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石鲁爱雄伟，他由衷地礼赞雄伟。
在《艺术·意识·情趣》中，石鲁说：“我们爱西北，爱西北风物的雄伟，革命的雄伟，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刚健、雄伟、纯朴就成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在《师法、师心与创法》中，他说：“我们在西北久了，对黄土高原的风物人情印象要深刻些。像华山，它是那么浑厚雄伟;陕北也另有风味，像洪水刚刚冲刷了的大地。看惯了绿洲景观的人，觉得它太干枯了，但它有它的美。”
我喜爱石鲁的雄伟。石鲁的根在黄土高原。从1957年开始，他对黄土高原进行了一系列写生。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创作全面开花结果。吴冠中先生评价石鲁说：“石鲁的画来自生活;石鲁的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石鲁的画气势磅礴。”石鲁的画细致而不琐碎，豪放而不粗疏，感情饱满而不矫揉造作，粗犷浓烈而又准确鲜明，含蓄蕴藉而又生动鲜活。
石魯以如椽巨笔，大匠运斤，塑造了延安的雄伟、黄土高原的雄伟、中国革命的雄伟。看石鲁的画，最突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雄伟。这在他的代表作《转战陕北》和《东渡》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石鲁作品《转战陕北》（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新建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需要一幅表现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时年40岁的石鲁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因此创作的《转战陕北》也成了石鲁的重要代表作。这幅作品中，“山体巍峨，长短不一的横线截断了垂直向下的墨线，蕴藏着一种雄浑、勃发的力量，这力量顺着流畅的线条蜿蜒而上，最后凝聚在背手眺望的领袖背影上”。笔墨概括凝练，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画家水中天曾对《转战陕北》的构思与表现作过中肯分析：“石鲁自己谈过这幅画的构思过程，一开始，也是想画‘一群群众欢呼’‘领袖看庄稼’这一类场面，但他觉得这样思想境界不高，抒情性不足。他要寻求一个可以使观众有充分想象和联想的画面……画面上土地的浑厚深广和空间的寥廓无垠，使人自然想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领袖的气度和胸襟。”（水天中《思想者的艺术——石鲁绘画艺术的特点》）
继《转战陕北》之后，石鲁的《高原放牧》《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等一系列精品问世。在这些豪情与诗意的新山水中，石鲁以雄厚有力的独特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人们看石鲁的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石鲁的雄伟？
石鲁是一个富有艺术天赋和艺术灵感的人。他一生充满艺术激情，视艺术为生命，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了正确的艺术道路，抓住了传统和生活这两个根本点。
石鲁敬畏传统且抓住了传统的精髓。少年时，他曾熟读《诗经》《古文观止》等，打下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他在63岁时撰写的《学画录》，集中反映了他精湛的艺术见解和渊博的传统文化修养。品读石鲁的画作，犹如读诗读史，意蕴深长。石鲁笔下的秦岭、华山、黄土高原、领袖和人民，所表现出的史诗般气派，深刻反映了他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深刻内在联系。他说：“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
在石鲁看来，“艺术形式的美，主要在于一个民族的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崇高的、向上的、健康的心理体现。因此，我们在艺术形式的发展上，首先要把自己看作民族传统形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且，“新的民族形式的出现，不能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外而来，而只能是从生活的源泉出发，沿着传统的河流去找。”
石鲁从不脱离生活且把握了生活的真谛。他1929年开始学艺，1939年到延安。他在宝塔山下工作、生活多年，其创作素材很多都来自在延安的经历。他认为，丰富蓬勃的生活是他最好的课堂。如果所经不多，所见不广，自然无从比较、想象和概括。生活枯竭，画必凋败。他的一句名言就是：“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早在延安时期，石鲁便养成了随时随地画速写的习惯。作家王汶石在《再给他十年》中回忆：“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无论是骄阳似火的酷夏，还是冰封雪拥的隆冬，人们常常见到一个长发蓬松的青年，背上缚着一个黑瘦的小男孩，时而在南七里铺的山头，时而在杜甫川的硷畔，一忽儿在延水之滨，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坐着个自制的小马扎扳，为农民，为石匠，为牧羊人，为赶脚汉，为自卫军、老红军、小八路，为女战士、婆姨、女子、老汉、娃娃潜心写照，为陕北的山水、窑洞、山村，以及陕北的蓝天、白云、落日、炊烟写生。他就是石鲁。”
