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廉政建设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涉及惩贪立法、考课、监察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治国重在治吏而非治民，这既是中国历朝统治者的共识， 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吏治清明盛世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廉政建设重在制度建设，在选拔、使用、管理和监督上都应有严格而便于操作的制度设计，以防止腐败的滋生蔓延。借鉴古代廉政建设的合理成分，对我国现代反腐败制度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 廉政建设 举荐选官 巡视监察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建国史，二千多年封建史的古老国家。从国家出现时起，就存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问题。早在皋陶造律时，便规定了“贪以败官为墨”，豍贪墨之官要处以死刑。到了封建时代，“明主治吏不治民”已成为统治者的共识，经过几千年的不断的交融和发展，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形态而在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一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不绝，就在于对先前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古代廉政文化取得的成就，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借鉴古代廉政法制建设， 严法惩贪
我国古代廉政法制以“严刑峻法”主导思想，从法律内容上看，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严惩不贷，也充分显示了统治者对“治国是治吏而非治民”的深刻认识。
重典治腐。商周时代官员沉溺于玩乐是一种腐败， 要治罪，《尚书·伊训》记有“ 三风十愆”罪。“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 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是三风的具体表现， 即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 殉于货、色， 恒于游、畋（狩猎） ， 侮圣言（ 蔑视圣人教诲）， 逆忠直（ 拒绝忠直的规劝）， 远耆德（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 比顽童（ 乱搞同性恋） 等， 这些不良风气， 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丧， 郡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都要给以严厉惩罚。在秦朝， 行贿受贿一个铜钱， 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甚至允许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 全家族诛”，甚至出现了“剥皮填草”的现象。豎
不赦贪官。古代在皇帝登基或有重大事项的情况下，有时会颁布赦免令，大赦天下。唐太宗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 罪无轻重， 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 但赦令中特别申明： 枉法受贿之赃官不在赦列。宋朝将官吏贪赃定为与“ 十恶不赦”者同罪。
从当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古代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可谓严酷到缺乏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对维护当时统治阶层的稳定，净化官僚集团腐朽之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古代严厉的法规相比， 我国目前刑罚对贪官污吏失之过宽； 再加上法外还有宽宥， 使得许多腐败官员都抱有侥幸心理，无法形成有恶必罚，有罪必惩的社会风气。这就使得不仅犯罪物质成本过低，心理惩罚成本也很低，使得刑罚威慑力大大降低，况且在实际量刑时， 又存在偏轻的现象。畸轻的量刑， 客观上会起到姑息养奸， 纵容犯罪分子的作用。从中国古代反腐实践看，重典治贪，不仅是威慑贪官污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最高统治者对腐败的一种态度，对整个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影响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借鉴古代优秀的反腐制度规范， 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现行惩贪法规的弊端， 从而完善法律法规，促进廉政文化的建设。
二、借鉴古代选官用官制度，严格选官
在世袭的封建体制下，统治阶级也需要招纳优秀人才为其所用，因此如何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一直是各朝代面临的问题。从春秋时期开始，选官方式完成了世袭制到任命制的转变， 自汉朝察举征辟制起， 隋唐以前主要是荐举选官， 隋唐后则实行了考试选官——即科举制度。豏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古代最基本的官员选拔制度，除了科举制之外，还有几种选官用官的制度值得当代借鉴。
（一）举荐选官的责任制
秦律有任人不善罪，“秦之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豐，如秦昭王时宰相范雎，保举王稽和储安平为官， 此后二人均犯罪被诛，范雎作为保举者也被处死。汉武帝时期“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 戴涉因其荐举的官员贪污而承担选举不实的责任，并因此下狱。唐律对官吏选任中的荐举责任规定了三个罪名：贡举非其人、应贡举而不贡举、不称职与所学非所用。豑以上三种失职行为皆是“选人不如法”， 荐举者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金朝对保举责任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据金宣宗兴定三年制：三品以上举县令，（被举者） 称职者，（举主）约量升除；不称， 夺俸一月；若被举者犯免官等罪，夺俸两月；赃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夺俸三月。