当地CSR指标：《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修改稿正式公布；温州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的协助下，从2009年开始在民营企业推广CSR评估体系试点；江苏盐城也出台了CSR地方标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缺乏良好的自愿基础，多数时候还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社会与企业相互依存，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与社会如同汗毛和皮肤、头发和脑袋的关系，如果皮肤和脑袋出了问题，汗毛和头发也将不会存在
朱敏：我们知道，这轮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因此有人责怪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一些金融界负责人，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那么，企业与社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任玉岭：我相信，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各国会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有企业的参与和协力。社会与企业是相互依存的，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如同汗毛和皮肤、头发和脑袋的关系，如果皮肤和脑袋出了问题，汗毛和头发也将不会存在。有的企业只想赚钱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偷税漏税、制造假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压低和扣发工人工资，甚至置工人的健康于不顾。这样做不仅透支了社会的良性价值，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持续发展。只有企业将更多的社会责任担起来，才能有社会与企业的双赢和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朱敏：但也要看到，现实当中还存在一些“假社会责任之名，强行向企业摊派”的现象。
任玉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巧立名目向企业强行摊派是种社会顽症，让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前些年曾大力整顿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努力减轻企业负担。现在仍要警惕假借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向企业要钱索物，增加企业负担。但这些现象的存在，同样不能成为企业推卸社会责任的借口和托辞，谨防因噎废食。
朱敏：如今公益慈善成了社会焦点话题，以至于有些人将捐赠或支持公益事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起来，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任玉岭：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就是有效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综合价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自愿的基础上，企业向社会捐赠和支持公益事业，既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派生的、延伸的责任，不能与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划等号，更不能以此代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负应尽的社会责任。一家连基本社会责任都不履行的企业，捐多少款或做多少所谓的公益也是徒劳的，它的社会责任依然是没有尽到。
CSR的“任氏标准”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以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首届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提出企业应承担的“八大社会责任”，被视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
承担明礼诚信保产品质量的责任。当前，企业诚信缺失，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不顾民众生命安全的例子频繁出现。由于企业的不守信，造成假冒商品随时随地可见，消费者因此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每年在2500~2700亿元，占GDP比重的3%~3.5%。很多企业因商品造假的干扰和打假难度过大，导致企业难以为继，岌岌可危。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追求暴利，房价超出人们的购买力，不仅造成一些企业倒闭，也给银行带来了风险。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众利益，企业必须承担起明礼诚信、确保产品货真价实的社会责任。
履行科学发展与缴纳税款的责任。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也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更不能只顾自身、不顾友邻。作为主要的税源主体，企业担负着纳税重任，但有些企业为了偷逃税款，不惜做假账。做“两本账”对企业本身是有害的，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应该给予严厉的校正和打击。
促可持续发展与节约资源的责任。中国人均资源特别紧缺，当前正下决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企业作为资源消费的主体，要承担起节约资源的社会责任，降低成本、提高产出。企业家要站在全局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资源节约，有条件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
保护环境和维护自然和谐的责任。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国环境污染程度居世界前列，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等已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都与企业技术水平偏低和保护环境意识不强有关。企业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責任，大力创新科技，减少废物、废水、废气的排放并搞好“三废”的回收预处理。
承担公共产品与文化建设的责任。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影响全民身体健康，也影响社会劳力资源的供应保障；文化建设则可以通过休闲娱乐使人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公共产品和文化事业发展固然是政府的责任，但企业也应当分出一些财力和精力，担当起发展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建设的责任。
保护职工健康和职工待遇的责任。曾有报道称，中国每年有4万工人的手背被切断，每年死于工伤的人数高达2~3万。有的企业不注意劳动保护，造成大量细病菌孳生，另外无限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极度压低工人工资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使企业难以长久。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做客央视《对话》节目时表示，在员工、股东、客户三者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员工最重要”。企业要坚决遵纪守法，爱护员工，多为员工着想。
扶贫济困和关心慈善事业的责任。稻盛和夫信奉“重善行、思利他，良知良心、敬天爱民”，他不仅创造出两个世界500强公司，还挽狂澜于既倒，让日航起死回生。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上仍有很多人生活困难亟需救助。比尔·盖茨过去几年向慈善事业捐款达283亿美元，占到其资产的37%，而中国2004年评出的财富500强的前100名，有75%对慈善事业毫无作为，中国慈善基金的捐款70%来自港澳台和国外。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更好地承担起扶贫济困和关心慈善事业的责任。
创新科技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责任。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拿来主义”引进大量国外装备和技术，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造成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极低，同时也使中国企业丧失自主性。上海是中国科技人员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但是对外技术依赖度已经高达75%，1993年～2003年的十年间对外依赖度增加了10个百分点。因此要高度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科技研发，努力做到创新以企业为主体。
