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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张瑞芳从影70周年的大喜之年，11月20日，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电影表演学会、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上影集团联合主办，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上影演员剧团、上海电影资料馆、上海影城、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音像出版社、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上海寻梦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了“瑞草芳华——张瑞芳银幕生涯70年暨中国电影文化传承论坛”系列活动，在上海影城隆重举行。这是92岁高龄的张瑞芳的节日，也是上海乃至中国电影界的盛事，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均特发贺信庆祝，上海市老领导陈铁迪、王力平及秦怡、仲星火等张瑞芳的老同事、老朋友、专家、学者等约百余人出席。
《张瑞芳艺术人生图片展》和纪录片《瑞草芳华——张瑞芳的故事》，将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成长轨迹展现在人们眼前，也让她自己走进历史的烟尘，重温难忘的岁月。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上影演员剧团老团长，在“特别激动和感谢”之余，与其荣获终身成就奖时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幸运者”一样，反复强调：“我拍的戏数量不多，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给我的荣誉太沉了，年轻人比我强。”
我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得以对这位文化老人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觉得她的演艺生涯、感情生活大部分与其革命经历重合，构成了她与众不同、引以为傲的红色史诗……
红色启蒙
张瑞芳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在北京，鼓楼东法通寺10号。那地方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地址变成“华丰胡同23号”，已被许多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割据”，只有张瑞芳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那是南京发生“下关惨案”后，他们举家迁到北平，她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强忍参加北伐的丈夫殉国和幼女病亡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买下的宅子，在偏僻的北城，大小18间屋子，加上前后的空地，共有五个院子。据说这曾是梅兰芳的旧宅，院子里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有助于他们全家从哀愁中走出。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那幢房子里就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是张瑞芳的姐姐张楠带回家的，说是“同学”。这些人里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黄敬，后来当过天津第一任市长，也就是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当年幼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但张瑞芳却能根据母亲守在门口义务做保安的行为判断出，对面那扇门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正在从事神圣的事业。她感受到那里有一盏无形的灯，光芒一直射到她心里。
这情景后来在张瑞芳和金焰、张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得到再现，又说这部电影就是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她的角色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
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和赵丹一样，张瑞芳最早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是学美术的，但她学的是西洋画，整天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素描写生。当学运的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时，响亮的口号声传到了张瑞芳耳朵里，她再也按捺不住，就叫上当时最要好的雕塑班男生郑曾祜，跑出学校，追上去一头扎进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这种气氛正是她最喜欢的。这时候她看到了黄敬，只见他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振臂一呼，这个画面就永远定格在胶片上，也定格在她的脑海中。后来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跨上电车朝游行队伍挥拳喊口号的那个镜头，就是从黄敬的这张照片中获得的灵感。
参加那次游行之后，张瑞芳和姐姐他们的学联关系更密切了。当时上海左翼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的慰劳团原计划在北平短暂停留后即返上海，可是北平的学联不让他们走，纷纷请他们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他们索性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话剧，张瑞芳有幸演《黎明》的女主角——失业工人的妻子莲香。从此，她认识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男主角崔嵬，一个是《黎明》的编剧陈荒煤。
崔嵬可以说是张瑞芳的启蒙老师，他用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文艺把她引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排练的时候一再提醒她：感觉、感觉，一个失业工人妻子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母亲的感觉，一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阶级的感觉！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演现实题材的话剧，新鲜又亢奋。这与她在南京教会小学里平生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感觉决然不同，那时她是装扮成小耶稣，甜蜜地睡在中间的马槽里，为童声合唱领唱《迎主来临》，只是因受到台上台下的一致关注而沾沾自喜，而现在，她却产生了一种更为神圣的使命感。
演出结束后，其他人都回上海了，崔嵬留了下来，成为北平学联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人物。渐渐地，张瑞芳和他越来越熟，就和大家一起亲热地叫他“老崔”！
