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据说这是2010年最为悲摧的网络恶搞诗。李刚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分局原副局长，其子李一帆在河北大学校园内醉驾肇事，致两名女生一死一伤之后，说出了“我爸是李刚”这句网络名言。无论当时的具体情景如何，这句话在转发过程中成为“官二代”作恶多端、无法无天的象征。无数人因此而作身世之感慨，对自己的父辈恨铁不成“刚”。
　　然而，回首2010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和“李刚”（也许是想象中所代表的不正当权势）区别开来。从这些区分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爸是我爸”不再是对命运的抱憾，而是为自身的独立和清白感到自豪。
　　这一年，新浪微博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它见证了新浪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也见证了网民们对话语平台的渴望。从媒体从业者、普通网民到地产商人、娱乐明星，所有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话痨。在这个话语的实验场中，对话的规则让位于事实的呈现。
　　一些娱乐明星被庞大的粉丝群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露出马脚。周立波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发表了“网络公厕”论，认为“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周立波意在呼吁官方漠视底层民意，但是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公厕论”未必没有道理。网络民意的确是一种粗鄙的状态，而且也正是以这种来势汹汹的口水表达给有关方面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一些非正常的事件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得到解决。
　　媒体从业者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微博的优势，使舆论监督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发生在9月间的江西宜黄自焚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一个叫“钟如九”的网络新ID。强行拆迁造成一死两伤的自焚悲剧之后，钟家姐妹在赴京途中，竟然遭到官方四十余人的围追堵截。她们得到记者帮助进行抗争的过程，在微博上全程直播。此后受伤者也通过微博寻求救助，直到今天这份关怀都还在继续。
　　强制拆迁在很多地方都上演了悲剧，让人无法相信社会上还有如此野蛮的行径，而且往往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不仅现行“拆迁条例”严重违背现有法律，而且执法权竟然可以移交给地痞流氓。因此有一件事情贯穿了年头和年尾，那就是“拆迁条例”的“变法”。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新法，被舆论认为是当下最急迫的事情，可是在1月29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就不见踪影，直到12月15日才突然钻了出来，第二次征求意见。这中间，野蛮拆迁事件一直在持续发生，悲剧从被拆迁者自焚发展到拆迁者被刺。无论如何，“变法”毕竟还在进行。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如此艰难孕育的新的“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惠顾到占中国土地绝大多数份额的农村“集体土地”。正是在这些沉默的土地上，发生着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不应该被忽略的故事。改革开放前，农民们把土地上的大部分收成上交国家来支援城市；改革开放后，他们离开土地把身体挪进沿海的工厂来支援城市。他们的子女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被人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2010年5月，他们发出了和父辈不同的声音。他们接二连三地从深圳富士康工厂的宿舍楼顶跳下，沉重地落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虽然血迹很快被打扫干净，可是肝脑涂地的声音烙印在了一代人的心头。几乎同时，就在相距不远的佛山本田公司，爆发了罢工事件，并且工人代表与资方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谈判。罢工事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不成功的复制。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中国经济历年来的重要问题。在往年的讨论中，只有政府、专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影子，今年这些跳楼和罢工事件，让人们听见了产业工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仅仅被当作生产要素，而是呈现为要求公民权利的个体。
　　这些声音往往被当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长期被压制的情绪，转换成屠杀弱者的暴力。在福建南平、陕西郑南、江苏泰兴、山东潍坊都相继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童事件，突破了人伦道德的底线。
　　今年3 月山西王家岭矿难发生之后，政府组织了有效的救援，115名被困矿工获救。但是遇难名单自始至终未能公布，而且疑点甚多，使得政府信用大打折扣，无论好事坏事，民众都再三观望。
　　而民众自身的信用和信心，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