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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全球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通常被称作“丘园”，坐落于伦敦西南部的里士满和丘两个区之间的泰晤士河畔，拥有120公顷的花园和林地，以及2公顷的温室，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全、面积最大的皇家植物园。
1759年，威尔士王妃奥古斯都在首席园艺师威廉·爱顿和植物学顾问布特爵士的建议下，在柑橘园的南边建立了一个3.5公顷的植物园。这就是丘园的雏形。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丘园栽培的植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拥有4万个属种植物——占目前全球已知植物种类的1/8，其中包括13种已经在野外灭绝的，以及1千种濒临灭绝的植物。丘园的标本馆中珍藏了近700万份植物标本，含盖了地球上近98%的属种。
胡克家族
胡克家族共有3位成员在丘园的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一位是约瑟夫·胡克的父亲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 1785-1865）。他于1841年被任命为丘园第一任正式主管。决心要把丘园建成大不列颠植物学的研究中心。担任主管期间，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如建成棕榈温室、经济植物博物馆、标本馆和图书馆；丘园对公众开放，并正式出版游览指南。此外，威廉·胡克与国外的广泛接触，以及与英国的外交与殖民部、海军部和东印度公司的良好关系也奠定了丘园在科学领域的前沿位置。
1865年，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继任父亲的职位，成为丘园的新任主管。他对丘园的贡献包括建设T形温室（随后为威尔士王妃温室所取代）、第一个乔德雷尔实验室（Jodrell Laboratory）以及属种栽培室。
约瑟夫·胡克——达尔文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约瑟夫·胡克也是达尔文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一次，约瑟夫·胡克从南极远洋归来，接到了达尔文的一封信。达尔文在信中对胡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希望胡克对他从加拉帕戈斯群岛所收集到的一些植物进行分类。此时两人虽然并未谋面，但是，最初的这些信件标志着科学史上一段真挚深厚的友谊和合作的开始。
1842年，达尔文写完一份长达32页的概要，阐述了他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考。两年后，他对此做了更为细致深入的长达231页的论述。当时的达尔文还没有准备公开他的学说。他深知这个学说必将代表“科学史上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不愿看到它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前因不完善就早早地夭折。他嘱咐妻子：一旦有一天他突然死去，务必将这些关于物种的手稿交给一位科学界的同仁以便使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达尔文认为，在当时的科学家中胡克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最终决定向年轻的植物学家、科学家胡克展示自己的物种进化学说。
1844年2月，胡克刚从南极洲航行归来，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中说自己一直在为一项“非常狂妄”的工作搜集事实论据。随后又将自己的231页的理论概要手稿寄给胡克。起初，胡克像当时许多人一样对此学说深表怀疑。胡克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或者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在细致地研读达尔文的手稿后，加之其后与达尔文的无数次长谈，胡克最终相信了达尔文的学说。
达尔文清楚地知道，进化论与信奉上帝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引发暴风雨般的争论。而由于这种原因达尔文依然不想公开他的学说。达尔文试图预见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在它们被提出前就能以有力的证据将其击败。因此，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列举更多的事实和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于是胡克便成为达尔文获得许多素材的重要人物。他在海外采集的标本以及植物学日志使达尔文在细致地观察和研究后对自己理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南部，英国的另一位植物学家也正在进行物种形成的研究。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58年达尔文收到华莱士寄给他的一篇论文手稿，发现华莱士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这让达尔文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胡克和科学家赖尔在征得达尔文同意后，决定在1858年7月的由林奈学会（伦敦博物学协会）举办的会议上公布达尔文——华莱士学说。于是，在这次会议上，达尔文和华莱士正式提交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并被确认为这个学说的共同创始人。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正式出版。
推进历史进程的进化论在问世后轰动了全世界。在英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学者中，除达尔文本人外，还包括赫胥黎和胡克。《物种起源》出版的20年后，达尔文逐渐从一名制造麻烦但值得尊敬的“危险分子”变成了一位品质高尚的科学家。可以说，他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与植物学家胡克在多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英国皇家植物园主管
约瑟夫·胡克在少年时代就对植物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在世界各地的多次探险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植物标本，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植物学研究。