清明时分，张瑞芳和崔嵬又排了一个当时很红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表现“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和渴望回家的思乡之情，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张瑞芳扮演香姐，崔嵬扮演她的父亲。在北京香山演的那次最为成功，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反响极为热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个警察队长也被感动得自掏腰包买了两瓶樱桃牌汽水送给演员，说：“我家也在东北呀！我也不想做亡国奴呀！”
不久，崔嵬也回上海了，张瑞芳觉得少了主心骨。还好，一些聚集在北平的戏剧爱好者组织了“沙龙剧团”，让她扮演曹禺新作《日出》里的陈白露。
这是一部精美的作品，可张瑞芳没有交际花的生活体验，她觉得没能表现出陈白露的灵魂。谢幕的时候她失落极了，眼前总是浮现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那种和观众互动的感人情景。她强烈意识到，文艺一定要和现实、要和观众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生命。
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的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团长是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成员包括她的姐姐张楠、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等等，还有刚从南方来的24岁的陈荒煤，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后来成为该剧团的“干事会”成员。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被张瑞芳作为她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从此，她跟着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再也不愿离去。
中断了半个多月的平津铁路终于通车，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剧团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
为了安全起见，张瑞芳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一身对襟小褂，像是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
这是张瑞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甲板像有无限的魔力，让她不愿离开。而有着诗人气质的陈荒煤则喜欢静静地独处。张瑞芳不时会坐到他身边，听他低声细语地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有感于他沉重的忧郁和横溢的才华，张瑞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陪他叹息，也许，还怀有一份朦胧的好感。
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才到达“中转站”济南。当他们和黄敬、杨易辰等人会师后，一致决定先去南京造声势，以获得当局的认可，然后才好顺利展开宣传活动。他们发扬风格，在列车上“占领”了最后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厢，可过了徐州突然下起大雨，车厢里积满了水。荣高棠大声喊道：“女士们就别客气了，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腿上吧！”张瑞芳一转身就坐在了杨易辰腿上，她姐姐坐在荣高棠腿上，一帮人紧紧挤在一起，避雨又取暖。细心的陈荒煤发现雨篷上积了很多水，就用棍子一顶，积水哗啦啦从四边倾泄而下，大家一边哄笑一边居然还凑起了打油诗，真可谓苦中作乐。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获得了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这是一出讲述日本军人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
张瑞芳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于是，他们的漂泊和战争一样刚刚开始，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三段姻缘
张瑞芳在初中时是班上的游艺股长，小小年纪无所畏惧，领着同学们自己凑服装、做道具，演了田汉的许多戏。到了高中正规很多，有了“戏剧研究会”，成功排演了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张瑞芳演调皮捣蛋的使女唐乃特。反串男主角的高三女同学吴綪请来她哥哥的同学余克稷当导演，就是这位余导演，和张瑞芳有了第一段浪漫故事……
学工科的余克稷其实也就是个业余的艺术家，可已经让张瑞芳开了眼界，第一次知道演戏还要有舞台调度什么的，对他是五体投地，和同学们一起，毕恭毕敬地叫他“余先生”。
演出成功，为了谢谢这位“余先生”，同学们凑钱买了礼物，推举张瑞芳和吴綪为代表，给他送去。不料吴綪临时“有急事”，张瑞芳只能单刀赴会，其实就是他故意安排的。他领着张瑞芳参观大学校园，游泳池、溜冰场，最后走进琴房，坐在钢琴前信手弹了一首《献给爱丽丝》。真是好听，张瑞芳的心弦被拨动了，初恋的蓓蕾就此发芽。
余克稷要毕业了，张瑞芳建议他去重庆大显身手。余克稷觉得她另类又仗义，毫无私心，非常感动，要求她给他定期寄北平的《晨报》，其实是希望他们之间的联系不要中断。
一年后，余克稷突然来北平，约张瑞芳在北海公园见面，说受长辈之命他不得不将与一位小姐结婚，要张瑞芳等着他解除婚约。张瑞芳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感到心被戳了一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闷闷的，很疼”，但她忍住了，坚守着念书期间不谈恋爱的底线。可是，她会自觉不自觉地盼望着天天见到邮差……
就在张瑞芳跟随移动剧团到达西安，正要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时，别离多时的余克稷找来了，带着他的“怒吼剧社”，要和她同去重庆。考虑到张瑞芳的身体状况和演艺前途，“干事会”决定让她与余克稷同行。张瑞芳陷入了两难，她有点舍不得离开移动剧团的兄弟姐妹们，眼泪刷刷地流……
到了重庆，在公园路眼科医院楼上，张瑞芳和余克稷租了两间房子，放印了两张合影，分别挂在自己的房间，算是订婚了。后来到了1939年，他们在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不远的电力公司职员宿舍“知还山馆”正式结婚，郭沫若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没有亲人祝福，因为余克稷是孤儿，而张瑞芳，母亲和弟弟还在北平，姐姐张楠和王拓、妹妹张昕和陈荒煤都成了家，在延安。
遗憾的是，当两个人之间没了任何距离，缺点随之放大，原先的浪漫也不翼而飞。张瑞芳和余克稷婚后的生活有点无趣。在张瑞芳眼中，他是个沉默的人，只知道工作，两人世界更像一潭死水。张瑞芳的姐姐被派往《新华日报》工作，这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姐姐要分娩了，就住在他们家，因为离医院近。那天，张瑞芳回家后发现，姐姐已经去了医院，而余克稷居然一问三不知。张瑞芳气坏了，不理解他怎么可以那样冷漠。这时候，她的心已经离他远去……
她姐姐难产，独自在医院苦撑了一晚上，生下女儿王好为（现为北影著名导演）。姐妹俩相见时，抱头痛哭了一场。
不久，这段发自懵懂止于漠然的姻缘结束了。而第二次的情感来临宛如疾风骤雨，令她措手不及。
