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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一再强调，要团结、尊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在政府、人大、政协等机构中吸纳他们的代表，让他们参政议政，监督黨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害怕民主人士，对民主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乐于并且善于与民主人士打交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这一方面，他身体力行，经常抽出时间与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谈话、聚餐，进行书信往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黄炎培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一段佳话。
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
黄炎培是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创办或参与创办过很多小学、中学和大学，桃李满天下。曾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华罗庚，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等，或者是他的学生，或者在他创办的学校中学习过。后来，他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进步，又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先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民主人士中，他是一个极具威望和影响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就注意到了黄炎培的这种威望和影响，曾说：“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了根的人，我们要注意他，帮助他。”
毛泽东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集会欢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访问上海，黄炎培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当时年仅27岁、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泽东聆听了黄炎培的演说，并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两次向黄炎培提到当时的情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欢迎他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然后告诉黄炎培还是在欢迎杜威的会场中见过他。1949年8月1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至中南海颐年殿，畅谈四个多小时，期间又问他：“知道我们第一次相见在哪里？”然后说：“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演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者只多少多少，失业者倒有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间有一个毛泽东。”可见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演说印象之深刻。
抗战时期，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之子、画家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有一把茅台酒壶和几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当年红军长征时，有报纸称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针对这个传说，他在画上题了一首七绝进行调侃：“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以此讽喻了这个传说的荒诞无稽，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幅画在重庆展出时，董必武把它买了下来带回延安，毛泽东看到之后非常喜欢，就把它挂在了中共中央的会客室里。这无疑是对黄炎培的一种高度认可和肯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全国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与日俱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得到了黄炎培仰慕和关注。黄炎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1937年12月19日，黄炎培从武昌坐车前往长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车次读毛泽东自传及毛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对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毛泽东自传》，黄炎培读过多遍，认为“应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读”。后来，黄炎培作为社会贤达人士的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面长谈，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争取宪政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应该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两人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周期率的对话了。当时黄炎培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作风面貌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充满了期待，就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不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政治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拉近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在思想上的距离。延安之行结束后，黄炎培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如实地向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作风和崭新的面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他也由此进一步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好感。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相识相知，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毛泽东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人员从西柏坡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就设宴招待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欢叙长谈。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谈至一时半始归”。3月26日，毛泽东单独邀请黄炎培到他所住的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作客。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当黄炎培到达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并搀扶着他走下汽车。在当天的日记中，黄炎培写道：“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后始归。”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自己的住处单独招待黄炎培，这是很高的礼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获此礼遇者，仅黄炎培一人而已。这反映了两人过去深厚的交情，同时也显示出毛泽东对黄炎培高尚人品的认同，对其地位和影响的重视。 在当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希望黄炎培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他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请你做新中國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将不同于苏联，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新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以安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业者。黄炎培听了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重托。3月28日，黄炎培即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发出5份电报，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敦请他们前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毛泽东不仅礼遇和尊重黄炎培，对其创建和领导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格外关心和重视。由于民主建国会与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专门邀请黄炎培及民主建国会同人聚餐谈话，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刘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黄炎培“十二时半归”，其间毛泽东“为解放上海嘱同人效力”。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的同人非常感动，第二天就聚在一起深谈，“为昨夜听毛主席一席谈，大感动，商如何图报”。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白皮书，主张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身上。白皮书发表后，中国的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白皮书进行谴责。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国民主建国会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8月24日以“民主建国会在平发言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发展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是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为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看到声明后非常高兴，马上函告他的秘书胡乔木，要求将其“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并于当天致信黄炎培，对声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笔致函黄炎培。黄炎培接信后，又感激又兴奋，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致谢，并表示“希望主席时时指教”。8月26日，毛泽东又写了给黄炎培的第二封信，对其表示慰勉，信中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两次亲笔给黄炎培写信，对民主建国会的声明给予极高评价，这无疑让黄炎培有一种知遇之感。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常有书信来往。翻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件数量之多，民主人士中无人能望其项背。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初期的七年中，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多达39封，平均每年写信五六封。而其他民主人士则少得多，一般都只有几封。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只有两封，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只有4封，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只有1封，宋庆龄只有3封。马叙伦、陈叔通这两个著名民主人士分别有8封和9封，已算比较多的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书信往来如此频繁，当然首先是因为黄炎培热心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同时也是因为毛泽东对黄炎培十分敬重，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基本是有信必回。有时除回信外，还要把黄炎培约去中南海进一步长谈。
