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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儒学的内在发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经世致用”也同样成为清初儒学的普遍动向。在明末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的弊端遭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颜元试图突破理学“体”与“虚”的框架，以创立新的“用”与“实”的儒学体系，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学派。然而，颜元的格物论因薄视考据而沦为孤军奋战的境地，他的弟子李塨则转向为经典的求证，接受了考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明末清初；颜李学派；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B24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44 — 03
明万历时，专制统治已达到衰朽的边缘：土地兼并、赋税苛重；宦官专权、士腐而靡，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长驱直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达到顶峰。激荡沸扬的朝代更迭之际，鉴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以致积弱亡国的教训，有识之士开始反虚务实，探求振衰起弊之方，发出渴望突破桎梏的呼喊。清代经世致用的学说萌起之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学术思想的路线都依存于儒学正统的恢复与重建，其中北方的颜元和李塨强调对国计民生有实际的指导和依据才是真正的学问，成为经世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颜李学派“格物”论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颜元（1635-1740），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著有《存治编》、《存性编》、《存学编》、《存人编》等，在履行自身“躬行实践”的过程中，他渐渐成为对理学不妥协的批判者。作为颜李学派的开山，颜李学派的思想渊源自然要以颜元为观察的视点。关于颜元的思想渊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颜学出自阳明学派，另一种是颜学属于孙奇逢的北学系统。刘师培在《幽蓟颜门学案》中从地域划分的角度剖析颜学：“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饶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颜学之兴，亦其地势使然欤！”并在《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中直接把颜学划分为北学：“北学崇实……六艺正传必归北人”。谭献云：“习斋门径，略似苏门孙先生。”陈祖武直接将颜李学派的发源归于“发展北学宗师孙奇逢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陈登原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说“清季史人，论清理学，有孟子‘不归杨，则归墨’之见，以为当时仅有朱陆两派，故见习斋诽厌程朱之烈，遂以为陆王之徒焉。”颜习斋本人其实并未把自己归入陆王，他经过思想的转变后，以彻底决裂的态度将两派都称为“杀人”的学术，他说：“噫！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笔者则认为，经世思潮中颜学的形成，经过了缓慢而复杂的流变。王法乾评价颜学时指其“杂霸”，可见颜学的形成确实是博取众长的过程。这种流变必须从颜元师友入手，勘察他们对颜元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怎样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对颜元思想发生影响的是孙奇逢。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一字钟元。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以党祸之罪被捕，孙奇逢与友人倡议救之，义声遂震天下。明亡后归隐，屡征不起，世称“孙征君”。夏峰之学以朱注王，但却非朱非王。他调和朱陆的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夏峰北学，以礼代理，和顿渐为一。在会合朱王的过程中，孙奇逢渐渐确立“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他对北学界寻找儒学发展之新途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北学指出了明确的为学方向，颜元及弟子李塨就是对他“躬行实践”的主张进行吸收和消化。颜习斋三十六岁时上书夏峰：“某发未燥，已闻容城孙先生名……撰有存性、存学二编，欲得先生一是之……望先生静眼一辨，及时发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后二千年之新辙，则斯道幸甚，斯民幸甚！”习斋注重习行深受夏峰影响，他引证夏峰的话“赴的汤，蹈的火，才做的人”，足见习斋对夏峰的敬仰。此外，习斋还与孙奇逢的门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王之征、王余佑、张罗喆。可见颜李学派实属于北学派系无疑。