那是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轰动山城的话剧《屈原》的日子里，扮演屈原的金山刚与王莹分手，内心痛苦，塑造角色特别认真，像发疯一样，但他的戏真是好，有激情，张瑞芳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吸引，跟着他的节奏表演。那段日子，重庆简直都要“爆炸”了，到处都有人在学戏里的“雷电颂”，“炸了吧！炸了吧！”
那天晚上，张瑞芳扮演的婵娟替屈原喝下毒酒后倒在他怀中，屈原这时候应该悲痛地拥抱着她，等待灯光熄灭、大幕徐徐降落。可是，当灯光熄灭后，金山突然失去控制，热烈地吻她，弄得她喘不过气，还紧贴她的耳边不停地说着：“我爱你！我爱你！”
金山开始向张瑞芳展开热烈的追求，一次又一次等在她的窗前，欲与她倾诉衷肠，张瑞芳则对他的做派有种本能的排斥，便理智地与他保持距离，不敢跨越雷池一步。而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家》无疑为金山提供了一个契机。张瑞芳演瑞珏，金山演觉新，他们都把现实中必须顾忌的情感放在了角色身上，生活和舞台的时空被模糊了。
同事们都告诫金山，“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啊！”他很委屈，为了证明他的真心实意，他把他们的情书拿给周恩来看，用白纸条把那些缠绵的情话贴起来。周恩来无奈地说，“你们都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相对余克稷的落落寡欢，金山的激情满满显然对张瑞芳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当了解到他也是“党内的人”，张瑞芳感情的天平就一下子向他倾斜了。
但是，张瑞芳和金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有着阴影。她知道，他的背景相当复杂，还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在执行任务的前提下，金山似乎很习惯并享受那种摩登生活。这一切都让张瑞芳无法接受，既失落又伤感。当然，他们也有过并肩战斗的快乐。
张瑞芳计划和金山一起赴美留学，偏偏得了肺结核，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随金山一起去长春接收日本的“满洲映画协会”，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而且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松花江上》，一部讲述东北普通人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亡国之痛的电影。金山是总编导，张瑞芳把他创作的文学剧本改写成导演用的分镜头台本，还发挥学过美术的特长，根据自己的设想把场景和人物的姿态画在上面。这样一来，开拍之前她就对整部电影包括自己角色烂熟于胸。电影完成后，张瑞芳还配唱了影片插曲，又一起到上海宣传、发行，大获成功。这是她和金山关系最和睦的一段日子。
新中国诞生了，张瑞芳和金山回到了北京。不久，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了，廖承志说：“我向大家介绍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同志！”可张瑞芳却仍感到迷茫，总觉得和金山一起生活不踏实。果然，就在排演根据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大型话剧《保尔·柯察金》时，扮演冬尼娅和保尔这对初恋情人的他们，感情发生了裂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瑞芳发觉金山和留苏归来、才貌出众的女导演孙维世越走越近，常常同进同出，她反而独来独往，内心却相当平静。在舞台上，她依然和保尔卿卿我我，走下舞台便形同陌路。她和金山、孙维世没有吵过一句，只是默默地搬走……
《保尔·柯察金》演出成功之后，金山和孙维世举行了婚礼。母亲平静地对她说：“你们本来就不是一类人。”如醍醐灌顶，加上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她感到灵魂得到了净化，便潇洒地挥一挥手，只身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
一段曾经充满激情而始终别别扭扭的婚姻结束了，可她怎么料得到，真正能与之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正在等着她呢！
1952年，张瑞芳扮演了《南征北战》中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解放后她塑造的第一个工农兵形象。就在从外景地回到上海之后，她遇到了当时的上影二场主任严励，33岁了，还是单身，典型的上海人。拍《南征北战》内景时，他不时来帮忙，还跑跑龙套，经常在一张桌上吃工作餐。也许是为了寻找相互接近的理由和机会？朋友们竭力撮合，一致评价严励是个有才华、有情调的好人。
张瑞芳不得不静下心来考虑这个事情了，经过反省，她觉得自己的婚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追求所谓的“爱情至上”，别人的意见一概不听。现在，既然都说这个严励好，那一定不会差，应该听取大家的意见。况且，他真的多才多艺，绘画、书法、音乐、写作，无一不通，和这样性格好、有小资情调的革命者“好人”在一起，一定不会寂寞，而且踏实。
那一天，严励遵嘱前去张瑞芳家接受“面试”，他带去了一把“锯琴”。张瑞芳见他手擎大锯，一愣，不明所以。严励说，让我用这把锯子来为你演奏一段音乐吧？张瑞芳乐了，说，“得了，你也别演奏了，就帮我把床脚锯短点吧，哈哈哈！”这当然是打趣，张瑞芳已经从内心认可了眼前这个有才的“呆子”。
1952年11月7日，俄历十月革命胜利那天，他们把各自的东西一并，一起出去买些酱肉、酱鸡、盐水鸭之类，只通知了很小范围的朋友。不巧的是，那天张瑞芳被市委召去，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和苏联友人联欢，交谊舞跳了一曲又一曲，一直跳到华灯初上。张瑞芳急坏了，只得对现场的负责人说，“我今天结婚，家里还有一屋子人等着我呢！”这才能够抽身而退，回家一看，哗——果然满屋子的人，大多是严励的文工团战友。他们一哄而上，罚这位迟到的新娘，张瑞芳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一段平淡、温馨而长久的感情开始了。遗憾的是，张瑞芳因为长期生病无法生育，只能领养了一个儿子，起名“严佳”，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张瑞芳一部部作品地演，严励不甘落后，也写出了《飞刀华》、《难忘的战斗》等电影剧本，还一度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领导。
他始终是她温暖的港湾、稳定的后方、倾诉的对象……尤其是当“文革”中她被关了三年零十八天后“获得解放”，从奉贤电影系统的“五七干校”被“放回”，见到等在家门口的他和早已准备好的一顿饭菜以及一盘巧克力时，这种感觉更是强烈。严励胃病很严重，“文革”中被切除三分之二，后来突发大出血，又全部切除；而张瑞芳右股骨头无菌坏死，做了置换手术，行走越来越不便。他们就互相打趣，她叫他“空心人”，他唤她“机器人”！他们一起度过了48个春秋，只差两年就是“金婚”！可是，他却先离她而去了，但温馨的记忆永远留存在她心里……
火的洗礼
张瑞芳的电影处女作是《火的洗礼》，而她随“移动剧团”奔波后来到重庆，加入党组织，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在舞台和银幕上闪闪发光一路走来的几十年，更是经受了火的洗礼。
初到重庆，恰逢国民政府推出第一届戏剧节，动员全民共赴国难，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张瑞芳扮演一个小难民芳姑。穿一身蓝布旗袍、学生模样的她，每天一早就坐在排演场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编导曹禺和主角白杨、赵丹、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看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态表情，观察他们的区别，比较他们的特点，为的是提高自己的演技，以至于被剧务当作小戏迷驱赶，她就换个地方坐下再看。