豒可见古代法律在赋予举荐者相应权力的同时， 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效防止了举荐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任人惟亲、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腐败现象， 在荐举选官这种主观色彩强烈的选任制下， 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任以廉。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未有举荐连带责任的规定，实践中，老百姓把一些有贪腐行为的官员称为“带病”官员，而往往这些“带病”官员，会因为得到某些官员的看重得到提拔。举荐责任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途径，本着“谁提拔，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终身制，责任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承担方式，做到合理而又可能。如此，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个别领导处于个人喜好、利益而随意提拔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官员选拔程序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
（二）奖廉惩贪的官员考核机制
考课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廉政法制建设的范畴，为了更好地促进行政系统的运行效率， 奖勤罚懒，奖廉惩贪，促进官员系统的合理有序流动，古代社会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员考核管理制度。
1、奖廉罚贪、奖勤罚懒的考核制度
封建时期，各朝代的考核基本上将廉洁和政绩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廉洁奉公则是首先要考核标准。秦《效律》是专门考核官员的法律，规范详细， 时限明确， 责任划分公正， 颇似现代的离任审计制度， 作为一项廉政规定， 有着很高的立法技巧和实践价值。豓唐代在考课法规中明确规定考核标准， 最著名的当属《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是指： （1）德义有闻；（2）清慎明著；（3）公平可称；（4） 恪勤匪懈，其中第一、二、四项都是勤政廉政的要求。 政绩是官吏考核的另一重要标准。主要是通过对政绩的考查， 奖勤罚懒，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上计”是一项以政绩考核为主的制度，春秋时期的上计有“合券”之法，类似于现在的年终考核。该法规定每年地方官员都要将这一年的经费预算和工作计划分写在两券上， 一份送交国君， 另一份自己保留， 年终国君则以券上所写考课其完成情况， 以达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听之， 则群臣有为劝勉矣”豔的效果。
古代政绩考核， 无论是上计还是考课， 都有明确详尽的标准， 为赏罚分明提供了依据。古代考核制度也长期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 但纵观历朝历代， 依政绩考核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资历作为考核的一个参考因素，不占主要地位。宋代考核的“磨勘制”，就是资历优先、兼顾政绩的考核制度， 结果导致了以资历为先、赏罚不明、暮气沉沉的局面。这些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了考核时打破“论资排辈”的重要性， 对我们今天的考核仍有现实意义。
2、能上能下的畅通机制
据《汉书》中记载，黄霸原系小吏，因“簿书正、以廉称、持法平”，多次升官直至丞相长史。后因事论罪入狱，三年后大赦出狱，又被任命为扬州刺史、颖川太守。在太守任上， 因“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 治为天下第一”，被提升为京兆伊，后因差错，被贬回颖川太守任上，在颖川主政期间，把颖川治理得“田者让畔，道不拾遗”，于是被赐爵关内侯，最后官至丞相。豖黄霸的仕途经历展现了西汉初期能上能下、富有活力的用人机制， 在封建社会， 孰为可贵。
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及时对官廉政优的官吏进行奖励，对贪酷无能的官吏进行惩罚，通过定期的严格考核，及时奖励廉勤、惩罚贪懒，能起到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作用。唐朝还有确立了考课公开制度，考核结果要公之于众，“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豗 。考核结果的公开提高了考核的透明度， 有利于公众监督和保证考核的公正，是有效的廉政措施。由于将赏罚与考核密切相关， 按考核奖廉勤、罚贪懒， 古代官场一度出现过“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好风气。
三、借鉴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严格管官
在我国古代法制文明中， 巡视监察制度发展史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具特色。在古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又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的古代社会，巡视监察制度对维护国家稳定、官吏清廉起到了重要作用。巡视监察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一直是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的有效监察手段。
（一）设立专门机构，权责明确
巡视监察是整肃吏治、施行廉政的重要途径。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建立了专门负责对朝廷及地方官吏巡视监察的机构，如秦朝的御史大夫寺， 隋唐时期的御史台，宋朝的监司等。在巡视监察制度建设上，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分工细致、职责分明、程序严密的巡视监察体系。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每年定期分赴中央各衙门及地方巡视，省察治状，布政宣德，考绩群吏，强化对官吏的监察。并从机构设置、官员配备、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予以强化，形成对官吏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
