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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
这貌似是一些虚头巴脑、没事找事的问题，却也是可以置于各种语境进行具体思考的问题，在我个人的艺术实践和生存中，这些问题会时常跳出来。
我面对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艺术发生至今的所有状况如今几乎同时存在。
艺术曾经是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地域范围发生、发展的，人们可以按时间和地域的线索来观察和思考各自的艺术，而现在整个艺术史（如果还有艺术史的话）至少形式上同时存在于眼前，混淆和抹匀了艺术以往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很难再从艺术曾自有的时间和空间线索去把握和理解艺术了。
而从个体生存角度来看，人又总是活在“现在”和相对狭小的区域，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地去思考“文化”、“过去”、“现代”、“当代”这些概念，尤其是如今当面对海量复杂无序的信息时，当整个人类的过去、未来都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被“现实化”时，我不可能把握有关我们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整体，但我却总想在面对如今的艺术现实时构建出一个关于我自身和我存在的时间、空间相对关系的坐标；希望自己存在于相对更广阔的空间里，也希望自己走在时间潮流的前端（起码也得是顺着时间的方向在走），其实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更自由，在艺术里、在生存中都更自由。为此，我不得不时常往回看、往四周望，并弄清楚自己在哪，但位置从来是相对和不断变化的，知道了自己某一刻的位置并不一定知道该往何处去，即使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见得就有行动力能够挪动脚步，即便动起来了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这一切是如此的神秘，自由似乎无法捉摸。
其实，所有艺术实践中还是存在着某些超越历史、超越地域文化的共同点：艺术是人的感情、思想、精神世界的表现，总在反反复复地表现人的基本人性、人的社会与时代特征以及独特的个性。亦即是说，我的艺术源于我自身，我的艺术自由也必将源于我的个体自由、人的自由。
二
任何个体存在于社会当中其实都是各种话语、知识和权力等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归根到底也都是“权力技术”（权力统治、控制）的历史性产物。甚至，任何理想主义的规则（如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都是对我们的欺骗；而法律也是作为准则规范用来统治我们的生活的；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永恒的真理借口，真理借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和支配，是狡诈的利益要求。自由，对于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自由，“意味着不是一个服从自我以及服从欲望的奴隶，意味着一个人建立了对其自我的某种统治关系、控制关系”。作为个体能以对自我的控制来抵抗外部强大的“统治技术”。
自由，意味着一种差异的和差别化的文化，个人与社会及主流文化相疏离，与教条化和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对抗，不跟随任何已给出的规定、律法或标准，也不在乎公认的价值（如金钱、信仰、异性恋或者婚姻等），轻视一切号称典型或是正常的常识的界限，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学。
自由的个体既是创造者，也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将自己的身体、行为和思想作为审美创造的场所，积极地对自身进行创造和控制，将自身塑造为被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将艺术创作转变为一种生存的艺术，也将生活变成艺术。生活不以（超验性的）真理为目标，而是让生活成为一种可能性的探究，一种不倦的修行，无止境的摸索，自我的反复批判。生活不是面对着某个顶点一步步拾级而上，而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是非理性的美学。
自由的个体对自身的审美创造、对个体生存美学的塑造，也是考察所处时代和我们自身之界限的基础和方式。对于自身的审美创造不仅是个体的生活方式，也是面对社会时所持有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态度，即价值观。
自由的个体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者，只是一个认识到自己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历史限度、并试图超越这些限度的个体。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存在不只是要去发现自我、秘密和隐藏的真理，更是要去塑造自我、创造自我，从和自身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中不断获取个人的创造性，将人的身体、行为、激情和存在转化为艺术。