她演的小配角戏很少，先是喊着“卖香烟”走上舞台，再走下舞台。第二幕中被人误当小偷抓，又惊又吓，苦苦申辩，最后在人群中发现了“父亲”，哭喊着扑上去。由于她这段时间心里真的感到委屈和伤心，所以哭得很真实，也引得台下一片哭泣声。她因此而受到重庆戏剧界的关注，“咦，这个小难民是谁？哪里来的演员？”这出戏后来成为国立戏剧学校表演分析的范例，曹禺等人在讲课时也提到了张瑞芳的表演风格，就是“体验派”。
接着，经地下党的青委书记、清华大学的杨述介绍，于1936年12月底的一天，张瑞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她心里早就被点亮的那盏灯，更亮了。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重庆的话剧舞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推出深挖社会问题，唤起民众阶级觉悟、民主意识的艺术剧。因为舒绣文病了，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中的风尘女子施小宝这个角色就由张瑞芳担当。这次，她把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演活了。张瑞芳总结说，这标志着她结合戏剧理论，开始由宣传剧到艺术剧的转变。
后来，她又演了中国万岁剧团的重头戏《国家至上》，学会了话剧演员至关重要的方法：“用气”和“呼吸”，摆脱了斯文的学生腔，从精神和性格上靠近角色。渐渐地，张瑞芳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为了更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所以，党组织生活她也不参加了，还要故意对原来热心做的一些事情表现出冷淡，张瑞芳心里真是又别扭又痛苦，只能抱住姐姐又哭又笑地发泄一通。
张瑞芳在党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一直到解放后。她喜欢叫他“大哥”，并且经常有幸尝到“大哥”做的“红烧狮子头”。“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夏天，“大哥”在《新华日报》社接待室里单独约见了她，鼓励她“多交朋友，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周恩来的这句话，张瑞芳牢牢记了一辈子。而在这一年里，她立竿见影地先后出演了许多话剧：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马彦祥编导的《国贼汪精卫》、陈白尘改编的《秋收》、曹禺编剧的《北京人》、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等。
1940年，张瑞芳初次登上银幕，演了大名鼎鼎的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女主角——一个从上海派到重庆后又被策反的女间谍方茵。一个个镜头分开拍摄的电影，不像舞台剧有一个情感递进的过程，她一下子不太能适应，只是磕磕碰碰地完成了。电影首映时，孙瑜导演向她祝贺初演成功，她却对自己这第一个银幕形象很不满意，觉得完全没有抓住人物的基调，不由难过得哭了，并且暗暗决定，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可是，她最终还是成了电影明星。是金山导演的《松花江上》让她尝到了甜头，转变了观念。她发现，把全景和脸部特写、近景剪辑在一起，既真实又完美，这不同于话剧的地方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这也许就是解放后张瑞芳在电影表演上成就越来越大的主观原因吧。
解放之初，她对自己有两个不自信。一是身体方面，她的肺结核已经转移成腹膜结核了，毛主席说她“肚子里长蘑菇了”。她担心再也不能上舞台。经邓颖超推荐，她请苏联专家做了体检。苏联专家幽默地说：“为什么不能演戏？你只要不从两层楼上往下跳就行了。”她激动得一下子从床上蹦到地上，拉着苏联专家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您”！
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虽然她已经堪称老党员了，可总有一种来自国统区“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总觉得在思想感情、政治觉悟方面远远落后于来自解放区的同志。
于是，张瑞芳有意识地多演工农兵角色，在提高演技的同时，似乎也在自觉进行着思想的改造和提高。为了演好《南征北战》里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她去临沂农村，跟着妇女组长到各家串门，和民兵、干部一起坐在村支书家的草炕上，就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对戏中的情景和人物有了许多积累。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以后被她频频使用，屡试不爽。表现纱厂女干部的《三年》、歌颂革命母亲的《母亲》、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反映农村女性追求进步和幸福的《凤凰之歌》、歌颂“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以及1959年的“国庆献礼片”《聂耳》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一部接一部，张瑞芳迎来了她的电影表演大丰收。
电影《李双双》可以说是她的经典代表作，描写了夫妻矛盾、邻里纠纷、自由恋爱等等小事，只有新与旧、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却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拍喜剧片，她演的李双双是非分明、热爱集体、性格开朗、能说会道、敢想敢做。广大观众非常认同她的表演，喜欢李双双。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很欣赏《李双双》，1962年6月，张瑞芳带着影片出访日本回到北京，邓颖超约她去吃晚饭，总理见到她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部好戏。”这部好戏于1963年囊括第二届百花奖绝大部分奖项，但在“文革”中却被列为“毒草”。
张瑞芳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都会受到周总理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连她母亲墓碑上的字都由周恩来亲笔题写，可见这位“大哥”与她感情之深厚、关系之密切。以至于“文革”中她被要求写揭发材料、交代“爆炸性的问题”，就是有人想把周恩来打倒。
张瑞芳回望“文革”中辗转于一个个关押处，似乎也像是拍了一部电影，通过天窗隐约可闻的鸟叫声，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的对面老百姓家后院开满洁白花朵的槐树和屋檐下鸽笼里忽然飞出的大群鸽子，以及忽然传来的《南征北战》中赵玉敏的声音——“乡亲们，别难过，我们现在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这让泪流满面的她深深感到，“火的洗礼”这四个字的代价和分量！
“文革”后的张瑞芳更忙了，她被任命为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除了参加拍戏，还要选拔新人，培训学员，指导大型舞台节目，编导和排演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参与上影厂领导层的行政管理等等。1977年8月，60多岁的张瑞芳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不由对入党后风风雨雨的40多年感慨万千。
1982年，张瑞芳拍了一部后来在国内外荣获11项大奖的儿童片《泉水叮咚》，扮演退休的幼儿园教师陶奶奶，她把自己的家腾出来，办起了义务托儿所，而她的侄女深受感动，写出了音乐作品《泉水叮咚》。张瑞芳乐于给孩子们做绿叶，觉得正好可以提前体会一下做奶奶的感觉。当年被她抱过、哄过的小童星方超和陆毅等等，如今已是“老”演员、青春偶像了。
