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心理学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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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先秦时期是一个思想百家争鸣的年代,那时候的一些思想家认为音乐和人格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们对音乐心理学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思考和结论。
  关键词:人格 音乐 心理 情绪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直接参与了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音乐文化极为繁荣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很重视音乐问题,在音乐观上各抒己见,因此音乐哲学、音乐美学发展得很快,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本文现就音乐心理学在先秦时期的发展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 音乐产生于心理
  《乐记•乐本篇》中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是我国最早对音乐的产生过程中心、物关系的理论概括。它指出了音乐表现感情的特征,否定了音乐起源于模拟自然、来自阴阳的观点,具有唯物论的认识特点。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认为:人皆有七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而音乐就是这些情绪变化的表现形式。《荀子•乐论》曾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是矣。”这里的“性术之变”,指的是人的内心思想情感的变化。《乐记•乐本篇》中写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这些论述的观点就是说音乐是人的内在情绪的外在表现。声音是乐的表现形式,而乐则是人的内心情感被激活、被表达的产物。
  二 音乐反作用于人的心理
  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侧隐而爱仁;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史记•乐书》云:“宫动脾而正圣,商动肺而正义,角动肝而正仁,徵动心而正礼,羽动肾而正智;可见声音之道,感发性天,纯乎天籁。”这些文献材料反映了音乐声调的变化和情感的表达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作用。而荀子在《荀子•乐论》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乐记•乐象篇》中则写道:“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声,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筲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时之和,以著万物之理。”这是说,当人们静下心来,直观地感受一首乐曲时,就可以读懂音乐中表达的各种不同的情感,并沉浸在其中与之同喜同悲。“正声”曲调有度,条理分明,音乐节奏可以调动欣赏者的善心;而“奸声”节奏紊乱,音调缓慢包涵邪恶,挑动欲念,欣赏者内心往往杂念重重,从而产生一种负面的审美心理体验。《乐记》曰:“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即音乐通过节奏、速度、力度的变化使人内心的情感得到诱发和宣泄,进而使人的心灵处于一种纯净安详的状态。音乐直接影响着人的心理,不同的音乐作用于人的心理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感受。
  三 人格的不同与音乐的选择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认为,君子好“雅乐”,小人好“淫声”。“雅乐”即“优雅的音乐”,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君子好之;“淫乐”主要指使人淫靡的“郑卫之音”,使人意志消靡,君子弃之。如《论语•阳货》中写道: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厌恶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音乐的优雅,厌恶用花言巧语去颠覆家国的人。孔子多次对郑国音乐进行了批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要排斥郑国的音乐,远离花言巧语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郑国的音乐属于靡靡之音,就像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人那样危险。
  为何孔子如此强烈痛斥“郑声”呢?司马迁在《史记•乐书》指出:“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即郑声的特点是怨懑、淫靡,引人入邪。孔子认为,郑国音乐的节奏过于强烈,曲调忽高忽低,容易使人心情激动,会诱发人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仁爱礼义之德。
  四 品德与音乐
  《乐记•师乙篇》中记载:“师乙曰:‘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且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师乙是春秋时期的宫廷音乐家,他将人根据人格的不同而划分为六种,认为每一种人格的人适合唱不同类别的歌曲。
  “德者,性之端;乐者,德之华。”人格是先天和后天的合成,或者说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教育因素的合成;而音乐就是后天或环境因素的一个方面。对此,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也有清晰的认识。孔子在《乐记》中就写道:“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风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熟能保此?”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能够以辩证的方法看待人格品德与音乐的相互关系。
  《乐记•乐情篇》云:“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这里,孔子把音乐表演者分成三个层次:最高境界是德艺双馨者;其次是懂得音乐的技艺、明白一些音乐道理者;初级阶段就是仅仅会表演的那些人。他认为,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能达到音乐的最高境界,而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只有品德修养达到相当的高度,其音乐水平才会有相应的提高。
  五 音乐和人格变化的关系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认为,高雅的音乐可以强化人的意志,而低俗的音乐往往腐蚀人的意志。前者比如雅颂之声,后者就像郑卫之音。如《荀子•乐论篇》曰:“先王恶其乱也,而行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轴,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韵》歌《武》,使人之心庄;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广大。”而《乐记•乐言管》中也写道:“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口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乐,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骄志。此四声,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这些论述虽然不如现代心理学这样系统,但已很详细地概括了音乐与情绪的关系:不同的音乐作品可以塑造人们不同的性格。如果人们能够领悟音乐中表达的性格情感内容,时间长了,在他的性格特征中就会透露出音乐中所表达的品质特征。
  而情绪状态不同,其声音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对此,《乐记•乐本篇》有精辟的论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直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口单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根据人们的“哀”、“乐”、“喜”、“怒”、“敬”、“爱”的这六种情绪状态,其声音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六 音乐欣赏的境界
  孔子代表的儒家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通过欣赏音乐来陶情冶性,这是一种境界;墨子主张“非乐”,认为“作乐是不对的”。老子在音乐思想上提出了“大音希声”,他认为“盛大之乐应是无声的”,反对声、色、味的人生三大“欲”。墨子和老子的观点是反对音乐,反对一切享乐,是“禁欲主义”的世界观的反映,这显然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而道家的观点则不一样,《太平经》主张:“阴阳者要在中和……乐乃可和合阴阳,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平共处古者圣贤调乐,所以感物类,和阴阳,定四时五行。阴阳调则其声易听,阴阳不和,乖逆错乱,则音声难听。”认为音乐要符合天地运行的特性,要追求自然。庄子则认为欣赏音乐的最高心理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而他的这种观点对历代音乐文化的影响甚大。
  七 音乐与心理健康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已认识到音乐对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荀子认为人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如果这“七情”得不到正常的疏通,人就会心理异常,导致混乱。所以,要通过音乐来宣导人的情绪,以保持人心的和顺。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的压抑,往往造成“情结”;“情结”得不到解决,就会造成心理异常。这表明,荀子的观点是相当正确的。相比之下,宋代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有些过分愚腐和违反人性。
  八 音乐培养品格
  先秦时期思想家强调通过雅乐来提高人的品德:一是欣赏雅乐可以使人“心平德和”。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写道:“声亦如味……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乐记•乐化篇》中写道:“礼乐不可斯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欣赏高雅的音乐,可以使人心灵澄静,杂念消除,提高人的道德情操;二是音乐具有“同人心”、“和人心”的作用,即通过音乐使人和睦相处。《乐记》中写道:“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相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可见,高雅的音乐不仅使个人心情平和,还使人与人彼此之间关系融洽。因此,孟子主张“与民同乐”。
  音乐还能够影响人格的形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人若脱离了社会,不与人们交往,也就谈不到人格。因为人格乃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人际关系的结晶,是具有不同素质基础的人在不尽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意识倾向性和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此外,音乐还是后天或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先秦时期思想家也有清晰的认识。如《乐记》中就写道:“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风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熟能保此?”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能够以辩证的方法看待音乐与性格的关系。
  总的来看,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音乐心理学思想不仅涉及的问题广,而且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思想对以后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蔡仲德:《〈乐记〉与〈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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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刘兆言:《文艺心理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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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张静、周世斌:《管窥〈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海华,女,1976—,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音乐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工作单位: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张颖,女,1977—,山东聊城人,硕士,实验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实验室管理,工作单位:聊城大学实验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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