朱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任玉岭
中国国务院参事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60年代初毕业于南开大学，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工业系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从事教学、科研及科技与企业管理工作达30年之久。80年代末出任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市副市长。199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2003年分别当选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出任国务院参事。
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企业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这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基本含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惟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以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首届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的“八大社会责任”，被视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日前，本刊朱敏总编就此与其进行了一番对话，深入透析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厘清认知误区。
价值的聚合与创造
前些年，美国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来北大讲学时提出一个概念：任何企业都应认识到，自身的健康发展应由社会的健康发展来保障
朱敏：除了深入全国各地对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广泛调研，您对企业社会责任也颇有研究。作为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建言献策、“影响中南海”的政府高参，企业社会责任是怎样进入您的关注视野的？
任玉岭：据我所知，国际上包括生产守则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已超过了四百个，但没一个是中国制定的。这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针对企业日常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尽早研制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填补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这是我关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来由。
朱敏：那么，到底是社会应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应该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哪个更重要？
任玉岭：都很重要。应该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使企业得以更有效地通过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价值的最大化。
前些年，美国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来北大讲学时提出一个概念：任何企业都应认识到，自身的健康发展由社会的健康发展来保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有社会健康发展了，我们的企业才能健康发展；没有社会的健康发展，企业也就难保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数以万计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主要源于改革开放的大势。没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不会有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乃至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和成功。
朱敏：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似乎不是道德动机和履责意愿，而是要求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强调企业发展要统筹考虑自身运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统筹兼顾利益相关方的多元要求和社会期望。
任玉岭：是这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最终来看，是有利于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论是过去和将来，所有企业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此企业一定要爱护、关注这个大环境，一定要使企业发展与宏观大势相适应。
东西方基因的异同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从西方宗教理论里就已经有了，我曾经在国外天主教堂里看到很大一幅信条叫“做生意要诚”；中国古代做生意也讲求“童叟无欺”
朱敏：在促进“企业发展与宏观大势相适应”这一点上，从东西方基因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会不会有何不同？
任玉岭：其实企业社会责任从西方宗教理论里就已经有了，我曾经在国外天主教堂里看到很大一幅信条叫“做生意要诚”；中国古代做生意也讲求“童叟无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直到70年代成为欧美企业普遍接受的观念。
在西方，CSR理论被提出和阐释的背景，是提出一条与宏观调控相对应之路，将原本由政府掌握的对经济领域的调控权力，转移到了企业自身，由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自主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进行运营，进而对社会负责，并为可持续发展模式做出贡献。要说东西方基因的不同，我想主要是制度差异以及各自在社会共识的广度上有所不同。
朱敏：的确如您所言。近年来，CSR理念引入中国后一直呈迅猛发展势头，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其内生机制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推动者是政府，其他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
任玉岭：中国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前几年加入WTO之后由SA8000企业认证开始的，越来越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在中国的理念普及中，政府推动作为CSR行动的主体，其影响力和效果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领导人在各类发言中的呼吁，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主管经济的主要官员，多次在国际国内的会议上敦促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使CSR成为从上到下關注的热点话题。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还写入了2005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随后，各级政府积极落实领导人发出的号召。在中央层面，比较重要的是国资委于2008年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10年，国资委又明确要求所有中央企业3年内必须发布CSR报告。地方政府也很积极，仅2010年就有多个地方出台行动，推动和量化当地CSR指标：《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修改稿正式公布；温州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的协助下，从2009年开始在民营企业推广CSR评估体系试点；江苏盐城也出台了CSR地方标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缺乏良好的自愿基础，多数时候还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社会与企业相互依存，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与社会如同汗毛和皮肤、头发和脑袋的关系，如果皮肤和脑袋出了问题，汗毛和头发也将不会存在
