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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情人节密切相关的圣瓦伦丁变成了婚纱摄影公司的招牌，与中国情人节密切相关的牛郎成为了某种不正当职业的代名词。在最初，他们是两种文化的爱情象征，代表了其情爱观中的某种倾向。圣瓦伦丁的爱情故事与殉难有关，牛郎的爱情故事与私奔有关，在挣脱束缚、反抗压迫的命题下，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如今，前者被商业化，后者被污名化，当代爱情摆脱桎梏，花样百出。
消费爱情
最初，七夕并不具备情人节的内涵，它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手工业者的庆典，在那几天，人们走上街头，于“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此后，虽然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融入到节日中，但情爱元素一直不能算节日的重要特质。诗歌是爱情的重要表达形式，从最早的《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情爱的表达直接而又热烈。其中例子举不胜举，以《褰裳》为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其打情骂俏之浓烈，堪比今人。
这种情爱传统一直传递到秦汉，直到儒家全面兴起之后，中国人的情爱观才开始变得含蓄委婉。
最早具备情爱元素的节日是元宵节，欧阳修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在宋代元宵夜鼎盛时期，可以“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著名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就是在元宵节相识、继之相爱、最后结亲。所以说，元宵是地道的古代中國男女约会的日子。
七夕的情爱内涵以及关于情爱的仪式感是在西方情人节传入中国后，才逐渐确立的。这个过程不发生在民国，而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而且，在传入中国之时，西方情人节就有了消费主义堆砌起来的各种噱头，今天如果你在百度上搜索与情人节创立密切相关的圣瓦伦丁，首先出现的是婚纱摄影以及度假酒店，它是一个爱情的节日，也是一个爱情产业链上的重要产品。
这种态势也正在席卷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也不能例外。几年前，有不少地方争夺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发生地，也有不少景区开始制作与爱情相关的景点，济南的大明湖景区，因为一部清宫戏，成为了乾隆爷与夏雨荷的代名词，总会有一些人在湖畔换上清代服饰，上演当代生活。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可惜秋柳社，不如夏雨荷。
消费主义总能第一时间的发现节日的商业内涵，如果没有节日，总会有商家替你创造一个节日。
东西方的情感传统
对于单身男女而言，情人节之难捱，尤胜往昔之年关，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真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来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方式歌颂爱情的社会，爱情在中国文化里很难进入主流：譬如苏东坡、辛弃疾，历代追捧的大多是其阳刚风格的作品，称为“豪放派”，但对他们写的情诗，一直以“细琐”视之，以为无非“儿女情长，不涉大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情诗写得最好的是李商隐，但他的地位一直遭到贬抑——中国有“因人废艺”的传统，即泛道德主义，以道德论艺术，同样的例子，后来还有宋徽宗——据说因为李商隐一生“为情困”，“人格有问题”。
但缺乏文艺精神的滋养，则不必奢望懂得爱情。因为爱情除了有性欲的成分，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力量，爱情本身包含审美的价值观，否则只凭动物本能与生活现实，又岂能教人生死相许？或世上也不可能有情诗、情歌与情书。爱情之与性交，即如文明之与原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只从爱情观是否成熟也足可判断。
因此，即使在西方，爱情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教化的概念，在欧洲18、19世纪的小说家，对于爱情在世俗势利面前的脆弱、虚无、绝望有精彩的刻画，像简·奥丝汀的《傲慢与偏见》，家庭门第是爱情的第一障碍；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巴黎贵妇是拜金的无情物种，司汤达《红与黑》借女主角之口，埋怨“男人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甚至福楼拜的小说，直接以“情感教育”命题，对于法国当时农民的平庸卑俗，城市中产的萎靡淫逸，一竹篙通通打倒。
情感教育是迈向现代文明社会途中最关键的一课，近代西方文学以爱情为题，经典辈出，是伴随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致的精神大扫除，到20世纪在美国电影里，爱情成为人间希望、美善的终极象征。
在《红楼梦》之后的200年里，中国文化里有关爱情的典籍严重不足，而农业经济生产力低下，无法创造富足生活，民智不开，都阻碍了中国文化对于爱情的启蒙。
中国文化的主流重实利，单身一律遭标签为“情感输家”，90后也相亲抢嫁，对女性最刻毒的咒骂，莫过于“嫁不出去”。
“丧时代”的怕与爱
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是消费时代，是数字化时代，也是概念化生存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生存压力和时间紧迫感的“丧时代”，一个只有生活情感碎片而缺少赤子之心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夕为我们的情感碎片，提供了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粘合剂。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一天，需要放下，我们需要经营这份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然后，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将其变为一纸盟约。
当然，你们终究要回到平淡生活中去，你要面对房子、车子、票子等生活成本，你要面对他（她）的亲戚朋友，你要面对价值观以及生活细节的种种不同，爱情是一蔬一饭，也是支撑你们平淡生活的英雄梦想。
作家史铁生在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把一切人间爱情都应有的神圣基础称为“伊甸盟约”。语出《圣经》：上帝在伊甸园中先造了亚当，见他一人独居不好，就让他沉睡，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来造了夏娃领到他面前，就有了人类初次的爱情和婚姻。
丘比特与普绪刻一吻定终身；为了所爱者的幸福，海的女儿甘愿化作海上泡沫；在婚姻里，杨德昌是叛逃者，蔡琴是忠贞者和心存爱念者；《朗读者》中少年对汉娜的爱恨交织象征着德国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带罪民族的复杂感情。
爱曾经是自私、是嫉妒，但最终是舍己为人。
北岛有一首名为《传说的继续》的诗，我们以此献给那些虽然犹疑不定，但在爱情之路上已经出发的人们。
古老的陶罐上
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
可你還不停地问
这是否值得
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融进殡葬夜色的河