其次，陆世仪也是对颜元深有影响的一个学者。陆世仪（1611-1673），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曾为明季诸生，作《格致编》，论学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课程，主张身体力行、不尚空论。明亡以后隐居，远近归之。陆桴亭的学说既不完全否定程朱的“格物以穷理”，亦不完全否认陆王的“心性道德”。但他又极力反对空虚之学，提倡躬行实践，如“清谈甚误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还主张教育应以六艺为首：“古者六艺，学者皆当学之。”他的学说对颜习斋的影响极大，习斋曾谓“不唯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对其极为赞赏，不仅在三十八岁时以《存性》《存学》二编向陆桴亭请教，更是在六十三岁时阅其《思辨录》后形容道：“欢然如久旱之闻雷，甚渴之闻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饮甘泉也。”
二、颜李学派“格物”论的理论内涵
颜习斋为学早年是从陆王入手，竭力捍卫，但当他读到朱子语录中说“江西顿悟，同辅事功，断却两路，方可入道”①时开始怀疑他是异端，从此弃程朱而不观。习斋强调实践的意义，提出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基本规定的实学思想，认为国家应以政治的实践为目标，以民众的生存为根本。颜习斋无论对“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都存着彻底反对的态度，他在个人的明德修身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习斋谓：“实学不至，徒祸天下。”他以自己的躬行实践，对宋儒进行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极大的勇气。颜习斋建立自己学派的出发点是重新解释“格物致知”，他指出“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理论的实用价值，反对虚文载道和悬空静坐。颜元的认识论概括言之，是对感觉与对象的统一，他解“格物致知”：“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格物必须要“犯手拨弄”、“犯手实做其事”，“物”是“三物”，即“六德”（智、仁、圣、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统称。颜元否认虚妄的“理”的存在，他的认知对象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在方法论上，习斋谓格物就是“躬行实践”。在他看来，认识必由实践获得，然后又指导着实践，即为行—知—行的三段式。颜元的思想体系是体用兼全的，“体”即在“用”之中。习斋本人也履行着习行的精神：他自幼学兵法，技击、驰射、阴阳象绎无一不精；他在漳南书院讲学时还筹建了六种不同的学科分类“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另外为应时制，设“理学斋”与“帖括斋”，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和教授八股举业，他的书院摈弃了“道无所载”的虚学，这种以实践为方法的学术分类在当时别具一格。直到习斋逝世之前，他交代弟子说：“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他的一生都在以身载道，竭力向他心中的圣人靠拢—“性明而修，性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而至。” 三、李塨对颜学“格物”论的发展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受学于颜习斋，以三物为学之本，以期致用。除习斋之外，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学射御于赵锡之、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乐于毛奇龄。三十七岁之后，李塨几次别师远游，将习斋之名传播远方，并广结名流、博采众长，主要论著有《大学辨业》、《论学》、《拟太平策》等。若了解颜元弟子李塨论“格物”与其师的不同，必须深入了解他所处的学术环境及其师友的影响，勘察他一生思想变化的全过程。
王国维曾这样评价清学，已成为定论：“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晴之学新。”他准确概括了清学发展的全过程。清初80年的学术历程是由诸说并起、纷然杂陈，以明亡弊病的反思而掀起经世思潮渐渐转向以经学济理学并成为学术中坚的过程，这是大环境下的学术脉络，不得不重视这种大的趋势对李塨的影响。
师承颜元之前，李塨的幼承庭训必须纳入他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李塨的父亲李明性学宗程朱，师从孙奇逢，所以，调和朱陆的孙奇逢必然对李塨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塨二十岁时师事颜元，学习六艺之法，直接继承了其师的习行思想。三十七岁后南游，“遍质当代夙学”，经学家毛奇龄、胡谓、邵廷采等与他交往甚密，毛奇龄说颜李学“不知六艺名自所始，反谓六经书册不是道艺。”李塨三十九岁时再度入浙，已经接受了毛奇龄、王复礼的学术主张，重视考据学的方法。但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的本意是要把训诂经传作为一种手段以广布颜学，但他取证于经书的方法还是违背了颜元的实证主义，颜学在他逝世后竟然戛然不传。