1839年9月，胡克作为英国海军军医登上了调查地磁性的南极探险队军舰埃里伯（Erebus）号，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远洋探险。他的旅途遍及近东、印度、非洲、北美等地，从事植物的收集和研究，写了多种植物志。世界游历之后的胡克对于植物的地理分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要全面地研究世界植物分布，需要全球性的植物收集。胡克认为，虽然经过自己四年的长途跋涉，收集到了很多稀有物种，但是这离自己的目标仍然很远。他得到了当时在大英帝国各殖民地许多志愿者和植物爱好者的捐赠。大量的植物标本从世界各地不断涌来，使得胡克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植物学著作中所撰写的标本的收集。这项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丘园的收藏，为丘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847至1849年间的印度和喜马拉雅之行在胡克的研究生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胡克到了加尔各答、锡金以及孟加拉等国。在印度和尼泊尔，胡克收集了大约7千种植物。回国后，胡克与汤姆森合著了《印度植物》一书。书中所论述的印度植物群的地理关系，是胡克在生物地理学问题上最著名的论述之一。胡克还发表了《锡金-喜马拉雅的杜鹃花属》以及献给达尔文的《喜马拉雅日志》。19世纪50年代，作为植物分类学家的胡克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植物分类的重要著作。这些文章及著作的发表奠定了胡克在植物学界的重要地位。
其父死后，胡克于1865年子承父业接任丘园主管。在其负责丘园的20年间，正值英国对外扩张殖民的时代，丘园的皇室角色愈发明显。胡克以及丘园极大地帮助了金鸡纳树（树皮制成奎宁类药物）从南美到印度的移植，以及随后的橡胶树移植，使其能在英属殖民地以低成本保证充足的供应。自此，丘园对经济植物的研究闻名全球。
胡克在任期间，丘园的社会功用一直都是人们争议的话题。胡克本人始终坚持“丘园最重要的目标是科研与实用而不是娱乐”。因此他沿袭了丘园一贯的传统，上午只对植物学学生及严肃的艺术家开放，他抵制任何延长公众参观时间的建议。也正因为如此，胡克招来了一些反对之声。曾有官员建议削减科研经费，并把丘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公园。在胡克不懈的努力和抗争下，丘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种类最全的植物园，其科学研究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胡克一生都为人所敬重，并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奖项和头衔，全部列举可达10页之多，其中包括1907年获得的英国国家“荣誉勋章”，1854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学院授予的“皇家奖章”，1892年的达尔文奖等。
永具魅力的英国皇家植物园
在胡克的带领下，丘园为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因保存许多活体值物、植物标本、种子和文献外，在经济植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早期的丘园就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的成就更为世界同行所公认。目前丘园拥有26个专业花园以及许多大型温室，还建有标本馆、经济植物博物馆和进行生理、生化、形态研究的实验室。丘园图书馆藏有75万册世界植物图书和文献，与74个国家的306家研究机构有联系，收集了全球重要的植物学期刊。
2002年，丘园向联合国申请成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这个称号的获得不仅在于丘园在植物科学上的重要地位，更来源于丘园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16世纪英皇亨利七世在里士满建成宫殿，随后吸引了众多的达官贵人，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也就此兴盛起来。那时候，人们只是把园艺与高贵的中上层阶级联系起来。随着18世纪英国科技与文化的迅猛发展，丘园成为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它引起了许多文人和艺术家的兴趣。丘园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也成为他们休闲娱乐的极好去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史无前例的贡献，在园艺方面也甚为突出。女性的许多文化活动都在丘园举行。丘园成为艺术家笔下描绘花草树木的最佳场所，也成为文人笔下描写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天堂。今天我们读到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都与丘园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著名作家费吉尼亚·沃尔夫的散文《丘园记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文章用印象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丘园别具一格的景致，揭示了现代人渴望悠闲、僻静的去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心情。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丘园不仅拥有与植物学有关的花园、林地和温室，还有40座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物。建于1837年的威廉国王圣堂，是一座带有托斯卡纳柱型的门廊、为纪念英军的滑铁卢大捷而建的建筑；钟楼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罗马式建筑；日本宝塔由威廉·钱伯斯设计，于1761年为奥古斯都王妃而建。宝塔充分地表达了英国人对东方建筑的浓厚兴趣，八角型的朱红色宝塔高50多米，共10层，坐落在丘园宁静的南部，其壮观的外型给游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丘园给自己的定位是集科学研究、教育和市民休闲为一体的植物园。园内各个景点、建筑、花房、温室等都有明确的导游说明，此外，园内每年还举办各种科学活动和讲座，吸引上万人参加。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丘园所具备的独特的魅力。丘园常年游人如织，参观人数每年高达130万人次。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优美的环境、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让游人流连忘返。丘园的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植物园林的本身。