爱的苦果
将在成熟时坠落
此时此地
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
随之而来的一切
又算得了什么
——那漫长的夜
辗转而沉默的时刻
如今，前者被商业化，后者被污名化，当代爱情摆脱桎梏，花样百出。
消费爱情
最初，七夕并不具备情人节的内涵，它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手工业者的庆典，在那几天，人们走上街头，于“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此后，虽然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融入到节日中，但情爱元素一直不能算节日的重要特质。诗歌是爱情的重要表达形式，从最早的《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情爱的表达直接而又热烈。其中例子举不胜举，以《褰裳》为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其打情骂俏之浓烈，堪比今人。
这种情爱传统一直传递到秦汉，直到儒家全面兴起之后，中国人的情爱观才开始变得含蓄委婉。
最早具备情爱元素的节日是元宵节，欧阳修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在宋代元宵夜鼎盛时期，可以“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著名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就是在元宵节相识、继之相爱、最后结亲。所以说，元宵是地道的古代中國男女约会的日子。
七夕的情爱内涵以及关于情爱的仪式感是在西方情人节传入中国后，才逐渐确立的。这个过程不发生在民国，而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而且，在传入中国之时，西方情人节就有了消费主义堆砌起来的各种噱头，今天如果你在百度上搜索与情人节创立密切相关的圣瓦伦丁，首先出现的是婚纱摄影以及度假酒店，它是一个爱情的节日，也是一个爱情产业链上的重要产品。
这种态势也正在席卷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也不能例外。几年前，有不少地方争夺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发生地，也有不少景区开始制作与爱情相关的景点，济南的大明湖景区，因为一部清宫戏，成为了乾隆爷与夏雨荷的代名词，总会有一些人在湖畔换上清代服饰，上演当代生活。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可惜秋柳社，不如夏雨荷。
消费主义总能第一时间的发现节日的商业内涵，如果没有节日，总会有商家替你创造一个节日。
东西方的情感传统
对于单身男女而言，情人节之难捱，尤胜往昔之年关，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真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来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方式歌颂爱情的社会，爱情在中国文化里很难进入主流：譬如苏东坡、辛弃疾，历代追捧的大多是其阳刚风格的作品，称为“豪放派”，但对他们写的情诗，一直以“细琐”视之，以为无非“儿女情长，不涉大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情诗写得最好的是李商隐，但他的地位一直遭到贬抑——中国有“因人废艺”的传统，即泛道德主义，以道德论艺术，同样的例子，后来还有宋徽宗——据说因为李商隐一生“为情困”，“人格有问题”。
但缺乏文艺精神的滋养，则不必奢望懂得爱情。因为爱情除了有性欲的成分，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力量，爱情本身包含审美的价值观，否则只凭动物本能与生活现实，又岂能教人生死相许？或世上也不可能有情诗、情歌与情书。爱情之与性交，即如文明之与原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只从爱情观是否成熟也足可判断。
因此，即使在西方，爱情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教化的概念，在欧洲18、19世纪的小说家，对于爱情在世俗势利面前的脆弱、虚无、绝望有精彩的刻画，像简·奥丝汀的《傲慢与偏见》，家庭门第是爱情的第一障碍；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巴黎贵妇是拜金的无情物种，司汤达《红与黑》借女主角之口，埋怨“男人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甚至福楼拜的小说，直接以“情感教育”命题，对于法国当时农民的平庸卑俗，城市中产的萎靡淫逸，一竹篙通通打倒。
情感教育是迈向现代文明社会途中最关键的一课，近代西方文学以爱情为题，经典辈出，是伴随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致的精神大扫除，到20世纪在美国电影里，爱情成为人间希望、美善的终极象征。
在《红楼梦》之后的200年里，中国文化里有关爱情的典籍严重不足，而农业经济生产力低下，无法创造富足生活，民智不开，都阻碍了中国文化对于爱情的启蒙。
中国文化的主流重实利，单身一律遭标签为“情感输家”，90后也相亲抢嫁，对女性最刻毒的咒骂，莫过于“嫁不出去”。
“丧时代”的怕与爱
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是消费时代，是数字化时代，也是概念化生存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生存压力和时间紧迫感的“丧时代”，一个只有生活情感碎片而缺少赤子之心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夕为我们的情感碎片，提供了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粘合剂。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一天，需要放下，我们需要经营这份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然后，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将其变为一纸盟约。
当然，你们终究要回到平淡生活中去，你要面对房子、车子、票子等生活成本，你要面对他（她）的亲戚朋友，你要面对价值观以及生活细节的种种不同，爱情是一蔬一饭，也是支撑你们平淡生活的英雄梦想。
作家史铁生在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把一切人间爱情都应有的神圣基础称为“伊甸盟约”。语出《圣经》：上帝在伊甸园中先造了亚当，见他一人独居不好，就让他沉睡，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来造了夏娃领到他面前，就有了人类初次的爱情和婚姻。
丘比特与普绪刻一吻定终身；为了所爱者的幸福，海的女儿甘愿化作海上泡沫；在婚姻里，杨德昌是叛逃者，蔡琴是忠贞者和心存爱念者；《朗读者》中少年对汉娜的爱恨交织象征着德国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带罪民族的复杂感情。
爱曾经是自私、是嫉妒，但最终是舍己为人。
北岛有一首名为《传说的继续》的诗，我们以此献给那些虽然犹疑不定，但在爱情之路上已经出发的人们。
古老的陶罐上
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
可你還不停地问
这是否值得
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融进殡葬夜色的河
爱的苦果
将在成熟时坠落
此时此地
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
随之而来的一切
又算得了什么
——那漫长的夜
辗转而沉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