李塨一直是颜元学说的继任者和笃信者，他对颜学的吸收重在躬行六艺上，他说：“塨谓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他解“格物致知”的“格”为”到其域而通之、搏之、举之，以至于极”，“物”是六艺、六德、六行之实事，“格物”即是“举事”。李塨指出，古人学习六艺、六德、六行以“成己成物”，然后由知以行，这才是格物致知的先后定序，他说：“从来贤圣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在知行关系上，李塨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亦主张体用兼备、知行并全，因此他有说：“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求知的过程是“学（行）—知—行”的螺旋上升的三段式。李塨的格物与颜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知与行视为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既指出了知对行的指导，又强调了行对知的检验，具有深刻的思辨色彩。他弥补了颜元在知行关系的不足，是他在颜李学派“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大贡献。
四、颜元“格物”论的理论困境
颜元说学问必须以实践为考察而不是依附于经书，他极力反对引经据传，认为习行的功夫不在言语和文字上，最后竟得出“读书一二卷亦足，虽不读书亦足”的结论。颜元说，孔子的学问就是处处向习行上着力：“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其为人也孝弟”，哪一样不是行呢？颜元指出读书并不能益人才德，只会使人萎靡衰弱，他的本意无非是想倡导有利于国家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其结果又难免矫枉过正，竟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
从儒学的内在发展来说，儒学内部的演进或争斗只能诉诸于原始的经典，取证于经书的结果就是训诂。格物致知既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那么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最终必须归于信息的概括，这个意思是说，“格物致知”的结论必须从儒家经典中衍出，又印证于儒家经典的考证，否则便毫无根据。颜元的“格物”因反对读书和考据训诂而导致了“格物在格物”的结论。然而，清初学术发展趋势是以批判继承宋明学术为先导，经过清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调整，经世思潮已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戴震的“返而求诸六经”，儒学内部的争论只能从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寻求证据。毛奇龄与李塨论格物不和时作《大学逸讲笺》攻击颜元，说《周礼》非周公书而不足信，直刺李塨的痛处，也为李塨从考据学中为师说立证埋下伏笔，颜元因薄视考据而沦为孤军奋战的境地，他的学说最终难以和大的学术趋势相抗衡，而淹没在“道问学”的洪流中。
颜习斋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有所必为”，以政治的实践为目标，以民众的生存为根本，甚至在评王安石变法时指出利义兼重才会使国家富强。他认为要改变“学丧道晦”、“四海溃弱”的现状，就应效法三代，恢复井田、封建、学校，教文教武，将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政事相联：“人才与王道相生”。李塨在《阅史郄视》中更以“文辞盛则世道衰”来暗示对清廷文化专制的不满，他尖锐指出“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贤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矣。”然而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是赤裸裸的事实，从古至今，儒生在庙堂之上的意气风发都建立在对君权的妥协上，统治者必须对儒生严加控制来达到抑制舆论的目的，从秦帝国的焚书坑儒，到雍正时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这个事实从来未曾改变过。颜李学派一方面无法忘却作为儒者应发挥的建言统治者的责任，一方面又面临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只能是势单力薄的个体。清初，时人论以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为三大儒，这三人都已陆王为宗主，在当时成为学术的引领者。除外如毛奇龄、万斯同、顾炎武、阎若璩，他们对传统学术做出全面的和总结，却未有一个人能够冲破考据、义理、辞章的壁垒，也未有一个人能逾越程朱陆王的藩篱，独有颜李学派对以上一概排击，独树一帜，他们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被梁启超说类墨，被章太炎说类荀，不无道理。
李塨作为颜元的主要继承者和传布者，一生把“广布圣道，传之其人”作为他的重大责任，在清廷对思想界严密的控制下，颜李可传之人程廷祚由于李塨的一个门生被逮捕入狱而险遭牵连，程廷祚越发意识到，公开宣扬颜学难免会有身家之虞，从此不应乡举，闭户穷经。李塨也曾把希望寄托于颜元的另一弟子王源，无奈王源师从颜元时已经五十六岁，也不可能是最佳人选。李塨深知传布颜学可能面临的危险，四十四岁送别王源西行时对他说：“力行，阐道，延才，保身。”足见他对当时处境的无奈。此时，李塨发现颜元弟子中竟无一人是继承圣道的完美人选，加之颜元本身主张躬行而反对立说，他本人就少有著作。李塨在中年时兢兢业业以传播师道为己任，晚年却面临圣道后继无人的境况。李塨在这种境况下，执笔书其所学，期于传于后世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发出这样的感慨：“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当时因学术内在逻辑之发展以及严酷的政治背景，学者们纷纷埋头考据，返而求诸经典，考据学乘势兴起。