独立监察是行使巡视职权的重要原则。监察机构直接对皇帝或上级机关负责，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员的牵制。为了确保监察权有效实施，历代均赋予巡察官员相当实权，也有程序上的规定。如明朝规定，到地方巡视的监察官员由皇帝亲自圈点，回京后要接受都察院考核。在监察机关内部，还特别规定下级官吏巡察奏事不受其直接上司的约束。实行独立监察制度，使巡视监察职权得到极大强化。汉武帝时期制订了我国第一部《行政监察法》，这就是著名的《六条问事》，唐朝规定的“六条”主要有：一、察官人善恶；二、察户口流散， 籍簿隐没， 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 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盅害；五、察德行孝梯， 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 应时用者；六、察黯吏豪宗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巡视官奉皇帝之命， 按这六条独立行事， 对行政、司法、治安、军队、财经等进行广泛的监察权，“大事奏裁， 小事立断”。 此法被顾炎武推崇为“千古不易之良法”。豘
（三）察纠并举，确保实效
历代在开展巡视监察时，始终坚持察纠并举的方针，既考察官员的为政情形，又可纠正官员不当、不法言行，以确保巡察成效。对于勤政廉洁的官员，予以褒奖，并负责向上举荐；对于德行不足者，给予训诫；对于严重违法者奏报有关部门弹劾。为了掌握官员在当地为政的真实情况，巡察官员可能会明查暗访，当时称之为“风闻访知”，此举保证了巡察效果，避免流于形式。
（四）保证时间，长期流动
为取得实效，监察官员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出巡的时间越来越长。同时为防止监察官员与当地官员结成利益体，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近几年， 中央加强了巡视监察制度， 并进行了不少创新和发展，比如对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不再是“铁帽子”。但巡视监察制度还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借鉴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合理成分， 有助于我们建立和完善今日中央和地方的巡视监察制度， 促进当代廉政文建设。
中国传统廉政建设在当时已是相当完备，尤其是一些封建官僚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勤政廉洁更是青史留名。对我们现代反腐倡廉法制体系的完备，颇具借鉴意义。我们在吸收借鉴西方廉政建设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更应该发掘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以古为鉴，大力开展廉政法制建设，防止贪污腐化现象的滋生蔓延，营造一个政治清明，政府廉政，公务员廉洁的社会。
注释：
左传·昭公十四年[M].长沙：岳麓书社，1988.
杨仲林.论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J].文化研究，2006（8）.
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90.
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312.
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韩非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汉书·黄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邱宝林，吴仕龙.中国历代官员考核[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31.
唐斌成.借鉴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现行监督体制的几点思考[J].新时期反腐倡廉研究文集.388.
（赵新江单位：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刘净瑜单位：威海市人民法院；宋春光单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廉政建设 举荐选官 巡视监察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建国史，二千多年封建史的古老国家。从国家出现时起，就存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问题。早在皋陶造律时，便规定了“贪以败官为墨”，豍贪墨之官要处以死刑。到了封建时代，“明主治吏不治民”已成为统治者的共识，经过几千年的不断的交融和发展，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形态而在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一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不绝，就在于对先前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古代廉政文化取得的成就，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借鉴古代廉政法制建设， 严法惩贪
我国古代廉政法制以“严刑峻法”主导思想，从法律内容上看，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严惩不贷，也充分显示了统治者对“治国是治吏而非治民”的深刻认识。
重典治腐。商周时代官员沉溺于玩乐是一种腐败， 要治罪，《尚书·伊训》记有“ 三风十愆”罪。“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 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是三风的具体表现， 即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 殉于货、色， 恒于游、畋（狩猎） ， 侮圣言（ 蔑视圣人教诲）， 逆忠直（ 拒绝忠直的规劝）， 远耆德（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 比顽童（ 乱搞同性恋） 等， 这些不良风气， 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丧， 郡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都要给以严厉惩罚。在秦朝， 行贿受贿一个铜钱， 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甚至允许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 全家族诛”，甚至出现了“剥皮填草”的现象。豎
不赦贪官。古代在皇帝登基或有重大事项的情况下，有时会颁布赦免令，大赦天下。唐太宗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 罪无轻重， 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 但赦令中特别申明： 枉法受贿之赃官不在赦列。宋朝将官吏贪赃定为与“ 十恶不赦”者同罪。