在《昨天·今天·明天——创作断想》中，石鲁回顾了自己创作《南泥湾途中》时深入生活的感受和体会。他写道：1942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中，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搞美工。我们曾到南泥湾去给三五九旅的指战员慰问演出《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在同战士们共同生活、劳动中，他们开荒种地时那种艰苦奋斗、健康乐观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南泥湾山林苍茫、茂密、雄浑的气势，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1年秋，正值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时候，我第二次去南泥湾，看到途中的景色，比20年前更加苍郁、雄厚、旷达，稻田散发着谷香。在宁静中，我仿佛又听到当年开荒战士的歌声、笑声和镢锨的撞击声。我想到当年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征服荒山、克服困难，今天的暂时困难，用同样的革命精神，也是能够克服的……我大胆地根据昨天的生活印象，将骑马、扛镢、涉水前进的开荒战士，处理在今天又具体感受过的南泥湾幽深、苍莽的环境中。因为我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勇于克服困难才能取得胜利的精神，所以没有着意去描绘碧绿的稻田、遍地的牛羊，图解“陕北的好江南”歌词内容。但是，我却要着意在笔墨刚柔、疏密、浓淡、虚实变幻中，在战士形象的聚散、动势中，尽量形成陕北民歌的节奏和旋律。幽深中见明快、苍莽中含悠扬、淳朴中出奇巧。我想使人不仅沉浸于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对眼前生活的思索，还想引导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石鲁的话，讲清楚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讲清楚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基本道理。他富有创新精神与艺术思考的实践，为今天的艺术创作给出了有益的启思。
（作者为文化部原纪检组组长）
在《艺术·意识·情趣》中，石鲁说：“我们爱西北，爱西北风物的雄伟，革命的雄伟，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刚健、雄伟、纯朴就成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在《师法、师心与创法》中，他说：“我们在西北久了，对黄土高原的风物人情印象要深刻些。像华山，它是那么浑厚雄伟;陕北也另有风味，像洪水刚刚冲刷了的大地。看惯了绿洲景观的人，觉得它太干枯了，但它有它的美。”
我喜爱石鲁的雄伟。石鲁的根在黄土高原。从1957年开始，他对黄土高原进行了一系列写生。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创作全面开花结果。吴冠中先生评价石鲁说：“石鲁的画来自生活;石鲁的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石鲁的画气势磅礴。”石鲁的画细致而不琐碎，豪放而不粗疏，感情饱满而不矫揉造作，粗犷浓烈而又准确鲜明，含蓄蕴藉而又生动鲜活。
石魯以如椽巨笔，大匠运斤，塑造了延安的雄伟、黄土高原的雄伟、中国革命的雄伟。看石鲁的画，最突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雄伟。这在他的代表作《转战陕北》和《东渡》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新建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需要一幅表现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时年40岁的石鲁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因此创作的《转战陕北》也成了石鲁的重要代表作。这幅作品中，“山体巍峨，长短不一的横线截断了垂直向下的墨线，蕴藏着一种雄浑、勃发的力量，这力量顺着流畅的线条蜿蜒而上，最后凝聚在背手眺望的领袖背影上”。笔墨概括凝练，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画家水中天曾对《转战陕北》的构思与表现作过中肯分析：“石鲁自己谈过这幅画的构思过程，一开始，也是想画‘一群群众欢呼’‘领袖看庄稼’这一类场面，但他觉得这样思想境界不高，抒情性不足。他要寻求一个可以使观众有充分想象和联想的画面……画面上土地的浑厚深广和空间的寥廓无垠，使人自然想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领袖的气度和胸襟。”（水天中《思想者的艺术——石鲁绘画艺术的特点》）
