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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谚：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上半句，属天体运行规律，难以违拗；这下半句，阅读吴心白先生作品《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之后，则受到了颠覆。读者八五，作者八七，均在逾八晋九之列，称老无疑。他写此书，字字是真，句句是情，我读此著，篇篇入心，章章动容，老伴似有察觉，争相捧读，于是互相打起“时间差”。阅毕即迫不及待荐与老友去分享。此行此举，离开“人情”二字将何以解释？
我一向相信“第六感觉”说，彼岸心白先生也许隔海遥闻感应声，稍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果然称我俩是“未见如故”的朋友。
同处于大动荡、大尴尬时代，同生长于皖南山区，黟县与泾县仅隔一个太平县，生活环境、乡风民俗同根同源，传统文化与“五四”新风的交互熏染，亦感同身受。瞬间擦肩而过，铸就两岸相隔，迄今风烛瓦霜，素未谋面。幸有交往经年的文友马丽春女士穿针引线，得以神交吴心白先生，晚年添新友，不亦乐乎？
一次电话中，马丽春不知是否出于一时兴起，竟要索取我的书法，我淡然一笑：“拿的出手吗？羞于示人。”她说：“文章有个性，字就有个性。”当即嘱咐裁纸尺幅，不要太大太长，看来要动真格的。平素交谈，她向来像打电报似地言不多、言必行，行必果，我将“在劫难逃”了。不日我几乎使出浑身解数，写了两张条幅、一幅横额任其挑选。取字那天，马女士带来几幅她新近绘就的水墨山水画让我品赏，不经意间露出一本繁体字直行排版、厚达569页的《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原以为是文友间在境外新出的普通书，马女士介绍是安徽籍台湾老报人吴心白第十本两岸文学交流的散文集。她挂名总编辑可以赠送给我，当即在扉页上签了题赠。由此，又一座合肥通往台湾桃园市精神交往的桥梁便开通了，在此，我应该向马丽春女士道一声感谢。
具有荒唐意味的是，这位未见如故的朋友吴心白先生，一个甲子前，却是我——我们货真价实的“敌人”，当时他任金、马上尉军防官（后升任少校），我曾深入到厦门战壕，东山岛丛林等军事前沿阵地，双方森严壁垒，互有侵扰，零星战斗不断，战壕里只准单个人弯腰前行，两个人以上常遭仅距10公里的蒋军射杀。夜晚演出，敌机频繁扫射或投弹，闻警拉闸，节目定格，警报解除，从定格处接着往下演，一出名曰《堡垒》的四幕五场话剧，竟演绎成无场次的戏剧。缘于作息紊乱，连续疲劳，有一天晚上，我突患急性肠炎，不到三小时拉肚子九次，被一辆拉布景道具的军用卡车送进位于厦门郊区的野战医院才幸免于不测。更有甚者，文宣人员下连队、驻海岛，时遭蒋军偷袭，有的“光荣”了，有的被俘，其中一位担任队长叫顾雷春的干部，被押送台湾后音讯杳无，生死不明。两岸三通后，苏州聚会，台湾归来的老友说，始终不知其下落。这些往年旧事，未必和下级军官的吴心白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一旦战场相逢，短兵相接，必然是红眼厮杀以至尸横沙滩。上世纪50年代初，真得感谢天王爷的绝妙安排，让我和心白先生失之交臂，成为生死劫难中的幸存者。
心白先生说他有几次九死一生的险遇。我未曾全读他的十本书，知之不详，此次东海前线的幸存，或许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险恶的一次。他的处女集《痕迹》和《吴心白的秘密档案》等书，如有险遇的记载，想必是扣人心弦、惊魂动魄的。
进入耄耋，余年无多，非精品不读，《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我竟阅读两遍，它摒弃故弄玄虚的故事情节，它排除缺失灵魂的华丽辞藻堆砌，它立头脑、减头绪、密针线，张弛自如、变化有序，以娓娓道来的纪实风格而深得我心，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从牧童、教师、从军到提篮小卖、开布店、办工厂，直至侧身新闻界，进而被邀为台湾大报系之一联合日报的名牌记者达四十余载，直到退休，一路沧桑，尽在书中，是心白先生闯荡江湖的奋斗史，也是两岸社会大变迁的横切面。后人将从中获取正史上难以见到的历史碎片和无比丰富的奇闻异事。从这个角度说，吴心白的经历，可视为一种社会财富。