从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黄炎培既有浓浓的公谊，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泽东与黄炎培除了谈论国家大事，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黄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体有些不适，毛泽东都会殷切询问。此外，毛泽东和黄炎培都爱好写诗填词，两人的书法艺术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因此两人还会互赠诗词墨迹。黄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诗集，如《红桑集》等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把1954年和1956年6月填的两首词《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抄赠给黄炎培，“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黄炎培得到这两首词的墨迹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可以说，对于毛泽东的礼遇和尊重，黄炎培是深怀感激之情的。这是他心悦诚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投身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鼓励黄炎培反映情况和问题，
监督各项工作
黄炎培为人直率真诚。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但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也会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反映，为此他常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对于黄炎培向他反映情况和问题，他总是十分重视，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到1950年4月前后，这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与此同时，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城市，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私营工商业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市场严重萧条。1950年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达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达2000多家，失业工人达到20万以上，以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形成所谓的“四月危机”。在农村，某些地方征粮超过定额，甚至在发生严重灾情的情况下还加重征粮，农民生产生活遭遇严重困难。黄炎培了解到这些情况，忧心如焚。1950年4月17日，他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坦言直陈：“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上海“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措辞非常尖锐，但毛泽东并不计较，而是给予高度重视。他不仅指示将这封信分送有关人员传阅，而且在4月26日约见黄炎培，当面听取黄炎培反映情况，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征求意见。两人长谈两个半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嘱托黄炎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黄炎培进一步了解情况，4月29日又写好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送呈毛泽东，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灾情严重、超额征粮问题，城市存在的工商业税负过高和强迫购买公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虽然从不同渠道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对这封信仍然非常重视，先后指示陈云、薄一波、陈丕显等领导干部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情况向黄炎培反馈。1950年5月9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所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等问题作出说明。5月15日，毛泽东即将陈云的信件转给黄炎培，并写信说道：“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附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
针对黄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苏南地区灾情及征粮过重等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5月12日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要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以便答复黄炎培。后来，毛泽东不仅将陈丕显的报告转交给黄炎培看，还写信建议他去找陈丕显，当面了解情况。信中说：“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后来，陈丕显和黄炎培专门谈了三个半天，向他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他所关心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对此，黄炎培十分感动。他认为，毛泽东能够正确对待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文过，不饰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在黄炎培向毛泽东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中，也有一些是片面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差距较大的。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则以各种方式让黄炎培了解真实情况，用事实来说服和教育黄炎培。在新中国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向黄炎培写信告状，说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炎培陆续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并写信希望能够予以解决。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致信黄炎培，表示已将信件转寄有关负责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断将各种土改文件和报道寄给黄炎培阅看，让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实际的土改情况。黄炎培看了这些土改材料后，“比较懂得了一些”，便主动要求去他所关心的苏南各地考察。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年1月10日，专门致信饶漱石、陈丕显说：“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又在1月13日会见黄炎培，对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農三方面的意见。”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赴苏南农村，通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土地改革得到了符合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苏南的一些地区虽然在短期内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因此，“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考察结束后，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宣传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参阅。报告中，黄炎培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某些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一些“左”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黄炎培的苏南之行，改变了他对土改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也给毛泽东一个重要启示，即党外民主人士的考察不仅不会妨碍土改、镇反运动的进行，而且会有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土改和镇反运动，有利于纠正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偏差，并且通过他们考察后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影响。195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对民主人士应采取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后来，他在另一则批语中又说：“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他认为，引导民主人士参与到土改当中，有利于打破党内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实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此后，中共中央开始大规模组织民主人士下乡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运动。这一方面监督、推动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
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
发挥积极的影响
黄炎培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工商界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让工商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国家生产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特别注意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他把黄炎培的角色定位为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反映工商界存在的困难和要求，另一方面及时向工商界传递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精神，争取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