与《泉水叮咚》里表现出的爱心相仿，进入老龄的张瑞芳自然也开始关注老人。她从1988年连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开始，角色发生了变化，由舞台、银幕转向社会公益事业。2000年，她和亲家一起在虹桥路、宋园路那里创办了一个“爱晚亭”敬老院，让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颐养天年。
坐在庆贺自己银幕生涯70年的研讨会现场，看着银幕和图片上自己年轻的面容，听着领导、朋友、专家和晚辈的赞美和褒奖，张瑞芳视力越来越差的双眼炯炯有神，她仿佛又回到深深热爱的舞台和银幕，一抹红色在她心里越来越浓烈……
（本文参考《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等资料）
《张瑞芳艺术人生图片展》和纪录片《瑞草芳华——张瑞芳的故事》，将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成长轨迹展现在人们眼前，也让她自己走进历史的烟尘，重温难忘的岁月。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上影演员剧团老团长，在“特别激动和感谢”之余，与其荣获终身成就奖时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幸运者”一样，反复强调：“我拍的戏数量不多，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给我的荣誉太沉了，年轻人比我强。”
我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得以对这位文化老人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觉得她的演艺生涯、感情生活大部分与其革命经历重合，构成了她与众不同、引以为傲的红色史诗……
红色启蒙
张瑞芳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在北京，鼓楼东法通寺10号。那地方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地址变成“华丰胡同23号”，已被许多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割据”，只有张瑞芳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那是南京发生“下关惨案”后，他们举家迁到北平，她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强忍参加北伐的丈夫殉国和幼女病亡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买下的宅子，在偏僻的北城，大小18间屋子，加上前后的空地，共有五个院子。据说这曾是梅兰芳的旧宅，院子里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有助于他们全家从哀愁中走出。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那幢房子里就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是张瑞芳的姐姐张楠带回家的，说是“同学”。这些人里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黄敬，后来当过天津第一任市长，也就是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当年幼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但张瑞芳却能根据母亲守在门口义务做保安的行为判断出，对面那扇门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正在从事神圣的事业。她感受到那里有一盏无形的灯，光芒一直射到她心里。
这情景后来在张瑞芳和金焰、张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得到再现，又说这部电影就是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她的角色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
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和赵丹一样，张瑞芳最早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是学美术的，但她学的是西洋画，整天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素描写生。当学运的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时，响亮的口号声传到了张瑞芳耳朵里，她再也按捺不住，就叫上当时最要好的雕塑班男生郑曾祜，跑出学校，追上去一头扎进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这种气氛正是她最喜欢的。这时候她看到了黄敬，只见他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振臂一呼，这个画面就永远定格在胶片上，也定格在她的脑海中。后来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跨上电车朝游行队伍挥拳喊口号的那个镜头，就是从黄敬的这张照片中获得的灵感。
参加那次游行之后，张瑞芳和姐姐他们的学联关系更密切了。当时上海左翼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的慰劳团原计划在北平短暂停留后即返上海，可是北平的学联不让他们走，纷纷请他们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他们索性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话剧，张瑞芳有幸演《黎明》的女主角——失业工人的妻子莲香。从此，她认识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男主角崔嵬，一个是《黎明》的编剧陈荒煤。
崔嵬可以说是张瑞芳的启蒙老师，他用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文艺把她引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排练的时候一再提醒她：感觉、感觉，一个失业工人妻子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母亲的感觉，一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阶级的感觉！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演现实题材的话剧，新鲜又亢奋。这与她在南京教会小学里平生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感觉决然不同，那时她是装扮成小耶稣，甜蜜地睡在中间的马槽里，为童声合唱领唱《迎主来临》，只是因受到台上台下的一致关注而沾沾自喜，而现在，她却产生了一种更为神圣的使命感。
演出结束后，其他人都回上海了，崔嵬留了下来，成为北平学联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人物。渐渐地，张瑞芳和他越来越熟，就和大家一起亲热地叫他“老崔”！
清明时分，张瑞芳和崔嵬又排了一个当时很红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表现“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和渴望回家的思乡之情，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张瑞芳扮演香姐，崔嵬扮演她的父亲。在北京香山演的那次最为成功，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反响极为热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个警察队长也被感动得自掏腰包买了两瓶樱桃牌汽水送给演员，说：“我家也在东北呀！我也不想做亡国奴呀！”