自由，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既定的标准，而是包含着开放和复杂的含义，会因为每个人的差异而不同。仿佛要抵达自由之境永远只能“在路上”，就如同木心先生对生命的感受，“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即便抵达自由永远只能“在路上”，而要“上路”也是不容易的，要想保持“在路上”则需要更多的付出。自由，既然只能永远追逐，无所谓“完成”，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态度，一种生存的态度。
三
对自由的渴望，让我们抱着极大的耐心对自己进行反思，为蒙昧的自我开启智慧，通过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而使得个体的自由可能获得。个体的这种智慧的反思和批判，即通常所说的理性，能通过反思自身和社会加在自身的限度来自律。自律，即自我控制、自我技术。个体只有用“自我技术”才能与社会强大的“统治技术”对抗。自律的目的是为了自由，自律即以一种持续的、质疑的态度来抵抗对个体的各种管制，保持对“必然性”的质疑，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非个人的道德超然状态，或建立某种普适的理性结构，不是为了成为圣人、正人君子或精英之类，自我控制是为了成为自己。
有时候，理性和它的主体，那个号称“能从其他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成为成熟的自身”、具有自律性的主体也并不那么可靠。希望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主体自由的努力，有时候反被理性本身所推翻，理性统治了主体，理性占领和替代了自由。这时其实“理性”就已经走到了自由的对立面。那种极度推崇理性，而贬低情感、身体、欲望、触摸和感知功能的个性模式本身就是“被理性所统治”。
为了自由，个体既必须自主地使用其理智和理性，必须对我们以及自身周围的世界保持恒久的批判态度，同时又得提防被理性所吞噬，把自己交付于自己的理性跟把自己交给权威或上帝一样危险，但这仍是成就一个自由的全新自我的前提。个体虽然不乏理智，尽管将自己交付于理性还有风险，但更为棘手的是，个体常常还缺乏使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和决心。
四
我深知自己拥有粗鄙、世俗、卑劣、愚蠢、懦弱、懒惰的本性，所以必须自我反抗，把抵抗平庸本性的自我教育变成最严苛的教律，强加在我这个卑微却又雄心勃勃的“信徒”身上，像教士一样把存在当做苦修，像诗人一样把存在变成诗性的实践，像士兵一样召唤起内心的勇气、激情、狂热、内在的能量和坚定的意志力，以自我折磨式的苦行和自律将自己的躯体、思想、灵魂、行为、存在方式都变成属于我自己的诗性的存在，尽管这一诗性存在的时间有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
这貌似是一些虚头巴脑、没事找事的问题，却也是可以置于各种语境进行具体思考的问题，在我个人的艺术实践和生存中，这些问题会时常跳出来。
我面对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艺术发生至今的所有状况如今几乎同时存在。
艺术曾经是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地域范围发生、发展的，人们可以按时间和地域的线索来观察和思考各自的艺术，而现在整个艺术史（如果还有艺术史的话）至少形式上同时存在于眼前，混淆和抹匀了艺术以往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很难再从艺术曾自有的时间和空间线索去把握和理解艺术了。
而从个体生存角度来看，人又总是活在“现在”和相对狭小的区域，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地去思考“文化”、“过去”、“现代”、“当代”这些概念，尤其是如今当面对海量复杂无序的信息时，当整个人类的过去、未来都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被“现实化”时，我不可能把握有关我们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整体，但我却总想在面对如今的艺术现实时构建出一个关于我自身和我存在的时间、空间相对关系的坐标；希望自己存在于相对更广阔的空间里，也希望自己走在时间潮流的前端（起码也得是顺着时间的方向在走），其实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更自由，在艺术里、在生存中都更自由。为此，我不得不时常往回看、往四周望，并弄清楚自己在哪，但位置从来是相对和不断变化的，知道了自己某一刻的位置并不一定知道该往何处去，即使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见得就有行动力能够挪动脚步，即便动起来了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这一切是如此的神秘，自由似乎无法捉摸。
其实，所有艺术实践中还是存在着某些超越历史、超越地域文化的共同点：艺术是人的感情、思想、精神世界的表现，总在反反复复地表现人的基本人性、人的社会与时代特征以及独特的个性。亦即是说，我的艺术源于我自身，我的艺术自由也必将源于我的个体自由、人的自由。
二
