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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有明显的抬头之势，对村民自治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阻碍村民自治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府管理较少也是原因之一。要搞好村民自治，消融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宗族势力加以规范和正确的引导。
关键词：宗族势力 ；村民自治；影响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clan forces have obvious rise trend, the villager autonomy has produced many negative effects of villagers' autonomy, hinder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country's backwar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less government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o improve villagers' autonomy, ablation clans on the villagers' autonomy negative effects,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lan forces to regulate and correct guidance.
Key words: clan； villager autonomy；effect
中圖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自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有弱化的趋势。农村宗族势力乘机抬头，村民自治建设和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表现和原因
宗族势力的重新抬头和我国古已有之的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宗法制度，起源于奴隶制时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延续。到了20世纪，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就认为族权是乡村中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并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农民自己动手摧毁族权。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利用执政的优势，进一步摧毁宗法制度残余，把这项工作作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余毒的大事来抓，勿庸置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时代，乡村中的族权总是操之于有钱有势的大户之手，血缘和亲情的面纱，掩盖着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法制度的打击，使宗法制度从政治上失去了存在的保障。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消除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族田等宗族公共财产也被分配一空，宗族制度从经济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又对宗法制度的外在载体如祠堂、祭灶等反复进行了清洗。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法制度在中国可以说是销声匿迹的。但是，作为观念文化出现的宗法观念则没有也不可能象作为制度文化出现的宗族制度那样容易被摧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性质，使它在事实上依然存在，不过，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这种观念受到极度的压抑。”[1](P18)
(一)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势力的重新抬头a首先表现为宗族群体行为的重现，表现在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开庙会等形式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生产队劳动组织代替了家庭和家族的生产职能，宗族的基本功能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但是，由于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农民依然被限制在土地上，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自然地连接着，宗族活动依然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又以传统形式进行，家庭又成为了农村生产经营的主体。“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庭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2](P40)农村宗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在旧的生产方式的环境下得到了发挥，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获得了复苏的土壤，特别是宗族的社会经济功能带动宗族的文化等其他功能的发展，这些功能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
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也体现在家族文化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重现上。“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容易受宗法观念的影响。”[3](P28)近年来，文化素质较好的青年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留在农村的依然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后，农村缺乏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新时代农民和现代先进文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旧思想和旧农民依然占据了农村社会，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功利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他们热衷于对家族姓氏的溯源追忆，家族名人的歌功颂德以及家族的传统技艺技能的整理传承，以抬高家族的威望和地位，谋取家族的利益，有的还打着继承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幌子，误导农民。
（二）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严重干扰了村民自治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宗族势力能够发展到如今的这种程度，也有着较为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是宗族活动复活的内在依据。
2、“亲族聚居”的居住方式是宗族活动复活的温床。
3、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宗族势力复活提供了自由空间。
4、社区文化建设落后为宗族势力复活提供了可乘之机。
5、精神心理因素对宗族活动复活的催化作用。
二、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在运行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民主的基础，跳不出自身的局限性，加上既定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历史上作为乡村利益的守护神——宗族势力仍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当“村民自治”制度携带着现代民主理念在国家主导下介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可利用资源，在这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中，宗族的作用激发出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正面影响
宗族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那么长时间，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感及其经过实践推敲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不可能人为就可以改变，加之现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宗族在处理民间纠纷和分配民间利益上的权威并没有根本性地消失。
其影响首先表现为宗族内外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载体、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2](P40)有着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它可以使众多的族众在血缘的召唤下形成一个整体，并在必要时在各方面达到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使宗族势力得以张扬，而同时，宗族又可以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乡规民约为基础，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节族内纠纷。
其影响又表现为道德教育和文化方面。宗族的教化作用是以家庭为主、族群为辅的方式，以族规、族训等传统宗族资料为基础，以道德人伦为核心，对广大族众进行教育的功能。虽然传统宗族资料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道德伦常色彩很浓，却也不乏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华。许多族规族训中常见的一些内容如：“尊老、爱幼、仁义、行善、积德”等，至今仍是较好的道德教育资源。
（二）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
宗族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对我国村民自治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宗族势力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在农村要有效实施村民自治需要有民主、法制、理性的社会环境，然而传统的宗教文化却是专制、宗教、感性的。因此，“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宗族势力和宗法观念成为了乡村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的对立面。”[4](P89)在“宗族势力”猖狂的地方，村民自治往往变成一种不顾全村村民权益、畸形发展的“怪胎”。