李塨在著书立说以传师学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他“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的观点，他想要对道德经济与躬行实践的方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他说：“圣门舍学，更无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学而何欤？以经证经，昭如矣。”他说必须回到古人的经典中去，才能找到“格物即学”的证据。于是晚年的李塨遍注群经，渐与考据学合流。他撰写的《宗庙考辨》、《论语传注》、《周易传注》等，就是他流入考据的体现，甚至他的“理即礼也”、“礼以敬为主”、“是统天下之礼皆理也”，已暗合了他父亲李明性之师孙奇逢的学术思想。颜李学派终于以人力不可阻挡之势淹没在“道问学”的洪流中，渐渐晦而不彰。 李塨并入考据学的结果，一方面是迫于大的学术方向的影响，一方面是格物致知内在逻辑演变的要求。李塨埋首六经，绝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他对颜元的“背叛”，作为颜元的弟子，他“推明颜先生之学，以告当世”当时众人窃窃然执经来问，对颜学或信或疑，他必须从经书中找到颜学的证据。王源曾因从学习斋时已经五十六岁而失意，李塨对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患晚呼？”这也是对他自己一生中追求真正的“道”之真实写照。恽鹤生谓其“室大而声宏，信近而征远，充之以渊博，发之以光辉”绝不是虚言。
五、颜李学派“格物论”的思想史意义
托克维尔曾说过：“当历史已不再阐明未来，人心便在黑暗中徘徊。”自北宋中期直到清朝末年，科技萎缩、民生凋敝、国防孱弱是终至亡国的重要原因，理学家们因束书不观、趋于冥想和萎靡衰弱而难辞其咎。颜李学派的格物致知强调的是着眼于实际并探求振衰起弊之方，他们抨击朱学及王学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名为恢复儒家的经世传统，实则彻底突破前人的桎梏以另辟蹊径。颜元不愿流于俗弊，附和雷同，他无视几近杀身的危险，定要解千年之迷局，“以先觉觉后觉”，他曾对弟子李植秀说：“坚定骨力，流言不惧，笑毁不挫，方能有成。李塨教子学礼乐射御书数，曰“小务有用，方可图大。”颜李学派以务实谦虚、斩钉截铁的精神在当时独树一帜。研究颜元和李塨的思想，继承他们所倡导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对于当代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导思想下的国家进步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 考 文 献〕
〔1〕 〔清〕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清〕李塨.李塨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3〕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9.
〔6〕 姜广辉.颜李学派的功利论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84，（05）.
〔7〕 陈山榜.颜元利益观及其当代价值〔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
〔8〕 颜炳罡.反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责任编辑：史焕翔〕
[关键词]明末清初；颜李学派；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B24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44 — 03
明万历时，专制统治已达到衰朽的边缘：土地兼并、赋税苛重；宦官专权、士腐而靡，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长驱直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达到顶峰。激荡沸扬的朝代更迭之际，鉴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以致积弱亡国的教训，有识之士开始反虚务实，探求振衰起弊之方，发出渴望突破桎梏的呼喊。清代经世致用的学说萌起之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学术思想的路线都依存于儒学正统的恢复与重建，其中北方的颜元和李塨强调对国计民生有实际的指导和依据才是真正的学问，成为经世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颜李学派“格物”论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颜元（1635-1740），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著有《存治编》、《存性编》、《存学编》、《存人编》等，在履行自身“躬行实践”的过程中，他渐渐成为对理学不妥协的批判者。作为颜李学派的开山，颜李学派的思想渊源自然要以颜元为观察的视点。关于颜元的思想渊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颜学出自阳明学派，另一种是颜学属于孙奇逢的北学系统。刘师培在《幽蓟颜门学案》中从地域划分的角度剖析颜学：“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饶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颜学之兴，亦其地势使然欤！”并在《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中直接把颜学划分为北学：“北学崇实……六艺正传必归北人”。谭献云：“习斋门径，略似苏门孙先生。”