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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靖县梅林镇科岭村是闽南革命老区，这里传颂着一个故事：1929年秋，红四军七大结束后，在党内受到错误排斥的毛泽东，又遭国民党民团“围剿”追捕。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当地农民王鼎荣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救助了毛泽东。由于多种原因，此事长期保密，直到“文革”之后才为世人所知。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打下了赣南闽西一大片根据地。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江西、福建、广东进行三省“会剿”。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打算解决内部矛盾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但事与愿违，大会未经中央指示就进行前委改选，致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失去了最高军事指挥权，红四军内部问题愈发严重。
一张“谷褡”解救了一个人
7月8日，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养病，并以中央委员和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指导闽西地方工作。8月21日，毛泽东转移到永定金丰大山岐岭牛牯扑村，与贺子珍一起住在“华兴楼”。几天后，他们搬到3里外青山下的一座竹寮，毛泽东把竹寮题名为“饶丰书房”。此时，身患疟疾的毛泽东一边治病，一边开展调查研究，与闽西党政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討论党和军队建设问题，为后来的古田会议做了理论准备。
当时毛泽东化名“杨子任”，当地人误以为是姓杨的主任，所以叫他“杨主任”“杨先生”。国民党接到当地地主土豪告密，判断“杨先生”可能是毛泽东。9月17日，永定县金丰区13个乡的民团以及广东大埔保安团共700多人，兵分两路“清剿”金丰大山。当时，朱德率红四军4个纵队运动到上杭城外，原在永定的闽西红七军第57团也已调离，负责阻击敌人保卫毛泽东的是粟裕带领的红四军一个警卫连，但寡不敌众。紧要关头，陈添裕等赤卫队员背着毛泽东转移到牛牯扑以北2.5公里远的雨顶坪村。过了几天，当地赤卫大队长马永昌带领的一个短枪班护卫毛泽东、贺子珍转移到永定陈东上石垄村，这里离科岭只有10公里左右。
1929年9月下旬的一天，约上午8点，阳光灿烂，科岭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下斜村，23岁的贫农王鼎荣在晒谷场铺开几张晒稻谷用的闽南话叫“谷褡”的竹席，准备翻晒刚收获的稻谷。从清晨开始，附近几座山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枪声，夹杂着几拨人群的追逐喝骂声。王鼎荣并不在意，对此他已经司空见惯了。
科岭是闽南闽西的一个分界岭，尽管还未建立中共党组织，但游击队经常在附近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民团多次“扫荡”科岭，烧毁了许多民房。因此听到枪声，王鼎荣只道是民团又来扰民了。
此时，忽然从科岭西边永定方向的密林小路上钻出一个高个男子，急匆匆地来到王鼎荣跟前。这个不速之客看起来三十六七岁，留着长发分头，身穿蓝色长布衫，脚穿黑色布鞋，面颊消瘦，满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但神情坚毅，不慌不忙。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向王鼎荣问路：“老乡，这是哪里？往永定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后面有民团追我。”王鼎荣淳朴憨厚，心想民团无恶不作，被民团追捕的一定是好人，要帮他解围，便操着闽南腔的国语说：“这里是科岭，你迷路了吧？要先避避风头再走。”
两人对话间，小路那头隐隐约约冲过来几十个团丁，情况十分危急。来人放眼四方，只见晒谷场一边有一间破旧的存放农具的土坯角楼，此外附近几百米内没有房屋，都是刚收割完稻谷的田地，根本无法躲人，怎么办？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王鼎荣灵机一动，连拉带拽让来人躺到一张“谷褡”上，又把“谷褡”卷曲起来盖住身体，滚落到晒谷场边沿的排水沟里，并用稻草胡乱塞在“谷褡”两端。王鼎荣强作镇定，继续若无其事地用竹耙扒拉着稻谷粒子。
转眼间，50多个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团丁冲到晒谷场，气势汹汹地朝王鼎荣大喊：“有没有看见一个高个子跑过来，那是赤匪大头目，举报有功重重有赏，窝藏不报格杀勿论。”王鼎荣忙不迭地说没看见。团丁闯进角楼，上下搜查一番，没发现可疑痕迹，而角楼外一览无余，又气又累的团丁于是骂骂咧咧地朝村外几百米远的山坡丛林搜索过去。