不久，崔嵬也回上海了，张瑞芳觉得少了主心骨。还好，一些聚集在北平的戏剧爱好者组织了“沙龙剧团”，让她扮演曹禺新作《日出》里的陈白露。
这是一部精美的作品，可张瑞芳没有交际花的生活体验，她觉得没能表现出陈白露的灵魂。谢幕的时候她失落极了，眼前总是浮现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那种和观众互动的感人情景。她强烈意识到，文艺一定要和现实、要和观众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生命。
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的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团长是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成员包括她的姐姐张楠、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等等，还有刚从南方来的24岁的陈荒煤，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后来成为该剧团的“干事会”成员。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被张瑞芳作为她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从此，她跟着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再也不愿离去。
中断了半个多月的平津铁路终于通车，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剧团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
为了安全起见，张瑞芳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一身对襟小褂，像是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
这是张瑞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甲板像有无限的魔力，让她不愿离开。而有着诗人气质的陈荒煤则喜欢静静地独处。张瑞芳不时会坐到他身边，听他低声细语地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有感于他沉重的忧郁和横溢的才华，张瑞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陪他叹息，也许，还怀有一份朦胧的好感。
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才到达“中转站”济南。当他们和黄敬、杨易辰等人会师后，一致决定先去南京造声势，以获得当局的认可，然后才好顺利展开宣传活动。他们发扬风格，在列车上“占领”了最后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厢，可过了徐州突然下起大雨，车厢里积满了水。荣高棠大声喊道：“女士们就别客气了，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腿上吧！”张瑞芳一转身就坐在了杨易辰腿上，她姐姐坐在荣高棠腿上，一帮人紧紧挤在一起，避雨又取暖。细心的陈荒煤发现雨篷上积了很多水，就用棍子一顶，积水哗啦啦从四边倾泄而下，大家一边哄笑一边居然还凑起了打油诗，真可谓苦中作乐。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获得了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这是一出讲述日本军人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
张瑞芳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于是，他们的漂泊和战争一样刚刚开始，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三段姻缘
张瑞芳在初中时是班上的游艺股长，小小年纪无所畏惧，领着同学们自己凑服装、做道具，演了田汉的许多戏。到了高中正规很多，有了“戏剧研究会”，成功排演了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张瑞芳演调皮捣蛋的使女唐乃特。反串男主角的高三女同学吴綪请来她哥哥的同学余克稷当导演，就是这位余导演，和张瑞芳有了第一段浪漫故事……
学工科的余克稷其实也就是个业余的艺术家，可已经让张瑞芳开了眼界，第一次知道演戏还要有舞台调度什么的，对他是五体投地，和同学们一起，毕恭毕敬地叫他“余先生”。
演出成功，为了谢谢这位“余先生”，同学们凑钱买了礼物，推举张瑞芳和吴綪为代表，给他送去。不料吴綪临时“有急事”，张瑞芳只能单刀赴会，其实就是他故意安排的。他领着张瑞芳参观大学校园，游泳池、溜冰场，最后走进琴房，坐在钢琴前信手弹了一首《献给爱丽丝》。真是好听，张瑞芳的心弦被拨动了，初恋的蓓蕾就此发芽。
余克稷要毕业了，张瑞芳建议他去重庆大显身手。余克稷觉得她另类又仗义，毫无私心，非常感动，要求她给他定期寄北平的《晨报》，其实是希望他们之间的联系不要中断。
一年后，余克稷突然来北平，约张瑞芳在北海公园见面，说受长辈之命他不得不将与一位小姐结婚，要张瑞芳等着他解除婚约。张瑞芳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感到心被戳了一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闷闷的，很疼”，但她忍住了，坚守着念书期间不谈恋爱的底线。可是，她会自觉不自觉地盼望着天天见到邮差……
就在张瑞芳跟随移动剧团到达西安，正要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时，别离多时的余克稷找来了，带着他的“怒吼剧社”，要和她同去重庆。考虑到张瑞芳的身体状况和演艺前途，“干事会”决定让她与余克稷同行。张瑞芳陷入了两难，她有点舍不得离开移动剧团的兄弟姐妹们，眼泪刷刷地流……
到了重庆，在公园路眼科医院楼上，张瑞芳和余克稷租了两间房子，放印了两张合影，分别挂在自己的房间，算是订婚了。后来到了1939年，他们在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不远的电力公司职员宿舍“知还山馆”正式结婚，郭沫若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没有亲人祝福，因为余克稷是孤儿，而张瑞芳，母亲和弟弟还在北平，姐姐张楠和王拓、妹妹张昕和陈荒煤都成了家，在延安。
遗憾的是，当两个人之间没了任何距离，缺点随之放大，原先的浪漫也不翼而飞。张瑞芳和余克稷婚后的生活有点无趣。在张瑞芳眼中，他是个沉默的人，只知道工作，两人世界更像一潭死水。张瑞芳的姐姐被派往《新华日报》工作，这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姐姐要分娩了，就住在他们家，因为离医院近。那天，张瑞芳回家后发现，姐姐已经去了医院，而余克稷居然一问三不知。张瑞芳气坏了，不理解他怎么可以那样冷漠。这时候，她的心已经离他远去……
她姐姐难产，独自在医院苦撑了一晚上，生下女儿王好为（现为北影著名导演）。姐妹俩相见时，抱头痛哭了一场。
不久，这段发自懵懂止于漠然的姻缘结束了。而第二次的情感来临宛如疾风骤雨，令她措手不及。
那是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轰动山城的话剧《屈原》的日子里，扮演屈原的金山刚与王莹分手，内心痛苦，塑造角色特别认真，像发疯一样，但他的戏真是好，有激情，张瑞芳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吸引，跟着他的节奏表演。那段日子，重庆简直都要“爆炸”了，到处都有人在学戏里的“雷电颂”，“炸了吧！炸了吧！”
那天晚上，张瑞芳扮演的婵娟替屈原喝下毒酒后倒在他怀中，屈原这时候应该悲痛地拥抱着她，等待灯光熄灭、大幕徐徐降落。可是，当灯光熄灭后，金山突然失去控制，热烈地吻她，弄得她喘不过气，还紧贴她的耳边不停地说着：“我爱你！我爱你！”
金山开始向张瑞芳展开热烈的追求，一次又一次等在她的窗前，欲与她倾诉衷肠，张瑞芳则对他的做派有种本能的排斥，便理智地与他保持距离，不敢跨越雷池一步。而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家》无疑为金山提供了一个契机。张瑞芳演瑞珏，金山演觉新，他们都把现实中必须顾忌的情感放在了角色身上，生活和舞台的时空被模糊了。