陈祖武直接将颜李学派的发源归于“发展北学宗师孙奇逢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陈登原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说“清季史人，论清理学，有孟子‘不归杨，则归墨’之见，以为当时仅有朱陆两派，故见习斋诽厌程朱之烈，遂以为陆王之徒焉。”颜习斋本人其实并未把自己归入陆王，他经过思想的转变后，以彻底决裂的态度将两派都称为“杀人”的学术，他说：“噫！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笔者则认为，经世思潮中颜学的形成，经过了缓慢而复杂的流变。王法乾评价颜学时指其“杂霸”，可见颜学的形成确实是博取众长的过程。这种流变必须从颜元师友入手，勘察他们对颜元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怎样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对颜元思想发生影响的是孙奇逢。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一字钟元。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以党祸之罪被捕，孙奇逢与友人倡议救之，义声遂震天下。明亡后归隐，屡征不起，世称“孙征君”。夏峰之学以朱注王，但却非朱非王。他调和朱陆的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夏峰北学，以礼代理，和顿渐为一。在会合朱王的过程中，孙奇逢渐渐确立“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他对北学界寻找儒学发展之新途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北学指出了明确的为学方向，颜元及弟子李塨就是对他“躬行实践”的主张进行吸收和消化。颜习斋三十六岁时上书夏峰：“某发未燥，已闻容城孙先生名……撰有存性、存学二编，欲得先生一是之……望先生静眼一辨，及时发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后二千年之新辙，则斯道幸甚，斯民幸甚！”习斋注重习行深受夏峰影响，他引证夏峰的话“赴的汤，蹈的火，才做的人”，足见习斋对夏峰的敬仰。此外，习斋还与孙奇逢的门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王之征、王余佑、张罗喆。可见颜李学派实属于北学派系无疑。
其次，陆世仪也是对颜元深有影响的一个学者。陆世仪（1611-1673），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曾为明季诸生，作《格致编》，论学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课程，主张身体力行、不尚空论。明亡以后隐居，远近归之。陆桴亭的学说既不完全否定程朱的“格物以穷理”，亦不完全否认陆王的“心性道德”。但他又极力反对空虚之学，提倡躬行实践，如“清谈甚误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还主张教育应以六艺为首：“古者六艺，学者皆当学之。”他的学说对颜习斋的影响极大，习斋曾谓“不唯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对其极为赞赏，不仅在三十八岁时以《存性》《存学》二编向陆桴亭请教，更是在六十三岁时阅其《思辨录》后形容道：“欢然如久旱之闻雷，甚渴之闻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饮甘泉也。”
二、颜李学派“格物”论的理论内涵
颜习斋为学早年是从陆王入手，竭力捍卫，但当他读到朱子语录中说“江西顿悟，同辅事功，断却两路，方可入道”①时开始怀疑他是异端，从此弃程朱而不观。习斋强调实践的意义，提出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基本规定的实学思想，认为国家应以政治的实践为目标，以民众的生存为根本。颜习斋无论对“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都存着彻底反对的态度，他在个人的明德修身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习斋谓：“实学不至，徒祸天下。”他以自己的躬行实践，对宋儒进行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极大的勇气。颜习斋建立自己学派的出发点是重新解释“格物致知”，他指出“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理论的实用价值，反对虚文载道和悬空静坐。颜元的认识论概括言之，是对感觉与对象的统一，他解“格物致知”：“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格物必须要“犯手拨弄”、“犯手实做其事”，“物”是“三物”，即“六德”（智、仁、圣、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统称。颜元否认虚妄的“理”的存在，他的认知对象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在方法论上，习斋谓格物就是“躬行实践”。在他看来，认识必由实践获得，然后又指导着实践，即为行—知—行的三段式。颜元的思想体系是体用兼全的，“体”即在“用”之中。习斋本人也履行着习行的精神：他自幼学兵法，技击、驰射、阴阳象绎无一不精；他在漳南书院讲学时还筹建了六种不同的学科分类“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另外为应时制，设“理学斋”与“帖括斋”，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和教授八股举业，他的书院摈弃了“道无所载”的虚学，这种以实践为方法的学术分类在当时别具一格。