任何个体存在于社会当中其实都是各种话语、知识和权力等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归根到底也都是“权力技术”（权力统治、控制）的历史性产物。甚至，任何理想主义的规则（如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都是对我们的欺骗；而法律也是作为准则规范用来统治我们的生活的；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永恒的真理借口，真理借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和支配，是狡诈的利益要求。自由，对于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自由，“意味着不是一个服从自我以及服从欲望的奴隶，意味着一个人建立了对其自我的某种统治关系、控制关系”。作为个体能以对自我的控制来抵抗外部强大的“统治技术”。
自由，意味着一种差异的和差别化的文化，个人与社会及主流文化相疏离，与教条化和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对抗，不跟随任何已给出的规定、律法或标准，也不在乎公认的价值（如金钱、信仰、异性恋或者婚姻等），轻视一切号称典型或是正常的常识的界限，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学。
自由的个体既是创造者，也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将自己的身体、行为和思想作为审美创造的场所，积极地对自身进行创造和控制，将自身塑造为被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将艺术创作转变为一种生存的艺术，也将生活变成艺术。生活不以（超验性的）真理为目标，而是让生活成为一种可能性的探究，一种不倦的修行，无止境的摸索，自我的反复批判。生活不是面对着某个顶点一步步拾级而上，而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是非理性的美学。
自由的个体对自身的审美创造、对个体生存美学的塑造，也是考察所处时代和我们自身之界限的基础和方式。对于自身的审美创造不仅是个体的生活方式，也是面对社会时所持有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态度，即价值观。
自由的个体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者，只是一个认识到自己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历史限度、并试图超越这些限度的个体。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存在不只是要去发现自我、秘密和隐藏的真理，更是要去塑造自我、创造自我，从和自身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中不断获取个人的创造性，将人的身体、行为、激情和存在转化为艺术。
自由，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既定的标准，而是包含着开放和复杂的含义，会因为每个人的差异而不同。仿佛要抵达自由之境永远只能“在路上”，就如同木心先生对生命的感受，“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即便抵达自由永远只能“在路上”，而要“上路”也是不容易的，要想保持“在路上”则需要更多的付出。自由，既然只能永远追逐，无所谓“完成”，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态度，一种生存的态度。
三
对自由的渴望，让我们抱着极大的耐心对自己进行反思，为蒙昧的自我开启智慧，通过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而使得个体的自由可能获得。个体的这种智慧的反思和批判，即通常所说的理性，能通过反思自身和社会加在自身的限度来自律。自律，即自我控制、自我技术。个体只有用“自我技术”才能与社会强大的“统治技术”对抗。自律的目的是为了自由，自律即以一种持续的、质疑的态度来抵抗对个体的各种管制，保持对“必然性”的质疑，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非个人的道德超然状态，或建立某种普适的理性结构，不是为了成为圣人、正人君子或精英之类，自我控制是为了成为自己。
有时候，理性和它的主体，那个号称“能从其他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成为成熟的自身”、具有自律性的主体也并不那么可靠。希望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主体自由的努力，有时候反被理性本身所推翻，理性统治了主体，理性占领和替代了自由。这时其实“理性”就已经走到了自由的对立面。那种极度推崇理性，而贬低情感、身体、欲望、触摸和感知功能的个性模式本身就是“被理性所统治”。
为了自由，个体既必须自主地使用其理智和理性，必须对我们以及自身周围的世界保持恒久的批判态度，同时又得提防被理性所吞噬，把自己交付于自己的理性跟把自己交给权威或上帝一样危险，但这仍是成就一个自由的全新自我的前提。个体虽然不乏理智，尽管将自己交付于理性还有风险，但更为棘手的是，个体常常还缺乏使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和决心。
四
我深知自己拥有粗鄙、世俗、卑劣、愚蠢、懦弱、懒惰的本性，所以必须自我反抗，把抵抗平庸本性的自我教育变成最严苛的教律，强加在我这个卑微却又雄心勃勃的“信徒”身上，像教士一样把存在当做苦修，像诗人一样把存在变成诗性的实践，像士兵一样召唤起内心的勇气、激情、狂热、内在的能量和坚定的意志力，以自我折磨式的苦行和自律将自己的躯体、思想、灵魂、行为、存在方式都变成属于我自己的诗性的存在，尽管这一诗性存在的时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