1952年初，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1月13日，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举行的大会上，号召工商界积极响应和配合，订立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的“四不公约”，作为整个工商界互相监督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前途。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部分工商业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悲观，担心产业被没收，不再努力经营生产，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工商界有所指示，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3月15日，毛泽东约见黄炎培，就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发表重要谈话。他说：“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我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和实行《共同纲领》。”关于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他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还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炎培说：“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毛泽东的谈话，明确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并没有因为“三反”“五反”运动而改变，私人工商业在遵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存在和发展。这无疑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黄炎培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先后在195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和9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传达，使工商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解除了疑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黄炎培后来说：“我把这些训示广泛传达，从此工商业者，也不止是工商业者，对党信服的念头大大提高了。”“他们思想上有了这些基础，从此由个别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虽然是1956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种下，所以一经号召，全国响应。”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私人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出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难。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他专门约谈黄炎培了解情况，黄炎培也主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1952年9月22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但所得税照收，且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因此上海工商界有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此外，黄炎培还多次将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所搜集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要调整工商业政策。1952年11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怎么扶持呢？1953年1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对于税收问题，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应依据有多少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该做杀鸡取卵的事。”由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私人工商业度过了暂时的难关，民族资产阶级提高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由于在工商业资本家眼中，黄炎培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因此毛泽东特别注意使黄炎培能够准确地传达和解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精神。1952年9月初，黄炎培为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写好一篇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如将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将“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等。按照毛泽东意见修改后的讲稿，黄炎培于9月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报告，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
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黄炎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和动员工商业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要求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团结工商业资本家，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另一方面，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走向社会主义的明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出，希望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黄炎培主持民主建国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并在工商界内部动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毛泽东多次致信黄炎培给予肯定和鼓励。1955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意為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努力。11月17日，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讨论了民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民建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团结工商业者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针对民建个别领导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观点，会议展开了讨论和批评，明确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还需要继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在1956年12月4日致信黄炎培，肯定和赞扬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新中国初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敬重、关怀、宽容，也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正确对待民主人士批评和监督的民主作风。新中国初期，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凯歌行进，社会面貌和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全国人民精神振奋，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谦虚谨慎、民主开明的作风应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题图 毛泽东与黄炎培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
黄炎培是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创办或参与创办过很多小学、中学和大学，桃李满天下。曾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华罗庚，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等，或者是他的学生，或者在他创办的学校中学习过。后来，他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进步，又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先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民主人士中，他是一个极具威望和影响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就注意到了黄炎培的这种威望和影响，曾说：“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了根的人，我们要注意他，帮助他。”
毛泽东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集会欢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访问上海，黄炎培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当时年仅27岁、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泽东聆听了黄炎培的演说，并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两次向黄炎培提到当时的情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欢迎他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然后告诉黄炎培还是在欢迎杜威的会场中见过他。1949年8月1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至中南海颐年殿，畅谈四个多小时，期间又问他：“知道我们第一次相见在哪里？”然后说：“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演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者只多少多少，失业者倒有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间有一个毛泽东。”可见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演说印象之深刻。
抗战时期，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之子、画家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有一把茅台酒壶和几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当年红军长征时，有报纸称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针对这个传说，他在画上题了一首七绝进行调侃：“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以此讽喻了这个传说的荒诞无稽，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幅画在重庆展出时，董必武把它买了下来带回延安，毛泽东看到之后非常喜欢，就把它挂在了中共中央的会客室里。这无疑是对黄炎培的一种高度认可和肯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全国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与日俱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得到了黄炎培仰慕和关注。黄炎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1937年12月19日，黄炎培从武昌坐车前往长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车次读毛泽东自传及毛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对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毛泽东自传》，黄炎培读过多遍，认为“应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读”。后来，黄炎培作为社会贤达人士的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面长谈，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争取宪政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应该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两人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周期率的对话了。当时黄炎培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作风面貌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充满了期待，就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不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政治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拉近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在思想上的距离。延安之行结束后，黄炎培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如实地向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作风和崭新的面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他也由此进一步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好感。