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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披露了解放前国民党在香港进行宣传活动的一些内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作者魏中天,1908年5月生,2010年3月2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1926年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科。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现代作家和出版家,著有《魏中天文选》等。
我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即1946年就开始在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所办的一个通讯社《海外通讯社》担任社长,并负责主编《海外通讯》新闻用稿,因为工作的关系,关于国民党一些宣传活动知道一部分,唯我当时还不是核心人物,所以一些机密的内幕知道的尚不多,同时又因为时间相隔得太久,有些事件的经过情节、人名、刊物名,都已记忆不起来,所以这里叙述的材料还是不够全面的。
一、总支部的组织系统
香港和澳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有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的设立,进行活动。直到1941年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才撤销了这个机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在香港设立驻港澳总支部,不过它的组织和活动范围,却比以前庞大了许多。当时国民党认为香港、澳门都是 中国的门户,是向国外侨胞作一切宣传活动最好的地方,所以拨了一大笔外汇,作为该总支部的经费,当时该总支部的主委是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亲信李大超担任,主持一切。这个机构不是由中央海外部领导,而是直接由中央秘书领导的。
该总支部的组织是这样的:设一九人的委员会(后来增设到十三人),李大超为主任委员,另设书记长一人,书记长是黄令驹,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科;每科设科长一人,干事和助理干事若干人。另设会计室、秘书室、机要室等。在香港、九龙设有支部,澳门也设有支部,各有工作人员若干人,直属该总支部领导。该总支部下面另设有文化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工商辅导委员会等,聘请各界侨领为委员,不过这些机构没有固定的经费,也没有实际负责人,因此没有什么工作,形同虚设。
国民党派系很多,对于人事的任用,都是明争暗斗。例如该总支部宣传科科长何高億,他的后台老板是C.C系,而李大超的老板是政学系,C.C系的头子是陈立夫、陈果夫,政学系的头子是张群、吴铁城等,这两个派系一贯是不和的,有些地方斗争已成公开现象,变成水火不相容。李大超一定要排挤何高億,处处给他难看,不久,何高億迫于环境,只好辞职离开。这九个委员中也是各有各的派系,各有各的后台老板,勾心斗角,斗争甚烈。
二、宣传活动情况
香港有很多报馆,属于进步方面的有文汇、华商、大公、周末报等;商办的有华侨、星岛、工商报等;国民党在香港的大报则只有《国民日报》一家。《国民日报》也是大型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初由吴公虎为报社社长,负责主持一切,吴也是该总支部委员之一。《国民日报》全部是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稿件、电讯等,内容不消说都是反对共产党、污蔑共产党的宣传,并为国民党作种种吹嘘。香港市民不喜欢看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报纸,加上国民党不得人心,所以《国民日报》每天销数很少,由五千份跌到三千份,又由三千份跌到一千多份。香港一般报馆的主要收入是广告费,但因为《国民日报》销路少,登广告的人也少,因此每月广告费的收入也是很少,甚至给别人送登广告,别人还得考虑。这样一来,报馆每月亏本甚大,达到无法维持的情况。吴公虎累次向李大超请求,希望总支部垫款维持。当时总支部经费很充足,如果李大超愿意帮助的话,那是易如反掌,但李对吴不满,平日两人感情不睦,同时李欲夺取《国民日报》这个地盘,安插自己的心腹人主持。有一天,李大超曾对他的秘书曾祥兰暗示过,希望《国民日报》无法维持,倒闭停刊,再由他筹款复刊,由李超桓出来负责(李大超未接总支部主委之前,在广州曾办有《西南日报》,社长就是李超桓,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多年,为李大超的“智囊”之一),因此李大超对吴公虎的多次请求,均采取不理的态度,于是《国民日报》摇摇欲坠,虽经吴公虎多方设法,也无法挽救,直到1947年下半年不得已宣告停刊,关门大吉。