同事们都告诫金山，“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啊！”他很委屈，为了证明他的真心实意，他把他们的情书拿给周恩来看，用白纸条把那些缠绵的情话贴起来。周恩来无奈地说，“你们都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相对余克稷的落落寡欢，金山的激情满满显然对张瑞芳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当了解到他也是“党内的人”，张瑞芳感情的天平就一下子向他倾斜了。
但是，张瑞芳和金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有着阴影。她知道，他的背景相当复杂，还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在执行任务的前提下，金山似乎很习惯并享受那种摩登生活。这一切都让张瑞芳无法接受，既失落又伤感。当然，他们也有过并肩战斗的快乐。
张瑞芳计划和金山一起赴美留学，偏偏得了肺结核，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随金山一起去长春接收日本的“满洲映画协会”，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而且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松花江上》，一部讲述东北普通人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亡国之痛的电影。金山是总编导，张瑞芳把他创作的文学剧本改写成导演用的分镜头台本，还发挥学过美术的特长，根据自己的设想把场景和人物的姿态画在上面。这样一来，开拍之前她就对整部电影包括自己角色烂熟于胸。电影完成后，张瑞芳还配唱了影片插曲，又一起到上海宣传、发行，大获成功。这是她和金山关系最和睦的一段日子。
新中国诞生了，张瑞芳和金山回到了北京。不久，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了，廖承志说：“我向大家介绍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同志！”可张瑞芳却仍感到迷茫，总觉得和金山一起生活不踏实。果然，就在排演根据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大型话剧《保尔·柯察金》时，扮演冬尼娅和保尔这对初恋情人的他们，感情发生了裂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瑞芳发觉金山和留苏归来、才貌出众的女导演孙维世越走越近，常常同进同出，她反而独来独往，内心却相当平静。在舞台上，她依然和保尔卿卿我我，走下舞台便形同陌路。她和金山、孙维世没有吵过一句，只是默默地搬走……
《保尔·柯察金》演出成功之后，金山和孙维世举行了婚礼。母亲平静地对她说：“你们本来就不是一类人。”如醍醐灌顶，加上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她感到灵魂得到了净化，便潇洒地挥一挥手，只身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
一段曾经充满激情而始终别别扭扭的婚姻结束了，可她怎么料得到，真正能与之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正在等着她呢！
1952年，张瑞芳扮演了《南征北战》中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解放后她塑造的第一个工农兵形象。就在从外景地回到上海之后，她遇到了当时的上影二场主任严励，33岁了，还是单身，典型的上海人。拍《南征北战》内景时，他不时来帮忙，还跑跑龙套，经常在一张桌上吃工作餐。也许是为了寻找相互接近的理由和机会？朋友们竭力撮合，一致评价严励是个有才华、有情调的好人。
张瑞芳不得不静下心来考虑这个事情了，经过反省，她觉得自己的婚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追求所谓的“爱情至上”，别人的意见一概不听。现在，既然都说这个严励好，那一定不会差，应该听取大家的意见。况且，他真的多才多艺，绘画、书法、音乐、写作，无一不通，和这样性格好、有小资情调的革命者“好人”在一起，一定不会寂寞，而且踏实。
那一天，严励遵嘱前去张瑞芳家接受“面试”，他带去了一把“锯琴”。张瑞芳见他手擎大锯，一愣，不明所以。严励说，让我用这把锯子来为你演奏一段音乐吧？张瑞芳乐了，说，“得了，你也别演奏了，就帮我把床脚锯短点吧，哈哈哈！”这当然是打趣，张瑞芳已经从内心认可了眼前这个有才的“呆子”。
1952年11月7日，俄历十月革命胜利那天，他们把各自的东西一并，一起出去买些酱肉、酱鸡、盐水鸭之类，只通知了很小范围的朋友。不巧的是，那天张瑞芳被市委召去，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和苏联友人联欢，交谊舞跳了一曲又一曲，一直跳到华灯初上。张瑞芳急坏了，只得对现场的负责人说，“我今天结婚，家里还有一屋子人等着我呢！”这才能够抽身而退，回家一看，哗——果然满屋子的人，大多是严励的文工团战友。他们一哄而上，罚这位迟到的新娘，张瑞芳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一段平淡、温馨而长久的感情开始了。遗憾的是，张瑞芳因为长期生病无法生育，只能领养了一个儿子，起名“严佳”，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张瑞芳一部部作品地演，严励不甘落后，也写出了《飞刀华》、《难忘的战斗》等电影剧本，还一度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领导。
他始终是她温暖的港湾、稳定的后方、倾诉的对象……尤其是当“文革”中她被关了三年零十八天后“获得解放”，从奉贤电影系统的“五七干校”被“放回”，见到等在家门口的他和早已准备好的一顿饭菜以及一盘巧克力时，这种感觉更是强烈。严励胃病很严重，“文革”中被切除三分之二，后来突发大出血，又全部切除；而张瑞芳右股骨头无菌坏死，做了置换手术，行走越来越不便。他们就互相打趣，她叫他“空心人”，他唤她“机器人”！他们一起度过了48个春秋，只差两年就是“金婚”！可是，他却先离她而去了，但温馨的记忆永远留存在她心里……
火的洗礼
张瑞芳的电影处女作是《火的洗礼》，而她随“移动剧团”奔波后来到重庆，加入党组织，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在舞台和银幕上闪闪发光一路走来的几十年，更是经受了火的洗礼。
初到重庆，恰逢国民政府推出第一届戏剧节，动员全民共赴国难，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张瑞芳扮演一个小难民芳姑。穿一身蓝布旗袍、学生模样的她，每天一早就坐在排演场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编导曹禺和主角白杨、赵丹、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看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态表情，观察他们的区别，比较他们的特点，为的是提高自己的演技，以至于被剧务当作小戏迷驱赶，她就换个地方坐下再看。
她演的小配角戏很少，先是喊着“卖香烟”走上舞台，再走下舞台。第二幕中被人误当小偷抓，又惊又吓，苦苦申辩，最后在人群中发现了“父亲”，哭喊着扑上去。由于她这段时间心里真的感到委屈和伤心，所以哭得很真实，也引得台下一片哭泣声。她因此而受到重庆戏剧界的关注，“咦，这个小难民是谁？哪里来的演员？”这出戏后来成为国立戏剧学校表演分析的范例，曹禺等人在讲课时也提到了张瑞芳的表演风格，就是“体验派”。