1、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在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地方，宗法活动频繁。在宗族的组织下，族人对修谱溯宗、整坟祭祖、盖祠堂、游神赛会等宗族活动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这些活动往往耗资巨大，如果这些巨额资金用来发展经济或者公益事业，则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虽然宗族承担了一定的经济互助功能，但是它带有小农经济明显的封闭保守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从根本上与开放创新、民主自由的现代生活不相适应。
2、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又表现为：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封建宗族活动，导致村民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减弱，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落实。”[5](P91)在一些地方，有的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曲解党的政策；有的甚至公开抵制，挑起和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且，一些地方的宗族组织制定有族规族约，有的直接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有的甚至用以取代国家法律法规，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在婚姻问题、家庭纠纷上，直接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在经济纠纷上乱罚款；有的甚至私设刑堂，非法拷打村民。
3、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还表现为：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政治文明。随着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在宗族势力强盛的地方，宗法活动大行其道，封建礼俗再度兴起，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与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充斥其间。一些村民根据礼俗生活，大操大办婚嫁丧葬，搞封建迷信，打牌赌博，严重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4、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最后表现为：影响农村生产经营活动。在一些宗族组织强大的地方，同姓同宗经济联合体，维护宗族和大家庭的经济利益，甚至搞非法经营活动，争山夺水，争地争矿，破坏农业生态和自然资源，干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经济秩序。
总之，农村家族势力的复兴给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其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在家族势力强大的地方更加突出。在一些宗族势力严重的地区，村里的大姓家族势力大，利用村民自治的机会渗入到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内部，把持村里的公共权力，推行家族自治，自行指定一些非法的规定来欺压群众，甚至对抗国家政策，拒绝国家法律制度的制约，成为家族势力为所欲为的“土围子”。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这些负面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三、如何消融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综观中国历史，宗族作为农村一种传统的自在组织，主体上是一种经济形态，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不管怎样变化，农村的宗族观念总是顽强地生存着，宗法组织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解决农村的宗族问题，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外在的力量的推动，要消除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影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第二，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快社会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小农经济向大农经济的转变。
第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第四，规范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总之，在这场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村民自治制度”只有通过在与乡村中的实践，不断汲取乡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完善自身，才能在无国外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在乡土社会里生根、發芽，最终培育出有泥土气息的“市民社会”、“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曾成贵.宗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响[J]．党政干部论坛，2004.9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杨喜添.农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广州：广州大学学报，2006.6
[4]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报,2006.10
[5]何泽中.农村宗族活动与村民自治[J].湖湘论坛，2000.8
[6]苗月霞.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7.2
关键词：宗族势力 ；村民自治；影响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clan forces have obvious rise trend, the villager autonomy has produced many negative effects of villagers' autonomy, hinder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country's backwar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less government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o improve villagers' autonomy, ablation clans on the villagers' autonomy negative effects,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lan forces to regulate and correct guidance.
Key words: clan； villager autonomy；effect
中圖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自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有弱化的趋势。农村宗族势力乘机抬头，村民自治建设和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表现和原因
宗族势力的重新抬头和我国古已有之的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宗法制度，起源于奴隶制时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延续。到了20世纪，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就认为族权是乡村中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并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农民自己动手摧毁族权。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利用执政的优势，进一步摧毁宗法制度残余，把这项工作作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余毒的大事来抓，勿庸置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时代，乡村中的族权总是操之于有钱有势的大户之手，血缘和亲情的面纱，掩盖着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法制度的打击，使宗法制度从政治上失去了存在的保障。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消除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族田等宗族公共财产也被分配一空，宗族制度从经济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又对宗法制度的外在载体如祠堂、祭灶等反复进行了清洗。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法制度在中国可以说是销声匿迹的。但是，作为观念文化出现的宗法观念则没有也不可能象作为制度文化出现的宗族制度那样容易被摧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性质，使它在事实上依然存在，不过，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这种观念受到极度的压抑。”[1](P18)
(一)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势力的重新抬头a首先表现为宗族群体行为的重现，表现在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开庙会等形式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生产队劳动组织代替了家庭和家族的生产职能，宗族的基本功能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但是，由于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农民依然被限制在土地上，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自然地连接着，宗族活动依然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又以传统形式进行，家庭又成为了农村生产经营的主体。“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庭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2](P40)农村宗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在旧的生产方式的环境下得到了发挥，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获得了复苏的土壤，特别是宗族的社会经济功能带动宗族的文化等其他功能的发展，这些功能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