《国民日报》停刊以后,国民党中央鉴于香港这个地盘的重要,没有一个自己的机关报不行,半年以后又派中央宣传部的处长潘某(已忘其名)来港主持《国民日报》复刊事宜,并且携有大批外汇,表示每月无论亏本多少,都得把《国民日报》复刊出版,于是国民日报社的社址由干诺道中九十二号迁到湾仔诗孟轩道去了。该报复刊后为迎合香港市民的口味,内容减少了党派的味道,又和商业的报纸内容差不多,增设各种副刊,有些是低级趣味的副刊,但无论怎样改变内容,大耍花招,每日销路始终不振,据说没有超出六千份以上。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大亏其本。
总支部另外暗中投资创办《雷达》周刊,开始时,言论上采取灰色态度,目的是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主办的刊物,所以出版初期,销路不错,每期销数在万份左右。《雷达》的内容,完全模仿《探海灯》,每周也有一篇专访,专门对国内外形势作预测。因《探海灯》周刊以前销路很大,拥有几万读者,他们很投机,企图鱼目混珠,利用《雷达》来代替《探海灯》的地位。但到底是挂羊头卖狗肉,狐狸尾巴很容易被人识破,后来读者日见减少,稿件来源也缺乏,销路也就日减一日了。
总支部的宣传科长何高億被迫离职后,由李大超派自己心腹叶公信负责。叶是一个小官僚,对宣传工作很是外行,就任以后,宣传工作并无“起色”,不能满足李大超的要求。一年以后叶公信另有“高就”,李调蔡逢甲为宣传科长,蔡原为李的机要秘书,也是李大超的智囊之一。就任以后,蔡为了要表现他的能力起见,就做了一个庞大的不实现的宣传计划,如何扩大宣传机构,又如何充实宣传经费等等,呈给李大超,但结果也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无济于事。
蔡逢甲化了三千元港币,购买了一个已经停刊了很久的刊物登记证,刊名记得是《大公导报》(可能记错),派人四处拉稿,稿费特别高,每千字十五元至二十元。但是愿意写稿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也只有把一些所谓“党国要人”和“社会名流”的言论充满了篇幅,这样一来,读者更少,第一期出版印数三千,后来五百本也销不了,许多报贩嫌麻烦,不肯代销,只好许以报贩优待条件,所得报费全部送给报贩作为“酬劳费”,后来《大公导报》只出版了三期就夭折了。蔡逢甲登台后第一炮就没有打响,逢人就诉苦说:“宣传工作难搞!难搞!”
香港市民,除了部分进步人士以外,一般人缺乏政治头脑,特别是厌恶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政治宣传,所以凡是国民党的报纸、刊物,都很少人过目,这当然完全可以说明,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失败;香港小报很多,国民党又想利用这些小报,替反动派作种种宣传,于是暗中派人和各小报联系,愿意每月给予若干补助,有一些小报,利令智昏,也领取国民党的补助,其数目多少则不详。
国民党除举办上述的报纸和期刊以外,在香港还设有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由翁平负责(翁也是总支部委员之一),在香港设有电台,播发全国各地的电讯,为国民党作种种宣传。香港分社的组织相当大,宣传活动的范围也很广,它发出的电讯不但香港有许多报馆要采用它,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大报,也采用它的电讯,所以它的宣传影响相当大。但香港分社不是属于该总支部的领导,是直接属于中央通讯社总社的领导,它的一切活动情况不甚清楚。
总支部却在香港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做“海外通讯社”,每周只出版《海外通讯》新闻稿,航寄美洲、澳洲、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各地报馆采用,采用稿件的报馆多半属于国民党驻当地的支部所办,其他的报纸很少采用。开始的时候寄给四十多个报馆采用,后来逐渐减少,少至只有十六七个报馆采用,总支部当时寄托这个通讯社的希望是很大的,但后来也只有大失所望,《海外通讯》新闻稿只出版了一百零一期,到1948年底就宣告停办。当时李大超一定要我继续设法办下去,我则藉口没有经费、没有稿件,两人发生很大的意见,他责骂我,我置之不理。当时如果我愿意继续办下去,为他们作宣传,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采用稿件的报馆每月都寄稿费来,如果继续办下去还是可以办下去的。但我当时受了一些进步友人的劝告,特别是魏鑑贡的劝告,他劝我马上停办,脱离国民党,投靠人民,投靠革命。他对我几次恳切劝告,说明道理,使我心悦诚服,后来我登报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是受了他的劝告才这样做的。