《红楼梦》开篇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五言绝句，吴心白先生取荒唐作书名，既不心酸，也不含泪，他意在反讽，曲笔折射两岸人为对峙，两种崎岖多变的社会境况。书中确有诸多不合常理、令人发噱的事物。如在杭州西湖求大庙主持要当小和尚，是出于仰慕大和尚、大文学家苏曼殊和李叔同；自编自演“夜不归宿”、“率兵偷鱼”，为的是想当作家体验坐牢的滋味；参加同学婚礼看中女宾相，竟弃学跟踪而追；到台湾初任记者，屡请朋友吃饭跳舞，开支太大竟把用以采访的袖珍相机入了当铺；受大商家朋友之托，不懂避嫌，代为照顾其美貌情妇；自费往返大陆为在台友人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此等另类行为，或率性而作，或性格使然，不见半点愁容，尽显倜傥之态。解禁前，台湾社会云诡波谲乱象纷呈，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报业记者吴心白，也能做到处惊不变，从容应对，化险为夷，屡创佳绩。这固然有赖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功力，最根本的是有“五四”新风传下来崇尚民主自由的精神作底气。这也是他每天在编排几千字的报纸版面之余，还给以胡适先生为总发行人、以雷震先生为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撰稿的动力所在。谈兴正浓，我竟然在电话里唱起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一直唱到“我们的热血，第聂波尔河似地奔流”，电话两端开怀大笑之后，心白先生连声感喟“我们有好多共同点”。笑一笑，十年少，好事。可在稍后的文章中，心白先生居然称我“还是位歌唱家”，真叫我坐立不安，浑身难受。毕竟没见过面，误会难免。年轻时，参加大合唱，那是“南郭先生”混迹于男高音声部，不荒腔走板已算侥幸，连小合唱都没人选中我，何“家”之有？时下捧风成灾，XX教授、XX家，随手一抓一大把，我不能再推波助澜，特此郑重声明：摘去这一桂冠。
纵观全书，颠簸和荒唐共生，平凡与出彩并存，和盘托出，正派做人，被报业同仁赞为“可上新闻史”、“永远的斗士”，鼓励他“继续荒唐”。出于敬佩，我提笔蘸墨为心白先生撰赠十六个字的条幅：“心地洁白，剔透如玉，活出自我，不虚此生”。
幸矣哉，未见如故的朋友！
我一向相信“第六感觉”说，彼岸心白先生也许隔海遥闻感应声，稍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果然称我俩是“未见如故”的朋友。
同处于大动荡、大尴尬时代，同生长于皖南山区，黟县与泾县仅隔一个太平县，生活环境、乡风民俗同根同源，传统文化与“五四”新风的交互熏染，亦感同身受。瞬间擦肩而过，铸就两岸相隔，迄今风烛瓦霜，素未谋面。幸有交往经年的文友马丽春女士穿针引线，得以神交吴心白先生，晚年添新友，不亦乐乎？
一次电话中，马丽春不知是否出于一时兴起，竟要索取我的书法，我淡然一笑：“拿的出手吗？羞于示人。”她说：“文章有个性，字就有个性。”当即嘱咐裁纸尺幅，不要太大太长，看来要动真格的。平素交谈，她向来像打电报似地言不多、言必行，行必果，我将“在劫难逃”了。不日我几乎使出浑身解数，写了两张条幅、一幅横额任其挑选。取字那天，马女士带来几幅她新近绘就的水墨山水画让我品赏，不经意间露出一本繁体字直行排版、厚达569页的《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原以为是文友间在境外新出的普通书，马女士介绍是安徽籍台湾老报人吴心白第十本两岸文学交流的散文集。她挂名总编辑可以赠送给我，当即在扉页上签了题赠。由此，又一座合肥通往台湾桃园市精神交往的桥梁便开通了，在此，我应该向马丽春女士道一声感谢。