从当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古代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可谓严酷到缺乏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对维护当时统治阶层的稳定，净化官僚集团腐朽之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古代严厉的法规相比， 我国目前刑罚对贪官污吏失之过宽； 再加上法外还有宽宥， 使得许多腐败官员都抱有侥幸心理，无法形成有恶必罚，有罪必惩的社会风气。这就使得不仅犯罪物质成本过低，心理惩罚成本也很低，使得刑罚威慑力大大降低，况且在实际量刑时， 又存在偏轻的现象。畸轻的量刑， 客观上会起到姑息养奸， 纵容犯罪分子的作用。从中国古代反腐实践看，重典治贪，不仅是威慑贪官污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最高统治者对腐败的一种态度，对整个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影响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借鉴古代优秀的反腐制度规范， 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现行惩贪法规的弊端， 从而完善法律法规，促进廉政文化的建设。
二、借鉴古代选官用官制度，严格选官
在世袭的封建体制下，统治阶级也需要招纳优秀人才为其所用，因此如何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一直是各朝代面临的问题。从春秋时期开始，选官方式完成了世袭制到任命制的转变， 自汉朝察举征辟制起， 隋唐以前主要是荐举选官， 隋唐后则实行了考试选官——即科举制度。豏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古代最基本的官员选拔制度，除了科举制之外，还有几种选官用官的制度值得当代借鉴。
（一）举荐选官的责任制
秦律有任人不善罪，“秦之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豐，如秦昭王时宰相范雎，保举王稽和储安平为官， 此后二人均犯罪被诛，范雎作为保举者也被处死。汉武帝时期“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 戴涉因其荐举的官员贪污而承担选举不实的责任，并因此下狱。唐律对官吏选任中的荐举责任规定了三个罪名：贡举非其人、应贡举而不贡举、不称职与所学非所用。豑以上三种失职行为皆是“选人不如法”， 荐举者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金朝对保举责任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据金宣宗兴定三年制：三品以上举县令，（被举者） 称职者，（举主）约量升除；不称， 夺俸一月；若被举者犯免官等罪，夺俸两月；赃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夺俸三月。豒可见古代法律在赋予举荐者相应权力的同时， 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效防止了举荐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任人惟亲、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腐败现象， 在荐举选官这种主观色彩强烈的选任制下， 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任以廉。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未有举荐连带责任的规定，实践中，老百姓把一些有贪腐行为的官员称为“带病”官员，而往往这些“带病”官员，会因为得到某些官员的看重得到提拔。举荐责任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途径，本着“谁提拔，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终身制，责任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承担方式，做到合理而又可能。如此，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个别领导处于个人喜好、利益而随意提拔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官员选拔程序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
（二）奖廉惩贪的官员考核机制
考课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廉政法制建设的范畴，为了更好地促进行政系统的运行效率， 奖勤罚懒，奖廉惩贪，促进官员系统的合理有序流动，古代社会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员考核管理制度。
1、奖廉罚贪、奖勤罚懒的考核制度
封建时期，各朝代的考核基本上将廉洁和政绩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廉洁奉公则是首先要考核标准。秦《效律》是专门考核官员的法律，规范详细， 时限明确， 责任划分公正， 颇似现代的离任审计制度， 作为一项廉政规定， 有着很高的立法技巧和实践价值。豓唐代在考课法规中明确规定考核标准， 最著名的当属《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是指： （1）德义有闻；（2）清慎明著；（3）公平可称；（4） 恪勤匪懈，其中第一、二、四项都是勤政廉政的要求。 政绩是官吏考核的另一重要标准。主要是通过对政绩的考查， 奖勤罚懒，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上计”是一项以政绩考核为主的制度，春秋时期的上计有“合券”之法，类似于现在的年终考核。该法规定每年地方官员都要将这一年的经费预算和工作计划分写在两券上， 一份送交国君， 另一份自己保留， 年终国君则以券上所写考课其完成情况， 以达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听之， 则群臣有为劝勉矣”豔的效果。
古代政绩考核， 无论是上计还是考课， 都有明确详尽的标准， 为赏罚分明提供了依据。古代考核制度也长期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 但纵观历朝历代， 依政绩考核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资历作为考核的一个参考因素，不占主要地位。宋代考核的“磨勘制”，就是资历优先、兼顾政绩的考核制度， 结果导致了以资历为先、赏罚不明、暮气沉沉的局面。这些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了考核时打破“论资排辈”的重要性， 对我们今天的考核仍有现实意义。
2、能上能下的畅通机制
据《汉书》中记载，黄霸原系小吏，因“簿书正、以廉称、持法平”，多次升官直至丞相长史。后因事论罪入狱，三年后大赦出狱，又被任命为扬州刺史、颖川太守。在太守任上， 因“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 治为天下第一”，被提升为京兆伊，后因差错，被贬回颖川太守任上，在颖川主政期间，把颖川治理得“田者让畔，道不拾遗”，于是被赐爵关内侯，最后官至丞相。豖黄霸的仕途经历展现了西汉初期能上能下、富有活力的用人机制， 在封建社会， 孰为可贵。