另外,澳门支部还在澳门办了一个《世界日报》,是一个中型报(是由澳门支部负责人李秉硕负责),每日出报一大张,但内容贫乏,每日销路也很少,起不了什么作用。
责任编辑殷之俊
我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即1946年就开始在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所办的一个通讯社《海外通讯社》担任社长,并负责主编《海外通讯》新闻用稿,因为工作的关系,关于国民党一些宣传活动知道一部分,唯我当时还不是核心人物,所以一些机密的内幕知道的尚不多,同时又因为时间相隔得太久,有些事件的经过情节、人名、刊物名,都已记忆不起来,所以这里叙述的材料还是不够全面的。
一、总支部的组织系统
香港和澳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有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的设立,进行活动。直到1941年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才撤销了这个机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在香港设立驻港澳总支部,不过它的组织和活动范围,却比以前庞大了许多。当时国民党认为香港、澳门都是 中国的门户,是向国外侨胞作一切宣传活动最好的地方,所以拨了一大笔外汇,作为该总支部的经费,当时该总支部的主委是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亲信李大超担任,主持一切。这个机构不是由中央海外部领导,而是直接由中央秘书领导的。
该总支部的组织是这样的:设一九人的委员会(后来增设到十三人),李大超为主任委员,另设书记长一人,书记长是黄令驹,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科;每科设科长一人,干事和助理干事若干人。另设会计室、秘书室、机要室等。在香港、九龙设有支部,澳门也设有支部,各有工作人员若干人,直属该总支部领导。该总支部下面另设有文化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工商辅导委员会等,聘请各界侨领为委员,不过这些机构没有固定的经费,也没有实际负责人,因此没有什么工作,形同虚设。
国民党派系很多,对于人事的任用,都是明争暗斗。例如该总支部宣传科科长何高億,他的后台老板是C.C系,而李大超的老板是政学系,C.C系的头子是陈立夫、陈果夫,政学系的头子是张群、吴铁城等,这两个派系一贯是不和的,有些地方斗争已成公开现象,变成水火不相容。李大超一定要排挤何高億,处处给他难看,不久,何高億迫于环境,只好辞职离开。这九个委员中也是各有各的派系,各有各的后台老板,勾心斗角,斗争甚烈。
二、宣传活动情况
香港有很多报馆,属于进步方面的有文汇、华商、大公、周末报等;商办的有华侨、星岛、工商报等;国民党在香港的大报则只有《国民日报》一家。《国民日报》也是大型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初由吴公虎为报社社长,负责主持一切,吴也是该总支部委员之一。《国民日报》全部是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稿件、电讯等,内容不消说都是反对共产党、污蔑共产党的宣传,并为国民党作种种吹嘘。香港市民不喜欢看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报纸,加上国民党不得人心,所以《国民日报》每天销数很少,由五千份跌到三千份,又由三千份跌到一千多份。香港一般报馆的主要收入是广告费,但因为《国民日报》销路少,登广告的人也少,因此每月广告费的收入也是很少,甚至给别人送登广告,别人还得考虑。这样一来,报馆每月亏本甚大,达到无法维持的情况。吴公虎累次向李大超请求,希望总支部垫款维持。当时总支部经费很充足,如果李大超愿意帮助的话,那是易如反掌,但李对吴不满,平日两人感情不睦,同时李欲夺取《国民日报》这个地盘,安插自己的心腹人主持。有一天,李大超曾对他的秘书曾祥兰暗示过,希望《国民日报》无法维持,倒闭停刊,再由他筹款复刊,由李超桓出来负责(李大超未接总支部主委之前,在广州曾办有《西南日报》,社长就是李超桓,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多年,为李大超的“智囊”之一),因此李大超对吴公虎的多次请求,均采取不理的态度,于是《国民日报》摇摇欲坠,虽经吴公虎多方设法,也无法挽救,直到1947年下半年不得已宣告停刊,关门大吉。
