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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联书店，有一个不应忘记的人，他就是罗孚。
沈昌文曾经多次回忆，他在三联主事的那段时间有一个神秘的老头给了他莫大的帮助，这个老头是上帝给三联书店带来的礼物。他认为，罗孚，这位闻名海内外的老报人，在北京居住了十年，是上帝的旨意。
一九八二年，罗孚经历了一场人生的重大变故。一九八三年，罗孚初在北京住下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亲戚之外，只想和好朋友聂绀弩联系。为了找到聂绀弩，他先找了被聂绀弩称为“四姑娘”的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在一九八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聂绀弩介绍罗孚认识了周健强。有一次，罗孚到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六号去找周健强，两人正在楼道里说话，突然，从旁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人，上前一把抓住罗孚，有些激动地大声说：“老罗，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这个人就是范用。二○一○年，罗孚对范里和范又说，老范这句话和说这句话时的神情，我一直都无法忘记。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
罗孚和三联书店的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周健强建议，请罗孚写一本谈香港的书，因为那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内地关注香港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范用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在文化方面我们也特别需要了解香港。于是罗孚写了一年多，到一九八五年秋天才写完，起了一个笔名“柳苏”。为了保险，周健强每次都自己或请丈夫把罗孚的手稿重抄一次。一九八六年，这本颇有特色的小书出版了，书名《香港??香港??》也很耐人寻味，范用约请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素描风格的插图，自己亲手作了装帧设计。这本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当时这本小书成了许多单位派去香港人员的必读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在香港也成了畅销书。
罗孚身在报界，但也是一个爱书的人。他在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时候，也是一个策划畅销书的高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次比武触发了香港大众热爱武侠的热情，罗孚不失时机地鼓励同事陈文统和查良镛开始写武侠小说，并策划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上连载，于是就有了梁羽生和金庸。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罗孚开始策划以通俗作品来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先安排《大公报》同事周榆瑞，利用周在南京做记者时的目睹耳闻，假托蒋的侍卫官，以宋乔为笔名写了《侍卫官杂记》。这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罗孚觉得感情化的东西还是多了一些。为了塑造一个更“真实”的蒋介石，他又安排《新晚报》副总编辑严庆澍以唐人为笔名写了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在《新晚报》连载七年之久。这两部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广为流传，在内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读者。罗孚还帮助曹聚仁，首次让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面世。
范用是在一九七九年出差去香港参加书展时认识罗孚的，两位爱书的人，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来北京以后，罗孚更是成了范用家里和范用召集的各种饭局上的常客。他们交流最多的也是读书和出书，罗孚给三联书店提出了不少好的策划选题。当时，叶灵凤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头上一直顶着三顶帽子，“叛徒”、“汉奸”和“反鲁迅”。罗孚结合自己和叶灵凤接触时了解到的一些未曾公开的秘密，写了几篇文章为他澄清。他编辑了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使得许多尘封的文字重见天日，这也成了三联书店多年来的常销书。
沈昌文是在和范用一起去香港时，第一次见到罗孚。当范用把罗孚来北京的情况告诉沈昌文后，沈昌文就经常去拜访，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罗孚写了一组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从此，《读书》的作者中又有一位“柳苏”横空出世。在《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你一定要看董桥》等文章中，罗孚不仅全方位地描述了香港的文坛，还提出了研究和认识香港文学界的路径和方法。他肯定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香港文化也同样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此后，罗孚还在《读书》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外国作家的文章。他也是《读书》编辑部的常客，扬之水的日记里，有许多地方记载了罗孚或者柳苏来参加三联和《读书》的各种活动。她也经常到罗孚住处去取稿，她觉得罗孚为人低调，言谈并不多。
在三联书店的那一段“黄金岁月”里，罗孚起了很不一般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抄一段沈昌文的话：“我通过罗孚还结识了董桥、戴天和许多香港的文化人，出版了香港《今日世界》杂志的许多内容，也因与《今日世界》杂志的关系，与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由他们资助出版了一套美国文化丛书，即著名的黑皮书系列美国文库，其中包括霍桑、奥尼尔、爱伦·坡等美国著名作家集，我们还建立了与法国大使馆的关系，出版了法国文化丛书，这一切都是从罗孚开始，罗孚在帮助三联书店扩大自己的出版范围方面真是立了大功，罗孚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可以说我们在内地与港台交往的重要关系都是罗孚介绍，通过罗孚使香港与内地文坛的人事联系变得十分密切。”
在北京和三联交往的十年，要说罗孚也受了三联一点什么影响，那可能就是诙谐和幽默。一九九四年，是罗孚回香港后的第一年。那年春节，他给三联寄来一张信笺，上面写道：“秀玉、吴彬、丽雅、宝兰以及‘鹤立’的昌文诸位：年卡已不够，只能失礼如此。‘鹤立’加引号，以示立凤群也。新春吉祥快乐！罗柳苏。”