朱敏：我们知道，这轮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因此有人责怪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一些金融界负责人，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那么，企业与社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任玉岭：我相信，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各国会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有企业的参与和协力。社会与企业是相互依存的，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如同汗毛和皮肤、头发和脑袋的关系，如果皮肤和脑袋出了问题，汗毛和头发也将不会存在。有的企业只想赚钱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偷税漏税、制造假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压低和扣发工人工资，甚至置工人的健康于不顾。这样做不仅透支了社会的良性价值，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持续发展。只有企业将更多的社会责任担起来，才能有社会与企业的双赢和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朱敏：但也要看到，现实当中还存在一些“假社会责任之名，强行向企业摊派”的现象。
任玉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巧立名目向企业强行摊派是种社会顽症，让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前些年曾大力整顿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努力减轻企业负担。现在仍要警惕假借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向企业要钱索物，增加企业负担。但这些现象的存在，同样不能成为企业推卸社会责任的借口和托辞，谨防因噎废食。
朱敏：如今公益慈善成了社会焦点话题，以至于有些人将捐赠或支持公益事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起来，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任玉岭：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就是有效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综合价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自愿的基础上，企业向社会捐赠和支持公益事业，既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派生的、延伸的责任，不能与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划等号，更不能以此代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负应尽的社会责任。一家连基本社会责任都不履行的企业，捐多少款或做多少所谓的公益也是徒劳的，它的社会责任依然是没有尽到。
CSR的“任氏标准”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以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首届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提出企业应承担的“八大社会责任”，被视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
承担明礼诚信保产品质量的责任。当前，企业诚信缺失，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不顾民众生命安全的例子频繁出现。由于企业的不守信，造成假冒商品随时随地可见，消费者因此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每年在2500~2700亿元，占GDP比重的3%~3.5%。很多企业因商品造假的干扰和打假难度过大，导致企业难以为继，岌岌可危。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追求暴利，房价超出人们的购买力，不仅造成一些企业倒闭，也给银行带来了风险。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众利益，企业必须承担起明礼诚信、确保产品货真价实的社会责任。
履行科学发展与缴纳税款的责任。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也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更不能只顾自身、不顾友邻。作为主要的税源主体，企业担负着纳税重任，但有些企业为了偷逃税款，不惜做假账。做“两本账”对企业本身是有害的，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应该给予严厉的校正和打击。
促可持续发展与节约资源的责任。中国人均资源特别紧缺，当前正下决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企业作为资源消费的主体，要承担起节约资源的社会责任，降低成本、提高产出。企业家要站在全局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资源节约，有条件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
保护环境和维护自然和谐的责任。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国环境污染程度居世界前列，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等已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都与企业技术水平偏低和保护环境意识不强有关。企业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責任，大力创新科技，减少废物、废水、废气的排放并搞好“三废”的回收预处理。
承担公共产品与文化建设的责任。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影响全民身体健康，也影响社会劳力资源的供应保障；文化建设则可以通过休闲娱乐使人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公共产品和文化事业发展固然是政府的责任，但企业也应当分出一些财力和精力，担当起发展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建设的责任。
保护职工健康和职工待遇的责任。曾有报道称，中国每年有4万工人的手背被切断，每年死于工伤的人数高达2~3万。有的企业不注意劳动保护，造成大量细病菌孳生，另外无限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极度压低工人工资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使企业难以长久。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做客央视《对话》节目时表示，在员工、股东、客户三者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员工最重要”。企业要坚决遵纪守法，爱护员工，多为员工着想。
扶贫济困和关心慈善事业的责任。稻盛和夫信奉“重善行、思利他，良知良心、敬天爱民”，他不仅创造出两个世界500强公司，还挽狂澜于既倒，让日航起死回生。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上仍有很多人生活困难亟需救助。比尔·盖茨过去几年向慈善事业捐款达283亿美元，占到其资产的37%，而中国2004年评出的财富500强的前100名，有75%对慈善事业毫无作为，中国慈善基金的捐款70%来自港澳台和国外。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更好地承担起扶贫济困和关心慈善事业的责任。
创新科技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责任。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拿来主义”引进大量国外装备和技术，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造成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极低，同时也使中国企业丧失自主性。上海是中国科技人员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但是对外技术依赖度已经高达75%，1993年～2003年的十年间对外依赖度增加了10个百分点。因此要高度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科技研发，努力做到创新以企业为主体。
朱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任玉岭
中国国务院参事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60年代初毕业于南开大学，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工业系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从事教学、科研及科技与企业管理工作达30年之久。80年代末出任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市副市长。199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2003年分别当选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出任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