《国民日报》停刊以后,国民党中央鉴于香港这个地盘的重要,没有一个自己的机关报不行,半年以后又派中央宣传部的处长潘某(已忘其名)来港主持《国民日报》复刊事宜,并且携有大批外汇,表示每月无论亏本多少,都得把《国民日报》复刊出版,于是国民日报社的社址由干诺道中九十二号迁到湾仔诗孟轩道去了。该报复刊后为迎合香港市民的口味,内容减少了党派的味道,又和商业的报纸内容差不多,增设各种副刊,有些是低级趣味的副刊,但无论怎样改变内容,大耍花招,每日销路始终不振,据说没有超出六千份以上。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大亏其本。
总支部另外暗中投资创办《雷达》周刊,开始时,言论上采取灰色态度,目的是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主办的刊物,所以出版初期,销路不错,每期销数在万份左右。《雷达》的内容,完全模仿《探海灯》,每周也有一篇专访,专门对国内外形势作预测。因《探海灯》周刊以前销路很大,拥有几万读者,他们很投机,企图鱼目混珠,利用《雷达》来代替《探海灯》的地位。但到底是挂羊头卖狗肉,狐狸尾巴很容易被人识破,后来读者日见减少,稿件来源也缺乏,销路也就日减一日了。
总支部的宣传科长何高億被迫离职后,由李大超派自己心腹叶公信负责。叶是一个小官僚,对宣传工作很是外行,就任以后,宣传工作并无“起色”,不能满足李大超的要求。一年以后叶公信另有“高就”,李调蔡逢甲为宣传科长,蔡原为李的机要秘书,也是李大超的智囊之一。就任以后,蔡为了要表现他的能力起见,就做了一个庞大的不实现的宣传计划,如何扩大宣传机构,又如何充实宣传经费等等,呈给李大超,但结果也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无济于事。
蔡逢甲化了三千元港币,购买了一个已经停刊了很久的刊物登记证,刊名记得是《大公导报》(可能记错),派人四处拉稿,稿费特别高,每千字十五元至二十元。但是愿意写稿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也只有把一些所谓“党国要人”和“社会名流”的言论充满了篇幅,这样一来,读者更少,第一期出版印数三千,后来五百本也销不了,许多报贩嫌麻烦,不肯代销,只好许以报贩优待条件,所得报费全部送给报贩作为“酬劳费”,后来《大公导报》只出版了三期就夭折了。蔡逢甲登台后第一炮就没有打响,逢人就诉苦说:“宣传工作难搞!难搞!”
香港市民,除了部分进步人士以外,一般人缺乏政治头脑,特别是厌恶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政治宣传,所以凡是国民党的报纸、刊物,都很少人过目,这当然完全可以说明,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失败;香港小报很多,国民党又想利用这些小报,替反动派作种种宣传,于是暗中派人和各小报联系,愿意每月给予若干补助,有一些小报,利令智昏,也领取国民党的补助,其数目多少则不详。
国民党除举办上述的报纸和期刊以外,在香港还设有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由翁平负责(翁也是总支部委员之一),在香港设有电台,播发全国各地的电讯,为国民党作种种宣传。香港分社的组织相当大,宣传活动的范围也很广,它发出的电讯不但香港有许多报馆要采用它,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大报,也采用它的电讯,所以它的宣传影响相当大。但香港分社不是属于该总支部的领导,是直接属于中央通讯社总社的领导,它的一切活动情况不甚清楚。
总支部却在香港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做“海外通讯社”,每周只出版《海外通讯》新闻稿,航寄美洲、澳洲、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各地报馆采用,采用稿件的报馆多半属于国民党驻当地的支部所办,其他的报纸很少采用。开始的时候寄给四十多个报馆采用,后来逐渐减少,少至只有十六七个报馆采用,总支部当时寄托这个通讯社的希望是很大的,但后来也只有大失所望,《海外通讯》新闻稿只出版了一百零一期,到1948年底就宣告停办。当时李大超一定要我继续设法办下去,我则藉口没有经费、没有稿件,两人发生很大的意见,他责骂我,我置之不理。当时如果我愿意继续办下去,为他们作宣传,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采用稿件的报馆每月都寄稿费来,如果继续办下去还是可以办下去的。但我当时受了一些进步友人的劝告,特别是魏鑑贡的劝告,他劝我马上停办,脱离国民党,投靠人民,投靠革命。他对我几次恳切劝告,说明道理,使我心悦诚服,后来我登报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是受了他的劝告才这样做的。
另外,澳门支部还在澳门办了一个《世界日报》,是一个中型报(是由澳门支部负责人李秉硕负责),每日出报一大张,但内容贫乏,每日销路也很少,起不了什么作用。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