直到习斋逝世之前，他交代弟子说：“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他的一生都在以身载道，竭力向他心中的圣人靠拢—“性明而修，性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而至。” 三、李塨对颜学“格物”论的发展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受学于颜习斋，以三物为学之本，以期致用。除习斋之外，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学射御于赵锡之、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乐于毛奇龄。三十七岁之后，李塨几次别师远游，将习斋之名传播远方，并广结名流、博采众长，主要论著有《大学辨业》、《论学》、《拟太平策》等。若了解颜元弟子李塨论“格物”与其师的不同，必须深入了解他所处的学术环境及其师友的影响，勘察他一生思想变化的全过程。
王国维曾这样评价清学，已成为定论：“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晴之学新。”他准确概括了清学发展的全过程。清初80年的学术历程是由诸说并起、纷然杂陈，以明亡弊病的反思而掀起经世思潮渐渐转向以经学济理学并成为学术中坚的过程，这是大环境下的学术脉络，不得不重视这种大的趋势对李塨的影响。
师承颜元之前，李塨的幼承庭训必须纳入他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李塨的父亲李明性学宗程朱，师从孙奇逢，所以，调和朱陆的孙奇逢必然对李塨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塨二十岁时师事颜元，学习六艺之法，直接继承了其师的习行思想。三十七岁后南游，“遍质当代夙学”，经学家毛奇龄、胡谓、邵廷采等与他交往甚密，毛奇龄说颜李学“不知六艺名自所始，反谓六经书册不是道艺。”李塨三十九岁时再度入浙，已经接受了毛奇龄、王复礼的学术主张，重视考据学的方法。但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的本意是要把训诂经传作为一种手段以广布颜学，但他取证于经书的方法还是违背了颜元的实证主义，颜学在他逝世后竟然戛然不传。
李塨一直是颜元学说的继任者和笃信者，他对颜学的吸收重在躬行六艺上，他说：“塨谓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他解“格物致知”的“格”为”到其域而通之、搏之、举之，以至于极”，“物”是六艺、六德、六行之实事，“格物”即是“举事”。李塨指出，古人学习六艺、六德、六行以“成己成物”，然后由知以行，这才是格物致知的先后定序，他说：“从来贤圣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在知行关系上，李塨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亦主张体用兼备、知行并全，因此他有说：“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求知的过程是“学（行）—知—行”的螺旋上升的三段式。李塨的格物与颜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知与行视为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既指出了知对行的指导，又强调了行对知的检验，具有深刻的思辨色彩。他弥补了颜元在知行关系的不足，是他在颜李学派“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大贡献。
四、颜元“格物”论的理论困境
颜元说学问必须以实践为考察而不是依附于经书，他极力反对引经据传，认为习行的功夫不在言语和文字上，最后竟得出“读书一二卷亦足，虽不读书亦足”的结论。颜元说，孔子的学问就是处处向习行上着力：“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其为人也孝弟”，哪一样不是行呢？颜元指出读书并不能益人才德，只会使人萎靡衰弱，他的本意无非是想倡导有利于国家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其结果又难免矫枉过正，竟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
从儒学的内在发展来说，儒学内部的演进或争斗只能诉诸于原始的经典，取证于经书的结果就是训诂。格物致知既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那么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最终必须归于信息的概括，这个意思是说，“格物致知”的结论必须从儒家经典中衍出，又印证于儒家经典的考证，否则便毫无根据。颜元的“格物”因反对读书和考据训诂而导致了“格物在格物”的结论。然而，清初学术发展趋势是以批判继承宋明学术为先导，经过清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调整，经世思潮已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戴震的“返而求诸六经”，儒学内部的争论只能从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寻求证据。毛奇龄与李塨论格物不和时作《大学逸讲笺》攻击颜元，说《周礼》非周公书而不足信，直刺李塨的痛处，也为李塨从考据学中为师说立证埋下伏笔，颜元因薄视考据而沦为孤军奋战的境地，他的学说最终难以和大的学术趋势相抗衡，而淹没在“道问学”的洪流中。