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及时对官廉政优的官吏进行奖励，对贪酷无能的官吏进行惩罚，通过定期的严格考核，及时奖励廉勤、惩罚贪懒，能起到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作用。唐朝还有确立了考课公开制度，考核结果要公之于众，“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豗 。考核结果的公开提高了考核的透明度， 有利于公众监督和保证考核的公正，是有效的廉政措施。由于将赏罚与考核密切相关， 按考核奖廉勤、罚贪懒， 古代官场一度出现过“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好风气。
三、借鉴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严格管官
在我国古代法制文明中， 巡视监察制度发展史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具特色。在古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又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的古代社会，巡视监察制度对维护国家稳定、官吏清廉起到了重要作用。巡视监察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一直是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的有效监察手段。
（一）设立专门机构，权责明确
巡视监察是整肃吏治、施行廉政的重要途径。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建立了专门负责对朝廷及地方官吏巡视监察的机构，如秦朝的御史大夫寺， 隋唐时期的御史台，宋朝的监司等。在巡视监察制度建设上，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分工细致、职责分明、程序严密的巡视监察体系。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每年定期分赴中央各衙门及地方巡视，省察治状，布政宣德，考绩群吏，强化对官吏的监察。并从机构设置、官员配备、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予以强化，形成对官吏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
独立监察是行使巡视职权的重要原则。监察机构直接对皇帝或上级机关负责，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员的牵制。为了确保监察权有效实施，历代均赋予巡察官员相当实权，也有程序上的规定。如明朝规定，到地方巡视的监察官员由皇帝亲自圈点，回京后要接受都察院考核。在监察机关内部，还特别规定下级官吏巡察奏事不受其直接上司的约束。实行独立监察制度，使巡视监察职权得到极大强化。汉武帝时期制订了我国第一部《行政监察法》，这就是著名的《六条问事》，唐朝规定的“六条”主要有：一、察官人善恶；二、察户口流散， 籍簿隐没， 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 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盅害；五、察德行孝梯， 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 应时用者；六、察黯吏豪宗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巡视官奉皇帝之命， 按这六条独立行事， 对行政、司法、治安、军队、财经等进行广泛的监察权，“大事奏裁， 小事立断”。 此法被顾炎武推崇为“千古不易之良法”。豘
（三）察纠并举，确保实效
历代在开展巡视监察时，始终坚持察纠并举的方针，既考察官员的为政情形，又可纠正官员不当、不法言行，以确保巡察成效。对于勤政廉洁的官员，予以褒奖，并负责向上举荐；对于德行不足者，给予训诫；对于严重违法者奏报有关部门弹劾。为了掌握官员在当地为政的真实情况，巡察官员可能会明查暗访，当时称之为“风闻访知”，此举保证了巡察效果，避免流于形式。
（四）保证时间，长期流动
为取得实效，监察官员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出巡的时间越来越长。同时为防止监察官员与当地官员结成利益体，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近几年， 中央加强了巡视监察制度， 并进行了不少创新和发展，比如对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不再是“铁帽子”。但巡视监察制度还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借鉴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合理成分， 有助于我们建立和完善今日中央和地方的巡视监察制度， 促进当代廉政文建设。
中国传统廉政建设在当时已是相当完备，尤其是一些封建官僚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勤政廉洁更是青史留名。对我们现代反腐倡廉法制体系的完备，颇具借鉴意义。我们在吸收借鉴西方廉政建设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更应该发掘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以古为鉴，大力开展廉政法制建设，防止贪污腐化现象的滋生蔓延，营造一个政治清明，政府廉政，公务员廉洁的社会。
注释：
左传·昭公十四年[M].长沙：岳麓书社，1988.
杨仲林.论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J].文化研究，2006（8）.
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90.
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312.
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韩非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汉书·黄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邱宝林，吴仕龙.中国历代官员考核[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31.
唐斌成.借鉴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现行监督体制的几点思考[J].新时期反腐倡廉研究文集.388.
（赵新江单位：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刘净瑜单位：威海市人民法院；宋春光单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