危险解除后，来人对王鼎荣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刚才和我一起走的几位同志在永定那边被冲散了，我要赶快过去找他们，他们一定很着急。”王鼎荣说：“你路不熟，我给你带路吧。”说完执意带来人抄近路绕过山岗，不一会儿就到了永定地界。来人紧紧握住王鼎荣的手，连连感谢，问他姓名。王鼎荣读音不准，把“鼎”说成了“等”。来人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科岭王等荣”，并嘱咐他此事要绝对保密，以免受连累遭国民党祸害。王鼎荣承诺，一定不对别人提起这件事。
1930年以后。科岭成为红军的游击区。中央红军长征后，1934年冬，福建军区独立红八团派出一支20多人的武装工作团进驻科岭。1935年年初，在科岭下斜村成立中共岩永靖边区特委，负责龙岩、永定、南靖边区的游击战争。8月，特委改称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李明康（1911-1936）为主席。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随即从永定迁到这里，领导岩永靖、岩南漳、永和靖等县级边区军政委员会。上下级两个军政委员会汇集在一起，使科岭成为中共领导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当年救的竟是毛泽东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来到科岭后，很快找到王鼎荣，告诉他当年救的那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委托张鼎丞，见到“科岭王等荣”时要再次表示感谢，相信后会有期。张鼎丞又嘱咐王鼎荣，战争年代要注意保密，救毛泽东的事千万不可声张。在张鼎丞、李明康的指导帮助下，王鼎荣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中共党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张鼎丞率270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王鼎荣和部分游击队员仍然留在科岭，一直坚持战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9月，南靖县人民政府派人通知在家务农的王鼎荣准备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交给他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公函。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请柬高约15厘米，宽约9厘米，橘黄色，四周镶嵌金色边线。封面收信人、寄信人栏目竖写着：“福建省老根据地王等荣代表”一行字，还盖了标识“密件”的印章。折叠连接的另一张信纸，上面印着国徽和红色宋体字：“订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王鼎荣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福建老革命根据地，比他资格高，功劳大的老战士、老干部太多了，单说南靖县就有130多个老根据地基点村、700多位老战士、老干部，名额很有限的国庆观礼代表名额，怎会轮到自己身上呢？况且，姓名写的是“王等荣”，会不会是请柬发错人了？
王鼎荣不放心，又亲自到南靖县人民政府询问真假。县政府派人陪他到漳州打听具体情况，漳州专区行署打电话请示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张鼎丞说：“是毛主席亲自指名邀请王鼎荣参加的，没错！”9月下旬，王鼎荣高高兴兴地出发进京。当年鹰潭铁路还未修建，王鼎荣乘汽车从闽南到北京用了7天7夜。
9月30日傍晚，中南海怀仁堂办宴席招待来自南方各老根据地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代表。毛泽东在怀仁堂门口热情地迎接各位代表，一看到王鼎荣就上前紧紧握手、招呼问候。各位代表就席后，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老区人民，就没有我毛泽东。”
10月1日，王鼎荣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阅兵，随后又参观了一些地方，才回到科岭。王鼎荣长期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在农村基层，他守口如瓶，从没公开张扬救过毛泽东的往事，只有少数党政干部和几个亲人知道这件事。忠厚耿直的他一直认为，毛主席在科岭遇险，是革命征途中的一个悲剧，是“不光彩的事情”，不应该泄露，给伟大领袖“抹黑”。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工作者挖掘科岭革命事迹，动员王鼎荣给后代留下珍贵史料，他才公开讲述了救毛泽东的经过。1986年王鼎荣去世，享年80岁。