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相识相知，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毛泽东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人员从西柏坡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就设宴招待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欢叙长谈。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谈至一时半始归”。3月26日，毛泽东单独邀请黄炎培到他所住的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作客。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当黄炎培到达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并搀扶着他走下汽车。在当天的日记中，黄炎培写道：“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后始归。”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自己的住处单独招待黄炎培，这是很高的礼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获此礼遇者，仅黄炎培一人而已。这反映了两人过去深厚的交情，同时也显示出毛泽东对黄炎培高尚人品的认同，对其地位和影响的重视。 在当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希望黄炎培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他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请你做新中國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将不同于苏联，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新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以安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业者。黄炎培听了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重托。3月28日，黄炎培即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发出5份电报，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敦请他们前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毛泽东不仅礼遇和尊重黄炎培，对其创建和领导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格外关心和重视。由于民主建国会与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专门邀请黄炎培及民主建国会同人聚餐谈话，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刘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黄炎培“十二时半归”，其间毛泽东“为解放上海嘱同人效力”。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的同人非常感动，第二天就聚在一起深谈，“为昨夜听毛主席一席谈，大感动，商如何图报”。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白皮书，主张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身上。白皮书发表后，中国的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白皮书进行谴责。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国民主建国会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8月24日以“民主建国会在平发言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发展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是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为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看到声明后非常高兴，马上函告他的秘书胡乔木，要求将其“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并于当天致信黄炎培，对声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笔致函黄炎培。黄炎培接信后，又感激又兴奋，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致谢，并表示“希望主席时时指教”。8月26日，毛泽东又写了给黄炎培的第二封信，对其表示慰勉，信中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两次亲笔给黄炎培写信，对民主建国会的声明给予极高评价，这无疑让黄炎培有一种知遇之感。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常有书信来往。翻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件数量之多，民主人士中无人能望其项背。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初期的七年中，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多达39封，平均每年写信五六封。而其他民主人士则少得多，一般都只有几封。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只有两封，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只有4封，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只有1封，宋庆龄只有3封。马叙伦、陈叔通这两个著名民主人士分别有8封和9封，已算比较多的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书信往来如此频繁，当然首先是因为黄炎培热心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同时也是因为毛泽东对黄炎培十分敬重，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基本是有信必回。有时除回信外，还要把黄炎培约去中南海进一步长谈。
从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黄炎培既有浓浓的公谊，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泽东与黄炎培除了谈论国家大事，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黄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体有些不适，毛泽东都会殷切询问。此外，毛泽东和黄炎培都爱好写诗填词，两人的书法艺术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因此两人还会互赠诗词墨迹。黄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诗集，如《红桑集》等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把1954年和1956年6月填的两首词《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抄赠给黄炎培，“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黄炎培得到这两首词的墨迹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可以说，对于毛泽东的礼遇和尊重，黄炎培是深怀感激之情的。这是他心悦诚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投身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鼓励黄炎培反映情况和问题，
监督各项工作
黄炎培为人直率真诚。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但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也会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反映，为此他常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对于黄炎培向他反映情况和问题，他总是十分重视，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到1950年4月前后，这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与此同时，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城市，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私营工商业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市场严重萧条。1950年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达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达2000多家，失业工人达到20万以上，以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形成所谓的“四月危机”。在农村，某些地方征粮超过定额，甚至在发生严重灾情的情况下还加重征粮，农民生产生活遭遇严重困难。黄炎培了解到这些情况，忧心如焚。1950年4月17日，他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坦言直陈：“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上海“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措辞非常尖锐，但毛泽东并不计较，而是给予高度重视。他不仅指示将这封信分送有关人员传阅，而且在4月26日约见黄炎培，当面听取黄炎培反映情况，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征求意见。两人长谈两个半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嘱托黄炎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黄炎培进一步了解情况，4月29日又写好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送呈毛泽东，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灾情严重、超额征粮问题，城市存在的工商业税负过高和强迫购买公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虽然从不同渠道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对这封信仍然非常重视，先后指示陈云、薄一波、陈丕显等领导干部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情况向黄炎培反馈。1950年5月9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所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等问题作出说明。5月15日，毛泽东即将陈云的信件转给黄炎培，并写信说道：“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附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