沈昌文曾经多次回忆，他在三联主事的那段时间有一个神秘的老头给了他莫大的帮助，这个老头是上帝给三联书店带来的礼物。他认为，罗孚，这位闻名海内外的老报人，在北京居住了十年，是上帝的旨意。
一九八二年，罗孚经历了一场人生的重大变故。一九八三年，罗孚初在北京住下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亲戚之外，只想和好朋友聂绀弩联系。为了找到聂绀弩，他先找了被聂绀弩称为“四姑娘”的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在一九八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聂绀弩介绍罗孚认识了周健强。有一次，罗孚到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六号去找周健强，两人正在楼道里说话，突然，从旁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人，上前一把抓住罗孚，有些激动地大声说：“老罗，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这个人就是范用。二○一○年，罗孚对范里和范又说，老范这句话和说这句话时的神情，我一直都无法忘记。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
罗孚和三联书店的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周健强建议，请罗孚写一本谈香港的书，因为那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内地关注香港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范用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在文化方面我们也特别需要了解香港。于是罗孚写了一年多，到一九八五年秋天才写完，起了一个笔名“柳苏”。为了保险，周健强每次都自己或请丈夫把罗孚的手稿重抄一次。一九八六年，这本颇有特色的小书出版了，书名《香港??香港??》也很耐人寻味，范用约请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素描风格的插图，自己亲手作了装帧设计。这本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当时这本小书成了许多单位派去香港人员的必读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在香港也成了畅销书。
罗孚身在报界，但也是一个爱书的人。他在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时候，也是一个策划畅销书的高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次比武触发了香港大众热爱武侠的热情，罗孚不失时机地鼓励同事陈文统和查良镛开始写武侠小说，并策划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上连载，于是就有了梁羽生和金庸。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罗孚开始策划以通俗作品来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先安排《大公报》同事周榆瑞，利用周在南京做记者时的目睹耳闻，假托蒋的侍卫官，以宋乔为笔名写了《侍卫官杂记》。这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罗孚觉得感情化的东西还是多了一些。为了塑造一个更“真实”的蒋介石，他又安排《新晚报》副总编辑严庆澍以唐人为笔名写了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在《新晚报》连载七年之久。这两部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广为流传，在内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读者。罗孚还帮助曹聚仁，首次让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面世。
范用是在一九七九年出差去香港参加书展时认识罗孚的，两位爱书的人，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来北京以后，罗孚更是成了范用家里和范用召集的各种饭局上的常客。他们交流最多的也是读书和出书，罗孚给三联书店提出了不少好的策划选题。当时，叶灵凤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头上一直顶着三顶帽子，“叛徒”、“汉奸”和“反鲁迅”。罗孚结合自己和叶灵凤接触时了解到的一些未曾公开的秘密，写了几篇文章为他澄清。他编辑了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使得许多尘封的文字重见天日，这也成了三联书店多年来的常销书。
沈昌文是在和范用一起去香港时，第一次见到罗孚。当范用把罗孚来北京的情况告诉沈昌文后，沈昌文就经常去拜访，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罗孚写了一组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从此，《读书》的作者中又有一位“柳苏”横空出世。在《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你一定要看董桥》等文章中，罗孚不仅全方位地描述了香港的文坛，还提出了研究和认识香港文学界的路径和方法。他肯定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香港文化也同样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此后，罗孚还在《读书》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外国作家的文章。他也是《读书》编辑部的常客，扬之水的日记里，有许多地方记载了罗孚或者柳苏来参加三联和《读书》的各种活动。她也经常到罗孚住处去取稿，她觉得罗孚为人低调，言谈并不多。
在三联书店的那一段“黄金岁月”里，罗孚起了很不一般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抄一段沈昌文的话：“我通过罗孚还结识了董桥、戴天和许多香港的文化人，出版了香港《今日世界》杂志的许多内容，也因与《今日世界》杂志的关系，与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由他们资助出版了一套美国文化丛书，即著名的黑皮书系列美国文库，其中包括霍桑、奥尼尔、爱伦·坡等美国著名作家集，我们还建立了与法国大使馆的关系，出版了法国文化丛书，这一切都是从罗孚开始，罗孚在帮助三联书店扩大自己的出版范围方面真是立了大功，罗孚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可以说我们在内地与港台交往的重要关系都是罗孚介绍，通过罗孚使香港与内地文坛的人事联系变得十分密切。”
在北京和三联交往的十年，要说罗孚也受了三联一点什么影响，那可能就是诙谐和幽默。一九九四年，是罗孚回香港后的第一年。那年春节，他给三联寄来一张信笺，上面写道：“秀玉、吴彬、丽雅、宝兰以及‘鹤立’的昌文诸位：年卡已不够，只能失礼如此。‘鹤立’加引号，以示立凤群也。新春吉祥快乐！罗柳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