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这样的一个发现,既让人感到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感到意外,是因为它超出了一般的常识,通常人们都认为最大的高学历群体应该在学校和科研机构,而不可能在官场;说它又在情理之中,是除了近年来一些高学历人才热衷进入官员队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高学历成为官员升迁的一个重要砝码,因而也就成了许多官员的一种追求,而这种需求又很容易通过手中的权力变为现实,官员博士群体日益庞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假如不以目的论是非,即使是为了升官,只要有能力考进去,又舍得自掏腰包,在工作之余埋头苦读,通过努力完成学业,弄个货真价实的硕士、博士之类的文凭,应该不算是一件坏事,既提高了官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向知识化、专业化迈进了一步,又能身体力行,为创建学习型社会作出表率,岂非益事?
　　遗憾的是,官员读博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地地道道的权力腐败,用全国“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话说,其恶劣程度“比贪污受贿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官员读博假多真少,其特点是,官越大读博越容易,不用自己掏钱,基本不用上课,文凭“自然到手”。 这样的美事,怎能不让官场之人趋之若鹜,又怎能不形成蔚然成风之态势?
　　 官员读博现象,既是官场腐败之一端,也是高等学府的悲哀。据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时春了解到的情况,几乎所有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都有官员在读博,“到今未闻有抵制者”。所谓“大学独立之精神气质”,在权力面前已经荡然无存矣!
　　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教育公平和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成为热议的重要话题。而官员读博,恰恰与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官员利用权力捞取文凭,直接损害了教育公平。温家宝总理提出,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但我们在提出用均衡发展、高考改革等措施促进教育公平的时候,却忽略了官员追求高学历现象造成的教育不公,而这种由权力染指造成的教育不公,其社会危害远大于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公,已经到了非清理不可的时候了。二是由行政管制带来的学校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和追逐,使学校成为了官场附庸或官场的延伸,官学一体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厚,大学非但没有了独立性,甚至成了官员读博这种另类腐败的工具。要斩断官场与学府的这种不正常的附属关系和利益关联,必须加快去行政化的改革进程。
　　有人在分析官员读博现象时指出,“官员捞文凭成了官场潜规则”,是“一些从政者的普遍冲动”。但另一方面,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的攀权附贵的心理,给官员读博大开绿灯,则是对这种官场潜规则的曲意逢迎。一些学校为能接纳高官就读而“深感荣幸”,所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和规定,在一些官员面前都不复存在。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讨论大学精神,不管有多少种答案,追求真理之自由与独立精神,始终是它的核心。也就是说,一个缺少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大学,基本上难以称其为大学,只是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所在。蔡元培曾经说过,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观今日之大学,恰恰心甘情愿地沦为了“升官发财之阶梯”,尽管有制度设计和社会环境之主因,可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学校不应该对此作出深刻的反思吗?
　　曾经出现的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景象,听起来都像是一场闹剧,学校更像是官场,学者更热衷于当官而不是做学问,所有的官场恶习在高等学府中也在不断上演:争名夺利,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腐败。所谓学校行政化,实现上就是官场化,而官场之上总是声息相通的,官员读博之类,也就是官学之间的相互利益交换而已。
　　就目前情况来看,除了在官场之上加大对官员捞文凭现象的清理查处力度外,去行政化应该是培育大学独立自由之精神的良方之一。尽管我们的不少校长做官员的愿望要比做校长的愿望强烈得多,享受高级别待遇的感觉比当一个没有级别的知名校长的感觉良好得多,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校长与官员的不同,认识到校长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校长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试想,如果我们的校长整天为级别着想,为官帽操心,混迹于官场,醉心于名利,放弃应有的追求和人格,使自己沦落为学界官僚,使堂堂学府中人个个唯利是图,唯官是谋,如此一来,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还有实现之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