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也体现在家族文化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重现上。“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容易受宗法观念的影响。”[3](P28)近年来，文化素质较好的青年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留在农村的依然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后，农村缺乏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新时代农民和现代先进文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旧思想和旧农民依然占据了农村社会，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功利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他们热衷于对家族姓氏的溯源追忆，家族名人的歌功颂德以及家族的传统技艺技能的整理传承，以抬高家族的威望和地位，谋取家族的利益，有的还打着继承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幌子，误导农民。
（二）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严重干扰了村民自治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宗族势力能够发展到如今的这种程度，也有着较为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是宗族活动复活的内在依据。
2、“亲族聚居”的居住方式是宗族活动复活的温床。
3、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宗族势力复活提供了自由空间。
4、社区文化建设落后为宗族势力复活提供了可乘之机。
5、精神心理因素对宗族活动复活的催化作用。
二、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在运行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民主的基础，跳不出自身的局限性，加上既定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历史上作为乡村利益的守护神——宗族势力仍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当“村民自治”制度携带着现代民主理念在国家主导下介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可利用资源，在这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中，宗族的作用激发出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正面影响
宗族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那么长时间，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感及其经过实践推敲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不可能人为就可以改变，加之现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宗族在处理民间纠纷和分配民间利益上的权威并没有根本性地消失。
其影响首先表现为宗族内外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载体、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2](P40)有着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它可以使众多的族众在血缘的召唤下形成一个整体，并在必要时在各方面达到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使宗族势力得以张扬，而同时，宗族又可以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乡规民约为基础，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节族内纠纷。
其影响又表现为道德教育和文化方面。宗族的教化作用是以家庭为主、族群为辅的方式，以族规、族训等传统宗族资料为基础，以道德人伦为核心，对广大族众进行教育的功能。虽然传统宗族资料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道德伦常色彩很浓，却也不乏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华。许多族规族训中常见的一些内容如：“尊老、爱幼、仁义、行善、积德”等，至今仍是较好的道德教育资源。
（二）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
宗族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对我国村民自治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宗族势力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在农村要有效实施村民自治需要有民主、法制、理性的社会环境，然而传统的宗教文化却是专制、宗教、感性的。因此，“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宗族势力和宗法观念成为了乡村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的对立面。”[4](P89)在“宗族势力”猖狂的地方，村民自治往往变成一种不顾全村村民权益、畸形发展的“怪胎”。
1、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在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地方，宗法活动频繁。在宗族的组织下，族人对修谱溯宗、整坟祭祖、盖祠堂、游神赛会等宗族活动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这些活动往往耗资巨大，如果这些巨额资金用来发展经济或者公益事业，则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虽然宗族承担了一定的经济互助功能，但是它带有小农经济明显的封闭保守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从根本上与开放创新、民主自由的现代生活不相适应。
2、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又表现为：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封建宗族活动，导致村民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减弱，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落实。”[5](P91)在一些地方，有的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曲解党的政策；有的甚至公开抵制，挑起和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且，一些地方的宗族组织制定有族规族约，有的直接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有的甚至用以取代国家法律法规，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在婚姻问题、家庭纠纷上，直接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在经济纠纷上乱罚款；有的甚至私设刑堂，非法拷打村民。
3、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还表现为：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政治文明。随着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抬头，在宗族势力强盛的地方，宗法活动大行其道，封建礼俗再度兴起，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与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充斥其间。一些村民根据礼俗生活，大操大办婚嫁丧葬，搞封建迷信，打牌赌博，严重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4、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最后表现为：影响农村生产经营活动。在一些宗族组织强大的地方，同姓同宗经济联合体，维护宗族和大家庭的经济利益，甚至搞非法经营活动，争山夺水，争地争矿，破坏农业生态和自然资源，干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经济秩序。
总之，农村家族势力的复兴给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其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在家族势力强大的地方更加突出。在一些宗族势力严重的地区，村里的大姓家族势力大，利用村民自治的机会渗入到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内部，把持村里的公共权力，推行家族自治，自行指定一些非法的规定来欺压群众，甚至对抗国家政策，拒绝国家法律制度的制约，成为家族势力为所欲为的“土围子”。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这些负面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三、如何消融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综观中国历史，宗族作为农村一种传统的自在组织，主体上是一种经济形态，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不管怎样变化，农村的宗族观念总是顽强地生存着，宗法组织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解决农村的宗族问题，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外在的力量的推动，要消除农村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的影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第二，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快社会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小农经济向大农经济的转变。
第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第四，规范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总之，在这场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村民自治制度”只有通过在与乡村中的实践，不断汲取乡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完善自身，才能在无国外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在乡土社会里生根、發芽，最终培育出有泥土气息的“市民社会”、“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曾成贵.宗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响[J]．党政干部论坛，2004.9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杨喜添.农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广州：广州大学学报，2006.6
[4]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报,2006.10
[5]何泽中.农村宗族活动与村民自治[J].湖湘论坛，2000.8
[6]苗月霞.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