接着，经地下党的青委书记、清华大学的杨述介绍，于1936年12月底的一天，张瑞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她心里早就被点亮的那盏灯，更亮了。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重庆的话剧舞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推出深挖社会问题，唤起民众阶级觉悟、民主意识的艺术剧。因为舒绣文病了，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中的风尘女子施小宝这个角色就由张瑞芳担当。这次，她把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演活了。张瑞芳总结说，这标志着她结合戏剧理论，开始由宣传剧到艺术剧的转变。
后来，她又演了中国万岁剧团的重头戏《国家至上》，学会了话剧演员至关重要的方法：“用气”和“呼吸”，摆脱了斯文的学生腔，从精神和性格上靠近角色。渐渐地，张瑞芳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为了更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所以，党组织生活她也不参加了，还要故意对原来热心做的一些事情表现出冷淡，张瑞芳心里真是又别扭又痛苦，只能抱住姐姐又哭又笑地发泄一通。
张瑞芳在党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一直到解放后。她喜欢叫他“大哥”，并且经常有幸尝到“大哥”做的“红烧狮子头”。“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夏天，“大哥”在《新华日报》社接待室里单独约见了她，鼓励她“多交朋友，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周恩来的这句话，张瑞芳牢牢记了一辈子。而在这一年里，她立竿见影地先后出演了许多话剧：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马彦祥编导的《国贼汪精卫》、陈白尘改编的《秋收》、曹禺编剧的《北京人》、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等。
1940年，张瑞芳初次登上银幕，演了大名鼎鼎的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女主角——一个从上海派到重庆后又被策反的女间谍方茵。一个个镜头分开拍摄的电影，不像舞台剧有一个情感递进的过程，她一下子不太能适应，只是磕磕碰碰地完成了。电影首映时，孙瑜导演向她祝贺初演成功，她却对自己这第一个银幕形象很不满意，觉得完全没有抓住人物的基调，不由难过得哭了，并且暗暗决定，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可是，她最终还是成了电影明星。是金山导演的《松花江上》让她尝到了甜头，转变了观念。她发现，把全景和脸部特写、近景剪辑在一起，既真实又完美，这不同于话剧的地方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这也许就是解放后张瑞芳在电影表演上成就越来越大的主观原因吧。
解放之初，她对自己有两个不自信。一是身体方面，她的肺结核已经转移成腹膜结核了，毛主席说她“肚子里长蘑菇了”。她担心再也不能上舞台。经邓颖超推荐，她请苏联专家做了体检。苏联专家幽默地说：“为什么不能演戏？你只要不从两层楼上往下跳就行了。”她激动得一下子从床上蹦到地上，拉着苏联专家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您”！
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虽然她已经堪称老党员了，可总有一种来自国统区“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总觉得在思想感情、政治觉悟方面远远落后于来自解放区的同志。
于是，张瑞芳有意识地多演工农兵角色，在提高演技的同时，似乎也在自觉进行着思想的改造和提高。为了演好《南征北战》里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她去临沂农村，跟着妇女组长到各家串门，和民兵、干部一起坐在村支书家的草炕上，就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对戏中的情景和人物有了许多积累。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以后被她频频使用，屡试不爽。表现纱厂女干部的《三年》、歌颂革命母亲的《母亲》、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反映农村女性追求进步和幸福的《凤凰之歌》、歌颂“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以及1959年的“国庆献礼片”《聂耳》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一部接一部，张瑞芳迎来了她的电影表演大丰收。
电影《李双双》可以说是她的经典代表作，描写了夫妻矛盾、邻里纠纷、自由恋爱等等小事，只有新与旧、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却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拍喜剧片，她演的李双双是非分明、热爱集体、性格开朗、能说会道、敢想敢做。广大观众非常认同她的表演，喜欢李双双。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很欣赏《李双双》，1962年6月，张瑞芳带着影片出访日本回到北京，邓颖超约她去吃晚饭，总理见到她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部好戏。”这部好戏于1963年囊括第二届百花奖绝大部分奖项，但在“文革”中却被列为“毒草”。
张瑞芳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都会受到周总理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连她母亲墓碑上的字都由周恩来亲笔题写，可见这位“大哥”与她感情之深厚、关系之密切。以至于“文革”中她被要求写揭发材料、交代“爆炸性的问题”，就是有人想把周恩来打倒。
张瑞芳回望“文革”中辗转于一个个关押处，似乎也像是拍了一部电影，通过天窗隐约可闻的鸟叫声，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的对面老百姓家后院开满洁白花朵的槐树和屋檐下鸽笼里忽然飞出的大群鸽子，以及忽然传来的《南征北战》中赵玉敏的声音——“乡亲们，别难过，我们现在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这让泪流满面的她深深感到，“火的洗礼”这四个字的代价和分量！
“文革”后的张瑞芳更忙了，她被任命为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除了参加拍戏，还要选拔新人，培训学员，指导大型舞台节目，编导和排演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参与上影厂领导层的行政管理等等。1977年8月，60多岁的张瑞芳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不由对入党后风风雨雨的40多年感慨万千。
1982年，张瑞芳拍了一部后来在国内外荣获11项大奖的儿童片《泉水叮咚》，扮演退休的幼儿园教师陶奶奶，她把自己的家腾出来，办起了义务托儿所，而她的侄女深受感动，写出了音乐作品《泉水叮咚》。张瑞芳乐于给孩子们做绿叶，觉得正好可以提前体会一下做奶奶的感觉。当年被她抱过、哄过的小童星方超和陆毅等等，如今已是“老”演员、青春偶像了。
与《泉水叮咚》里表现出的爱心相仿，进入老龄的张瑞芳自然也开始关注老人。她从1988年连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开始，角色发生了变化，由舞台、银幕转向社会公益事业。2000年，她和亲家一起在虹桥路、宋园路那里创办了一个“爱晚亭”敬老院，让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颐养天年。
坐在庆贺自己银幕生涯70年的研讨会现场，看着银幕和图片上自己年轻的面容，听着领导、朋友、专家和晚辈的赞美和褒奖，张瑞芳视力越来越差的双眼炯炯有神，她仿佛又回到深深热爱的舞台和银幕，一抹红色在她心里越来越浓烈……
（本文参考《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