颜习斋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有所必为”，以政治的实践为目标，以民众的生存为根本，甚至在评王安石变法时指出利义兼重才会使国家富强。他认为要改变“学丧道晦”、“四海溃弱”的现状，就应效法三代，恢复井田、封建、学校，教文教武，将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政事相联：“人才与王道相生”。李塨在《阅史郄视》中更以“文辞盛则世道衰”来暗示对清廷文化专制的不满，他尖锐指出“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贤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矣。”然而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是赤裸裸的事实，从古至今，儒生在庙堂之上的意气风发都建立在对君权的妥协上，统治者必须对儒生严加控制来达到抑制舆论的目的，从秦帝国的焚书坑儒，到雍正时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这个事实从来未曾改变过。颜李学派一方面无法忘却作为儒者应发挥的建言统治者的责任，一方面又面临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只能是势单力薄的个体。清初，时人论以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为三大儒，这三人都已陆王为宗主，在当时成为学术的引领者。除外如毛奇龄、万斯同、顾炎武、阎若璩，他们对传统学术做出全面的和总结，却未有一个人能够冲破考据、义理、辞章的壁垒，也未有一个人能逾越程朱陆王的藩篱，独有颜李学派对以上一概排击，独树一帜，他们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被梁启超说类墨，被章太炎说类荀，不无道理。
李塨作为颜元的主要继承者和传布者，一生把“广布圣道，传之其人”作为他的重大责任，在清廷对思想界严密的控制下，颜李可传之人程廷祚由于李塨的一个门生被逮捕入狱而险遭牵连，程廷祚越发意识到，公开宣扬颜学难免会有身家之虞，从此不应乡举，闭户穷经。李塨也曾把希望寄托于颜元的另一弟子王源，无奈王源师从颜元时已经五十六岁，也不可能是最佳人选。李塨深知传布颜学可能面临的危险，四十四岁送别王源西行时对他说：“力行，阐道，延才，保身。”足见他对当时处境的无奈。此时，李塨发现颜元弟子中竟无一人是继承圣道的完美人选，加之颜元本身主张躬行而反对立说，他本人就少有著作。李塨在中年时兢兢业业以传播师道为己任，晚年却面临圣道后继无人的境况。李塨在这种境况下，执笔书其所学，期于传于后世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发出这样的感慨：“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当时因学术内在逻辑之发展以及严酷的政治背景，学者们纷纷埋头考据，返而求诸经典，考据学乘势兴起。李塨在著书立说以传师学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他“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的观点，他想要对道德经济与躬行实践的方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他说：“圣门舍学，更无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学而何欤？以经证经，昭如矣。”他说必须回到古人的经典中去，才能找到“格物即学”的证据。于是晚年的李塨遍注群经，渐与考据学合流。他撰写的《宗庙考辨》、《论语传注》、《周易传注》等，就是他流入考据的体现，甚至他的“理即礼也”、“礼以敬为主”、“是统天下之礼皆理也”，已暗合了他父亲李明性之师孙奇逢的学术思想。颜李学派终于以人力不可阻挡之势淹没在“道问学”的洪流中，渐渐晦而不彰。 李塨并入考据学的结果，一方面是迫于大的学术方向的影响，一方面是格物致知内在逻辑演变的要求。李塨埋首六经，绝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他对颜元的“背叛”，作为颜元的弟子，他“推明颜先生之学，以告当世”当时众人窃窃然执经来问，对颜学或信或疑，他必须从经书中找到颜学的证据。王源曾因从学习斋时已经五十六岁而失意，李塨对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患晚呼？”这也是对他自己一生中追求真正的“道”之真实写照。恽鹤生谓其“室大而声宏，信近而征远，充之以渊博，发之以光辉”绝不是虚言。
五、颜李学派“格物论”的思想史意义
托克维尔曾说过：“当历史已不再阐明未来，人心便在黑暗中徘徊。”自北宋中期直到清朝末年，科技萎缩、民生凋敝、国防孱弱是终至亡国的重要原因，理学家们因束书不观、趋于冥想和萎靡衰弱而难辞其咎。颜李学派的格物致知强调的是着眼于实际并探求振衰起弊之方，他们抨击朱学及王学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名为恢复儒家的经世传统，实则彻底突破前人的桎梏以另辟蹊径。颜元不愿流于俗弊，附和雷同，他无视几近杀身的危险，定要解千年之迷局，“以先觉觉后觉”，他曾对弟子李植秀说：“坚定骨力，流言不惧，笑毁不挫，方能有成。李塨教子学礼乐射御书数，曰“小务有用，方可图大。”颜李学派以务实谦虚、斩钉截铁的精神在当时独树一帜。研究颜元和李塨的思想，继承他们所倡导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对于当代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导思想下的国家进步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 考 文 献〕
〔1〕 〔清〕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清〕李塨.李塨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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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颜炳罡.反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责任编辑：史焕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