1759年，威尔士王妃奥古斯都在首席园艺师威廉·爱顿和植物学顾问布特爵士的建议下，在柑橘园的南边建立了一个3.5公顷的植物园。这就是丘园的雏形。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丘园栽培的植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拥有4万个属种植物——占目前全球已知植物种类的1/8，其中包括13种已经在野外灭绝的，以及1千种濒临灭绝的植物。丘园的标本馆中珍藏了近700万份植物标本，含盖了地球上近98%的属种。
胡克家族
胡克家族共有3位成员在丘园的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一位是约瑟夫·胡克的父亲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 1785-1865）。他于1841年被任命为丘园第一任正式主管。决心要把丘园建成大不列颠植物学的研究中心。担任主管期间，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如建成棕榈温室、经济植物博物馆、标本馆和图书馆；丘园对公众开放，并正式出版游览指南。此外，威廉·胡克与国外的广泛接触，以及与英国的外交与殖民部、海军部和东印度公司的良好关系也奠定了丘园在科学领域的前沿位置。
1865年，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继任父亲的职位，成为丘园的新任主管。他对丘园的贡献包括建设T形温室（随后为威尔士王妃温室所取代）、第一个乔德雷尔实验室（Jodrell Laboratory）以及属种栽培室。
约瑟夫·胡克——达尔文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约瑟夫·胡克也是达尔文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一次，约瑟夫·胡克从南极远洋归来，接到了达尔文的一封信。达尔文在信中对胡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希望胡克对他从加拉帕戈斯群岛所收集到的一些植物进行分类。此时两人虽然并未谋面，但是，最初的这些信件标志着科学史上一段真挚深厚的友谊和合作的开始。
1842年，达尔文写完一份长达32页的概要，阐述了他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考。两年后，他对此做了更为细致深入的长达231页的论述。当时的达尔文还没有准备公开他的学说。他深知这个学说必将代表“科学史上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不愿看到它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前因不完善就早早地夭折。他嘱咐妻子：一旦有一天他突然死去，务必将这些关于物种的手稿交给一位科学界的同仁以便使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达尔文认为，在当时的科学家中胡克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最终决定向年轻的植物学家、科学家胡克展示自己的物种进化学说。
1844年2月，胡克刚从南极洲航行归来，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中说自己一直在为一项“非常狂妄”的工作搜集事实论据。随后又将自己的231页的理论概要手稿寄给胡克。起初，胡克像当时许多人一样对此学说深表怀疑。胡克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或者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在细致地研读达尔文的手稿后，加之其后与达尔文的无数次长谈，胡克最终相信了达尔文的学说。
达尔文清楚地知道，进化论与信奉上帝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引发暴风雨般的争论。而由于这种原因达尔文依然不想公开他的学说。达尔文试图预见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在它们被提出前就能以有力的证据将其击败。因此，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列举更多的事实和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于是胡克便成为达尔文获得许多素材的重要人物。他在海外采集的标本以及植物学日志使达尔文在细致地观察和研究后对自己理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南部，英国的另一位植物学家也正在进行物种形成的研究。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58年达尔文收到华莱士寄给他的一篇论文手稿，发现华莱士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这让达尔文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胡克和科学家赖尔在征得达尔文同意后，决定在1858年7月的由林奈学会（伦敦博物学协会）举办的会议上公布达尔文——华莱士学说。于是，在这次会议上，达尔文和华莱士正式提交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并被确认为这个学说的共同创始人。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正式出版。
推进历史进程的进化论在问世后轰动了全世界。在英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学者中，除达尔文本人外，还包括赫胥黎和胡克。《物种起源》出版的20年后，达尔文逐渐从一名制造麻烦但值得尊敬的“危险分子”变成了一位品质高尚的科学家。可以说，他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与植物学家胡克在多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英国皇家植物园主管
约瑟夫·胡克在少年时代就对植物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在世界各地的多次探险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植物标本，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植物学研究。