继《转战陕北》之后，石鲁的《高原放牧》《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等一系列精品问世。在这些豪情与诗意的新山水中，石鲁以雄厚有力的独特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沿着传统的河流去找
人们看石鲁的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石鲁的雄伟？
石鲁是一个富有艺术天赋和艺术灵感的人。他一生充满艺术激情，视艺术为生命，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了正确的艺术道路，抓住了传统和生活这两个根本点。
石鲁敬畏传统且抓住了传统的精髓。少年时，他曾熟读《诗经》《古文观止》等，打下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他在63岁时撰写的《学画录》，集中反映了他精湛的艺术见解和渊博的传统文化修养。品读石鲁的画作，犹如读诗读史，意蕴深长。石鲁笔下的秦岭、华山、黄土高原、领袖和人民，所表现出的史诗般气派，深刻反映了他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深刻内在联系。他说：“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
在石鲁看来，“艺术形式的美，主要在于一个民族的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崇高的、向上的、健康的心理体现。因此，我们在艺术形式的发展上，首先要把自己看作民族传统形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且，“新的民族形式的出现，不能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外而来，而只能是从生活的源泉出发，沿着传统的河流去找。”
石鲁从不脱离生活且把握了生活的真谛。他1929年开始学艺，1939年到延安。他在宝塔山下工作、生活多年，其创作素材很多都来自在延安的经历。他认为，丰富蓬勃的生活是他最好的课堂。如果所经不多，所见不广，自然无从比较、想象和概括。生活枯竭，画必凋败。他的一句名言就是：“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艺术要引导对未来的憧憬
早在延安时期，石鲁便养成了随时随地画速写的习惯。作家王汶石在《再给他十年》中回忆：“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无论是骄阳似火的酷夏，还是冰封雪拥的隆冬，人们常常见到一个长发蓬松的青年，背上缚着一个黑瘦的小男孩，时而在南七里铺的山头，时而在杜甫川的硷畔，一忽儿在延水之滨，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坐着个自制的小马扎扳，为农民，为石匠，为牧羊人，为赶脚汉，为自卫军、老红军、小八路，为女战士、婆姨、女子、老汉、娃娃潜心写照，为陕北的山水、窑洞、山村，以及陕北的蓝天、白云、落日、炊烟写生。他就是石鲁。”
在《昨天·今天·明天——创作断想》中，石鲁回顾了自己创作《南泥湾途中》时深入生活的感受和体会。他写道：1942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中，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搞美工。我们曾到南泥湾去给三五九旅的指战员慰问演出《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在同战士们共同生活、劳动中，他们开荒种地时那种艰苦奋斗、健康乐观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南泥湾山林苍茫、茂密、雄浑的气势，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1年秋，正值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时候，我第二次去南泥湾，看到途中的景色，比20年前更加苍郁、雄厚、旷达，稻田散发着谷香。在宁静中，我仿佛又听到当年开荒战士的歌声、笑声和镢锨的撞击声。我想到当年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征服荒山、克服困难，今天的暂时困难，用同样的革命精神，也是能够克服的……我大胆地根据昨天的生活印象，将骑马、扛镢、涉水前进的开荒战士，处理在今天又具体感受过的南泥湾幽深、苍莽的环境中。因为我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勇于克服困难才能取得胜利的精神，所以没有着意去描绘碧绿的稻田、遍地的牛羊，图解“陕北的好江南”歌词内容。但是，我却要着意在笔墨刚柔、疏密、浓淡、虚实变幻中，在战士形象的聚散、动势中，尽量形成陕北民歌的节奏和旋律。幽深中见明快、苍莽中含悠扬、淳朴中出奇巧。我想使人不仅沉浸于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对眼前生活的思索，还想引导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石鲁的话，讲清楚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讲清楚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基本道理。他富有创新精神与艺术思考的实践，为今天的艺术创作给出了有益的启思。
（作者为文化部原纪检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