针对黄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苏南地区灾情及征粮过重等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5月12日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要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以便答复黄炎培。后来，毛泽东不仅将陈丕显的报告转交给黄炎培看，还写信建议他去找陈丕显，当面了解情况。信中说：“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后来，陈丕显和黄炎培专门谈了三个半天，向他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他所关心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对此，黄炎培十分感动。他认为，毛泽东能够正确对待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文过，不饰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在黄炎培向毛泽东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中，也有一些是片面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差距较大的。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则以各种方式让黄炎培了解真实情况，用事实来说服和教育黄炎培。在新中国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向黄炎培写信告状，说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炎培陆续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并写信希望能够予以解决。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致信黄炎培，表示已将信件转寄有关负责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断将各种土改文件和报道寄给黄炎培阅看，让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实际的土改情况。黄炎培看了这些土改材料后，“比较懂得了一些”，便主动要求去他所关心的苏南各地考察。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年1月10日，专门致信饶漱石、陈丕显说：“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又在1月13日会见黄炎培，对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農三方面的意见。”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赴苏南农村，通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土地改革得到了符合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苏南的一些地区虽然在短期内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因此，“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考察结束后，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宣传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参阅。报告中，黄炎培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某些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一些“左”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黄炎培的苏南之行，改变了他对土改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也给毛泽东一个重要启示，即党外民主人士的考察不仅不会妨碍土改、镇反运动的进行，而且会有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土改和镇反运动，有利于纠正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偏差，并且通过他们考察后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影响。195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对民主人士应采取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后来，他在另一则批语中又说：“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他认为，引导民主人士参与到土改当中，有利于打破党内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实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此后，中共中央开始大规模组织民主人士下乡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运动。这一方面监督、推动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
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
发挥积极的影响
黄炎培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工商界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让工商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国家生产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特别注意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他把黄炎培的角色定位为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反映工商界存在的困难和要求，另一方面及时向工商界传递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精神，争取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
1952年初，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1月13日，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举行的大会上，号召工商界积极响应和配合，订立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的“四不公约”，作为整个工商界互相监督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前途。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部分工商业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悲观，担心产业被没收，不再努力经营生产，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工商界有所指示，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3月15日，毛泽东约见黄炎培，就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发表重要谈话。他说：“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我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和实行《共同纲领》。”关于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他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还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炎培说：“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毛泽东的谈话，明确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并没有因为“三反”“五反”运动而改变，私人工商业在遵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存在和发展。这无疑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黄炎培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先后在195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和9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传达，使工商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解除了疑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黄炎培后来说：“我把这些训示广泛传达，从此工商业者，也不止是工商业者，对党信服的念头大大提高了。”“他们思想上有了这些基础，从此由个别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虽然是1956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种下，所以一经号召，全国响应。”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私人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出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难。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他专门约谈黄炎培了解情况，黄炎培也主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1952年9月22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但所得税照收，且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因此上海工商界有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此外，黄炎培还多次将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所搜集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要调整工商业政策。1952年11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怎么扶持呢？1953年1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对于税收问题，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应依据有多少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该做杀鸡取卵的事。”由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私人工商业度过了暂时的难关，民族资产阶级提高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由于在工商业资本家眼中，黄炎培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因此毛泽东特别注意使黄炎培能够准确地传达和解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精神。1952年9月初，黄炎培为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写好一篇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如将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将“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等。按照毛泽东意见修改后的讲稿，黄炎培于9月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报告，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
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黄炎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和动员工商业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要求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团结工商业资本家，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另一方面，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走向社会主义的明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出，希望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黄炎培主持民主建国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并在工商界内部动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毛泽东多次致信黄炎培给予肯定和鼓励。1955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意為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努力。11月17日，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讨论了民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民建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团结工商业者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针对民建个别领导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观点，会议展开了讨论和批评，明确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还需要继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在1956年12月4日致信黄炎培，肯定和赞扬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新中国初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敬重、关怀、宽容，也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正确对待民主人士批评和监督的民主作风。新中国初期，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凯歌行进，社会面貌和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全国人民精神振奋，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谦虚谨慎、民主开明的作风应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题图 毛泽东与黄炎培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