1839年9月，胡克作为英国海军军医登上了调查地磁性的南极探险队军舰埃里伯（Erebus）号，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远洋探险。他的旅途遍及近东、印度、非洲、北美等地，从事植物的收集和研究，写了多种植物志。世界游历之后的胡克对于植物的地理分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要全面地研究世界植物分布，需要全球性的植物收集。胡克认为，虽然经过自己四年的长途跋涉，收集到了很多稀有物种，但是这离自己的目标仍然很远。他得到了当时在大英帝国各殖民地许多志愿者和植物爱好者的捐赠。大量的植物标本从世界各地不断涌来，使得胡克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植物学著作中所撰写的标本的收集。这项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丘园的收藏，为丘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847至1849年间的印度和喜马拉雅之行在胡克的研究生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胡克到了加尔各答、锡金以及孟加拉等国。在印度和尼泊尔，胡克收集了大约7千种植物。回国后，胡克与汤姆森合著了《印度植物》一书。书中所论述的印度植物群的地理关系，是胡克在生物地理学问题上最著名的论述之一。胡克还发表了《锡金-喜马拉雅的杜鹃花属》以及献给达尔文的《喜马拉雅日志》。19世纪50年代，作为植物分类学家的胡克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植物分类的重要著作。这些文章及著作的发表奠定了胡克在植物学界的重要地位。
其父死后，胡克于1865年子承父业接任丘园主管。在其负责丘园的20年间，正值英国对外扩张殖民的时代，丘园的皇室角色愈发明显。胡克以及丘园极大地帮助了金鸡纳树（树皮制成奎宁类药物）从南美到印度的移植，以及随后的橡胶树移植，使其能在英属殖民地以低成本保证充足的供应。自此，丘园对经济植物的研究闻名全球。
胡克在任期间，丘园的社会功用一直都是人们争议的话题。胡克本人始终坚持“丘园最重要的目标是科研与实用而不是娱乐”。因此他沿袭了丘园一贯的传统，上午只对植物学学生及严肃的艺术家开放，他抵制任何延长公众参观时间的建议。也正因为如此，胡克招来了一些反对之声。曾有官员建议削减科研经费，并把丘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公园。在胡克不懈的努力和抗争下，丘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种类最全的植物园，其科学研究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胡克一生都为人所敬重，并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奖项和头衔，全部列举可达10页之多，其中包括1907年获得的英国国家“荣誉勋章”，1854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学院授予的“皇家奖章”，1892年的达尔文奖等。
永具魅力的英国皇家植物园
在胡克的带领下，丘园为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因保存许多活体值物、植物标本、种子和文献外，在经济植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早期的丘园就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的成就更为世界同行所公认。目前丘园拥有26个专业花园以及许多大型温室，还建有标本馆、经济植物博物馆和进行生理、生化、形态研究的实验室。丘园图书馆藏有75万册世界植物图书和文献，与74个国家的306家研究机构有联系，收集了全球重要的植物学期刊。
2002年，丘园向联合国申请成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这个称号的获得不仅在于丘园在植物科学上的重要地位，更来源于丘园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16世纪英皇亨利七世在里士满建成宫殿，随后吸引了众多的达官贵人，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也就此兴盛起来。那时候，人们只是把园艺与高贵的中上层阶级联系起来。随着18世纪英国科技与文化的迅猛发展，丘园成为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它引起了许多文人和艺术家的兴趣。丘园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也成为他们休闲娱乐的极好去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史无前例的贡献，在园艺方面也甚为突出。女性的许多文化活动都在丘园举行。丘园成为艺术家笔下描绘花草树木的最佳场所，也成为文人笔下描写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天堂。今天我们读到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都与丘园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著名作家费吉尼亚·沃尔夫的散文《丘园记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文章用印象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丘园别具一格的景致，揭示了现代人渴望悠闲、僻静的去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心情。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丘园不仅拥有与植物学有关的花园、林地和温室，还有40座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物。建于1837年的威廉国王圣堂，是一座带有托斯卡纳柱型的门廊、为纪念英军的滑铁卢大捷而建的建筑；钟楼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罗马式建筑；日本宝塔由威廉·钱伯斯设计，于1761年为奥古斯都王妃而建。宝塔充分地表达了英国人对东方建筑的浓厚兴趣，八角型的朱红色宝塔高50多米，共10层，坐落在丘园宁静的南部，其壮观的外型给游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丘园给自己的定位是集科学研究、教育和市民休闲为一体的植物园。园内各个景点、建筑、花房、温室等都有明确的导游说明，此外，园内每年还举办各种科学活动和讲座，吸引上万人参加。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丘园所具备的独特的魅力。丘园常年游人如织，参观人数每年高达130万人次。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优美的环境、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让游人流连忘返。丘园的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植物园林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