2010年以后，科岭下斜村修建了“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旧址纪念馆”、红军街、红军路，并在复制的晒谷场角楼墙上画了毛泽东“问路”和王鼎荣翻晒稻谷的场景。这里成了闽南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叶筱）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打下了赣南闽西一大片根据地。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江西、福建、广东进行三省“会剿”。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打算解决内部矛盾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但事与愿违，大会未经中央指示就进行前委改选，致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失去了最高军事指挥权，红四军内部问题愈发严重。
一张“谷褡”解救了一个人
7月8日，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养病，并以中央委员和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指导闽西地方工作。8月21日，毛泽东转移到永定金丰大山岐岭牛牯扑村，与贺子珍一起住在“华兴楼”。几天后，他们搬到3里外青山下的一座竹寮，毛泽东把竹寮题名为“饶丰书房”。此时，身患疟疾的毛泽东一边治病，一边开展调查研究，与闽西党政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討论党和军队建设问题，为后来的古田会议做了理论准备。
当时毛泽东化名“杨子任”，当地人误以为是姓杨的主任，所以叫他“杨主任”“杨先生”。国民党接到当地地主土豪告密，判断“杨先生”可能是毛泽东。9月17日，永定县金丰区13个乡的民团以及广东大埔保安团共700多人，兵分两路“清剿”金丰大山。当时，朱德率红四军4个纵队运动到上杭城外，原在永定的闽西红七军第57团也已调离，负责阻击敌人保卫毛泽东的是粟裕带领的红四军一个警卫连，但寡不敌众。紧要关头，陈添裕等赤卫队员背着毛泽东转移到牛牯扑以北2.5公里远的雨顶坪村。过了几天，当地赤卫大队长马永昌带领的一个短枪班护卫毛泽东、贺子珍转移到永定陈东上石垄村，这里离科岭只有10公里左右。
1929年9月下旬的一天，约上午8点，阳光灿烂，科岭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下斜村，23岁的贫农王鼎荣在晒谷场铺开几张晒稻谷用的闽南话叫“谷褡”的竹席，准备翻晒刚收获的稻谷。从清晨开始，附近几座山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枪声，夹杂着几拨人群的追逐喝骂声。王鼎荣并不在意，对此他已经司空见惯了。
科岭是闽南闽西的一个分界岭，尽管还未建立中共党组织，但游击队经常在附近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民团多次“扫荡”科岭，烧毁了许多民房。因此听到枪声，王鼎荣只道是民团又来扰民了。
此时，忽然从科岭西边永定方向的密林小路上钻出一个高个男子，急匆匆地来到王鼎荣跟前。这个不速之客看起来三十六七岁，留着长发分头，身穿蓝色长布衫，脚穿黑色布鞋，面颊消瘦，满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但神情坚毅，不慌不忙。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向王鼎荣问路：“老乡，这是哪里？往永定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后面有民团追我。”王鼎荣淳朴憨厚，心想民团无恶不作，被民团追捕的一定是好人，要帮他解围，便操着闽南腔的国语说：“这里是科岭，你迷路了吧？要先避避风头再走。”
两人对话间，小路那头隐隐约约冲过来几十个团丁，情况十分危急。来人放眼四方，只见晒谷场一边有一间破旧的存放农具的土坯角楼，此外附近几百米内没有房屋，都是刚收割完稻谷的田地，根本无法躲人，怎么办？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王鼎荣灵机一动，连拉带拽让来人躺到一张“谷褡”上，又把“谷褡”卷曲起来盖住身体，滚落到晒谷场边沿的排水沟里，并用稻草胡乱塞在“谷褡”两端。王鼎荣强作镇定，继续若无其事地用竹耙扒拉着稻谷粒子。
转眼间，50多个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团丁冲到晒谷场，气势汹汹地朝王鼎荣大喊：“有没有看见一个高个子跑过来，那是赤匪大头目，举报有功重重有赏，窝藏不报格杀勿论。”王鼎荣忙不迭地说没看见。团丁闯进角楼，上下搜查一番，没发现可疑痕迹，而角楼外一览无余，又气又累的团丁于是骂骂咧咧地朝村外几百米远的山坡丛林搜索过去。
