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还要接受社会评价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迄今已20年。正像许多旨在推进制度转型的法规政策一样，《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过程充满了曲折，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价也充满了争议。而作为破天荒第一部专为“民告官”而设的法律，它所背负的期待更高，所面对的争议也更加尖锐。
　　纯粹从司法系统的工作成就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找到案例和数据来说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就。别的不说，在这20年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总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52万余件，原告胜诉率占30％。比起不允许民告官的年代，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必须肯定这种进步，但还是要指出，这部法律具有重新规范官民关系的意义，因此对它不能仅有“官方”的评价，还要有“民方”的评价。换句话说，不能仅有政府系统自身的工作评价(在中国，司法系统属于政府系统)，还要有社会评价。
　　然而，由于缺少公开的社会辩论和社会表达，并不容易明确社会评价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寻求替代品，这就是逻辑。在我看来，社会评价的逻辑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否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法》虽然有公民赋权和监督权力的效果，但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远未达到的。在诉讼实践中，行政机关在三个方面权力过大，甚至越来越大。它们分别是：不予立案、不愿应诉、热衷于和解。
　　其次是官民关系领域中的矛盾与冲突是否主要依赖司法渠道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况非常不乐观。20年来，申诉、上访、群体性事件的出现频率与规模并没有缩小，而是愈演愈烈。官民矛盾不但不缓解，反而有明显的恶性化发展趋势。这说明，法律远未能在公众当中获得普遍的认可与权威。
　　再次是司法机关在诉讼中是否足够的专业和公正。从这个角度看，情况同样不乐观。尽管有异地管辖的实践，但是总体上说，司法机关处于同级政府的管辖与干预之下。审判的专业性与公正性随时可以放弃，这差不多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普遍共识。
　　从这样三个方面形成的社会评价，与政府自身的工作评价反差非常大。弥合反差，需要尽快修订《行政诉讼法》，加大力度保护公民权益。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整体的制度性改革。可以说，对《行政诉讼法》的社会评价是，法律远未到位，改革呼声极高。(评《南风窗》2010年第21期《行政诉讼20年》)
　　
　　社会企业是和不是什么
　　刘乃强(香港大中华青年在線总召集人)
　　
　　“社会企业”对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前卫的概念，就算在香港，也是最近这三两年才开始较多人知道。所以包括报道“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记者在内，都不能简单地把它完全掌握。作为我国“社会企业”的一员，我觉得有责任澄清一下。
　　首先，它不是一般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不然的话，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没有作奸犯科、巧取豪夺，也算得上是社会企业了。
　　其次，它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NGO。作为企业，它要按市场规律运作，绝无特别优惠。社会企业需要赚钱才能生存、发展。但对社企来说，它的社会使命是第一位，利润是第二位，因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恶。
　　一般NGO靠施主，吃十方饭；社企于开始时通常都有人赞助起动，之后便要自力更生。一般企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有一条底线；社企于追求理想之余，还要挣扎生存，和创造发展空间，要同时兼顾两条死硬的底线。
　　_二个真正和健康的社企，其内部文化，以及行事作风等，都跟一般NGO和企业大不一样。它一方面要高举社会使命和高道德标准，并以此鼓动所有成员全情投入，尽力发挥其所长。因此这里没有太多官僚主义的条条框框，人尽其才，荣辱与共，到处都是人情和创意。另一方面，理想需要与现实相结合，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站稳脚步，所以也隐含着自觉的纪律和同志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提升。所以要做好一个社企，比一般的企业和NGO两者都要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的社企，其主事者往往都是前企业精英。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搞社企呢?首先，我们要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角度看，社企其实也是NGO的一种，丰富了公民社会的内涵。其次，社企不单是纪律和创新的要求都更高，而最重要的是，某些社会功能，例如“授人以渔”，—定要以社企模式进行，才能发挥得更好。(评《南风窗》2010年第21期《社会企业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