具有荒唐意味的是，这位未见如故的朋友吴心白先生，一个甲子前，却是我——我们货真价实的“敌人”，当时他任金、马上尉军防官（后升任少校），我曾深入到厦门战壕，东山岛丛林等军事前沿阵地，双方森严壁垒，互有侵扰，零星战斗不断，战壕里只准单个人弯腰前行，两个人以上常遭仅距10公里的蒋军射杀。夜晚演出，敌机频繁扫射或投弹，闻警拉闸，节目定格，警报解除，从定格处接着往下演，一出名曰《堡垒》的四幕五场话剧，竟演绎成无场次的戏剧。缘于作息紊乱，连续疲劳，有一天晚上，我突患急性肠炎，不到三小时拉肚子九次，被一辆拉布景道具的军用卡车送进位于厦门郊区的野战医院才幸免于不测。更有甚者，文宣人员下连队、驻海岛，时遭蒋军偷袭，有的“光荣”了，有的被俘，其中一位担任队长叫顾雷春的干部，被押送台湾后音讯杳无，生死不明。两岸三通后，苏州聚会，台湾归来的老友说，始终不知其下落。这些往年旧事，未必和下级军官的吴心白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一旦战场相逢，短兵相接，必然是红眼厮杀以至尸横沙滩。上世纪50年代初，真得感谢天王爷的绝妙安排，让我和心白先生失之交臂，成为生死劫难中的幸存者。
心白先生说他有几次九死一生的险遇。我未曾全读他的十本书，知之不详，此次东海前线的幸存，或许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险恶的一次。他的处女集《痕迹》和《吴心白的秘密档案》等书，如有险遇的记载，想必是扣人心弦、惊魂动魄的。
进入耄耋，余年无多，非精品不读，《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我竟阅读两遍，它摒弃故弄玄虚的故事情节，它排除缺失灵魂的华丽辞藻堆砌，它立头脑、减头绪、密针线，张弛自如、变化有序，以娓娓道来的纪实风格而深得我心，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从牧童、教师、从军到提篮小卖、开布店、办工厂，直至侧身新闻界，进而被邀为台湾大报系之一联合日报的名牌记者达四十余载，直到退休，一路沧桑，尽在书中，是心白先生闯荡江湖的奋斗史，也是两岸社会大变迁的横切面。后人将从中获取正史上难以见到的历史碎片和无比丰富的奇闻异事。从这个角度说，吴心白的经历，可视为一种社会财富。
《红楼梦》开篇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五言绝句，吴心白先生取荒唐作书名，既不心酸，也不含泪，他意在反讽，曲笔折射两岸人为对峙，两种崎岖多变的社会境况。书中确有诸多不合常理、令人发噱的事物。如在杭州西湖求大庙主持要当小和尚，是出于仰慕大和尚、大文学家苏曼殊和李叔同；自编自演“夜不归宿”、“率兵偷鱼”，为的是想当作家体验坐牢的滋味；参加同学婚礼看中女宾相，竟弃学跟踪而追；到台湾初任记者，屡请朋友吃饭跳舞，开支太大竟把用以采访的袖珍相机入了当铺；受大商家朋友之托，不懂避嫌，代为照顾其美貌情妇；自费往返大陆为在台友人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此等另类行为，或率性而作，或性格使然，不见半点愁容，尽显倜傥之态。解禁前，台湾社会云诡波谲乱象纷呈，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报业记者吴心白，也能做到处惊不变，从容应对，化险为夷，屡创佳绩。这固然有赖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功力，最根本的是有“五四”新风传下来崇尚民主自由的精神作底气。这也是他每天在编排几千字的报纸版面之余，还给以胡适先生为总发行人、以雷震先生为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撰稿的动力所在。谈兴正浓，我竟然在电话里唱起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一直唱到“我们的热血，第聂波尔河似地奔流”，电话两端开怀大笑之后，心白先生连声感喟“我们有好多共同点”。笑一笑，十年少，好事。可在稍后的文章中，心白先生居然称我“还是位歌唱家”，真叫我坐立不安，浑身难受。毕竟没见过面，误会难免。年轻时，参加大合唱，那是“南郭先生”混迹于男高音声部，不荒腔走板已算侥幸，连小合唱都没人选中我，何“家”之有？时下捧风成灾，XX教授、XX家，随手一抓一大把，我不能再推波助澜，特此郑重声明：摘去这一桂冠。
纵观全书，颠簸和荒唐共生，平凡与出彩并存，和盘托出，正派做人，被报业同仁赞为“可上新闻史”、“永远的斗士”，鼓励他“继续荒唐”。出于敬佩，我提笔蘸墨为心白先生撰赠十六个字的条幅：“心地洁白，剔透如玉，活出自我，不虚此生”。
幸矣哉，未见如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