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海派旗袍的设计源头，应与上世纪20年代西方流行的直筒连衣裙等服饰有关。在设计上，其早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民国建立后发明的“文明新装”，尤其是倒大袖的设计元素，其一改传统中国女性着装衣、裳分离的设计，形成了上下连体的样式。
　　这种当时的新式服装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裙装，与传统中国女性服饰的上衣下裙两截式样也不相同，而与当时旗人所着的袍褂、中国传统的男式长衫有一定的近似性，故而在中文“旗袍”、英文“cheongsam”的命名中分别借用了其名称。诞生于上海的旗袍，是现在最为常见的各种旗袍的原型。
　　前不久，“海上明月轻裾随风：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在上海大学博物馆举行，展览首批展出荣氏家族旗袍精品30件，后续还将陆续更换展品，该批藏品为上海老旗袍珍品馆捐赠给上海大学博物馆。
　　海上湖人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上世纪初期创办荣氏企业，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等三个企业系统及其附属企业。其面粉日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纱锭数、布机数约占五分之一，均居于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他们兄弟同心，从江苏无锡到上海创业，30年里挣下了颇丰的家产，更是打破了洋货洋行的垄断。
　　荣氏家族的女眷，也成为了100年前的“潮人”，引领着当时中国时装的流行风尚。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欧美流行的面料，绸、缎、绢、纺、绉、绒、花缎、毛呢、割绒，皆能成为她们的衣料;各种工艺装饰，印花、修金、笔绘、彩绣、亮珠、闪片、绢花、缎带，都能点缀她们的衣装。她们大胆地将自己的流行主张通过裁缝之手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概念。
　　然而，格调不止在于外表。她们还是中国最早一批拥有独立思想的新女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富于艺术修养，在第一时间获取西方的时尚讯息，并将中国意蕴与其完美融合。
　　这些旗袍的主人，包括荣宗敬的小女、犹太巨商哈同的儿媳荣卓如，荣宗敬的女婿王云程的继室、中山陵建筑师姚锡舟的女儿姚翠棣，荣宗敬的长孙女、“计算机先驱”朱传榘的夫人荣智珍，荣宗敬的外孙媳、纺织专家吴昆生的女儿吴盈钿，以及荣德生的长女、爱国民族资本家李国伟的夫人荣慕蕴，荣德生的三儿媳、“南野老人为”华艺三和“锡绣”创始人李佩黻的女儿华若云，荣德生的七女儿、“养蜂大王”华绎之的儿媳荣辑芙，荣德生的五儿媳、“火柴大王”刘吉生的女儿刘莲芳。
　　面料繁多
　　这组荣氏家族旗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派旗袍设计和制作的代表。这组旗袍在款式设计上整体延续了过去海派旗袍的风格，但也有不少创新之处。从对这些旗袍的款式、面料与制作工艺的初步分析来看，旗袍面料的选择上有中国传统的丝绸提花绸、縐，有晚近开发的织金乔其纱、提花加印花缎等创新品种，还有来自欧洲甚至东亚的蕾丝、盘带绣、毛呢，以及来自日本和美国的紧扣件等。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丝绸行业新品种设计极受重视的兴盛时期，同时外来进口原料和来样生产状况也成为一种常态，由此扩展了人们选用面料的范围。这些荣氏家族旗袍珍品除了传统面辅料（麻、丝、棉、毛），还有更多的基于聚酯纤维、改性纤维的面料，被大胆地应用于主辅材料;甚至将厚重的家纺材料作为旗袍的主要面料，这在当时的上海以及整个中国都是很少见的。有些制作加工工艺，既保持量身定做的“高定”传统，体现海派旗袍的时装化，又借助了现代机械制造业和新式工艺的发展成果。
　　尤其特别的是，这些来自名门家族的服饰还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不仅呈现了荣氏家族女性们的消费意识、审美品位、时尚情结，以及多姿多彩、弥足珍贵的摩登缩影。同时也可以让每一位观者从历史的视域与海派文化背景中，品读旗袍发展的部分历史脉络以及旗袍与社会、文化、科技的关系。
　　文化纽带
　　海派旗袍逐渐成为世界华人相互认同的服饰符号，无论是后来传播到了香港，还是远渡到了欧美，旗袍所象征的文化融合精神，以及独立和知性的人文气质一并承载，既是女性对于自我独特女性美学的欣赏和自信的表达，而且彰显出浓厚的东西方文化融合意识，成为被西方认可的东方气韵。
　　即便有一些名媛遥居海外，但旗袍仍是维系她们与中国文化记忆的纽带。她们在各种社交场合身穿旗袍，终其一生热爱旗袍艺术，这种对于中国身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让她们曾经穿过的旗袍烙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注：作者系上海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海上明月 轻裾随风：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