危险解除后，来人对王鼎荣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刚才和我一起走的几位同志在永定那边被冲散了，我要赶快过去找他们，他们一定很着急。”王鼎荣说：“你路不熟，我给你带路吧。”说完执意带来人抄近路绕过山岗，不一会儿就到了永定地界。来人紧紧握住王鼎荣的手，连连感谢，问他姓名。王鼎荣读音不准，把“鼎”说成了“等”。来人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科岭王等荣”，并嘱咐他此事要绝对保密，以免受连累遭国民党祸害。王鼎荣承诺，一定不对别人提起这件事。
1930年以后。科岭成为红军的游击区。中央红军长征后，1934年冬，福建军区独立红八团派出一支20多人的武装工作团进驻科岭。1935年年初，在科岭下斜村成立中共岩永靖边区特委，负责龙岩、永定、南靖边区的游击战争。8月，特委改称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李明康（1911-1936）为主席。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随即从永定迁到这里，领导岩永靖、岩南漳、永和靖等县级边区军政委员会。上下级两个军政委员会汇集在一起，使科岭成为中共领导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当年救的竟是毛泽东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来到科岭后，很快找到王鼎荣，告诉他当年救的那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委托张鼎丞，见到“科岭王等荣”时要再次表示感谢，相信后会有期。张鼎丞又嘱咐王鼎荣，战争年代要注意保密，救毛泽东的事千万不可声张。在张鼎丞、李明康的指导帮助下，王鼎荣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中共党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张鼎丞率270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王鼎荣和部分游击队员仍然留在科岭，一直坚持战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9月，南靖县人民政府派人通知在家务农的王鼎荣准备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交给他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公函。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请柬高约15厘米，宽约9厘米，橘黄色，四周镶嵌金色边线。封面收信人、寄信人栏目竖写着：“福建省老根据地王等荣代表”一行字，还盖了标识“密件”的印章。折叠连接的另一张信纸，上面印着国徽和红色宋体字：“订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王鼎荣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福建老革命根据地，比他资格高，功劳大的老战士、老干部太多了，单说南靖县就有130多个老根据地基点村、700多位老战士、老干部，名额很有限的国庆观礼代表名额，怎会轮到自己身上呢？况且，姓名写的是“王等荣”，会不会是请柬发错人了？
王鼎荣不放心，又亲自到南靖县人民政府询问真假。县政府派人陪他到漳州打听具体情况，漳州专区行署打电话请示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张鼎丞说：“是毛主席亲自指名邀请王鼎荣参加的，没错！”9月下旬，王鼎荣高高兴兴地出发进京。当年鹰潭铁路还未修建，王鼎荣乘汽车从闽南到北京用了7天7夜。
9月30日傍晚，中南海怀仁堂办宴席招待来自南方各老根据地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代表。毛泽东在怀仁堂门口热情地迎接各位代表，一看到王鼎荣就上前紧紧握手、招呼问候。各位代表就席后，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老区人民，就没有我毛泽东。”
10月1日，王鼎荣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阅兵，随后又参观了一些地方，才回到科岭。王鼎荣长期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在农村基层，他守口如瓶，从没公开张扬救过毛泽东的往事，只有少数党政干部和几个亲人知道这件事。忠厚耿直的他一直认为，毛主席在科岭遇险，是革命征途中的一个悲剧，是“不光彩的事情”，不应该泄露，给伟大领袖“抹黑”。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工作者挖掘科岭革命事迹，动员王鼎荣给后代留下珍贵史料，他才公开讲述了救毛泽东的经过。1986年王鼎荣去世，享年80岁。
2010年以后，科岭下斜村修建了“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旧址纪念馆”、红军街、红军路，并在复制的晒谷场角楼墙上画了毛泽东“问路”和王鼎荣翻晒稻谷的场景。这里成了闽南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