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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运进入了低潮，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与深刻反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和“儒家社会主义”错误言论，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国际共运；历史终结论；儒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4-0042-05
自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来，理论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渊源、逻辑体系、理论创新、现实意义以及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很多理论成果。但鲜有从国际共运的视角来探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与现实指向。实际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苏东剧变亡党的重挫后，中国共产党借鉴和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不断正视自身问题、探索自身建设和执政规律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复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能够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而且有助于回击“历史终结论”和“儒家社会主义”错误言论。
一、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不断借鉴和深刻反思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亡党教训的深刻反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缘何会在一夜之间，政权改旗易帜，苏共失去了政权？这值得国际共产党的深刻反思。
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教训值得反思。从苏共执政过程来看，苏联的兴衰成败全系于苏联共产党。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朝气蓬勃，充满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应该具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品格。他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1]。并且鼓励领导干部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做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2]列宁还特别提出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认为“领导者不应脱离被领导的群体，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要“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3]。然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特别是高层领导尤其缺乏有效监督，逐渐破坏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规矩，形成了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等级授职制加速‘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同体监督机关则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各类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进而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阶层和官僚腐败集团，因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苏共既无力遏制和解决越演越烈的自身腐败问题，更无法经受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4]这一切埋下了苏共垮台的‘总病根’。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负责人久加诺夫对苏共亡党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是其祸首，‘言论’、‘权力’、‘财富’三垄断成为了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5]
苏共亡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最大挫折，它给国际共运带来治党管党的深刻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从当前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首次将治党要求由“从严”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政党现代化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做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建构，尤其是重点针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强调“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彰显了以俄为鉴加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設的坚强决心。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自身党建进行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的借鉴。苏东剧变后，共产党的政权遭到削弱。原来十五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1991年锐减为五个（中、越、朝、老、古），苏东剧变后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力量衰退，如俄共、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受到的冲击最大，力量损失很大，逐渐被边缘化。尽管2008年又新增尼泊尔和塞浦路斯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尼泊尔共产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胜，成为尼泊尔执政党。塞浦路斯的赫里斯托菲亚成为塞浦路斯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人总统）[6]。但是国际共运舞台上，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纲领，仍然无法扭转低潮现状。然而，面对新的形势，丧失执政党地位的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停止对党建问题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而是不同程度地探索和调整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目标。
随着20世纪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下野”的欧洲共产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多样化，以及新社会阶层的产生，需要对新革命力量、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进行重新认识。关于党的性质的认识，开始由“工人阶级政党”转为“群众性政党”。“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大多数主张建设‘群众性的先锋党’，转型国家共产党大都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的党。发达国家共产党大多数已经不再提工人阶级先锋队，出现了‘工人阶级党’到‘大众的党’、‘群众党’的转变。”[7]党组织成分的变化，必然需要对党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葡共声明自己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西共自称是工人运动和社会各阶层的一部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工人、劳动者、所有男女公民的一个自由的政治组织等等”。[8]这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意味着各国共产党正在谋求新的发展。在党的奋斗目标方面，一些国家共产党虽然没有放弃党的奋斗目标，但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结合时代需要、社会环境和肩负的任务的变化，在党的奋斗目标中添加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元素，如“新芬兰共产党提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代表理想和社会运动，还将创造能够确保人民权力、就业、平等、福利及新的人类文明的条件的新的力量和经济结构。葡共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深化，提出了‘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口号。”“西共认为，社会主义在于实现最深刻、最安全、最有参与权的民主，要切实为实现人权和神圣的自由权而奋斗，要不断扩大和深化民主，不断扩大人民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监督，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充分的民主。”[9]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具有改良性质，但也描述了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期待和积极探索。 苏东剧变后，在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中，都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坚决反对西方的多党制。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如越共的‘胡志明思想’、‘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古共的‘马蒂思想’都有调整。印共（马）强调马列主义要与印度的具体条件相结合。”[10]这些社会主义执政党还特别重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强调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强化民主政治建设，“越共、古共、老挝人民革命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旗帜， 强调只有切实发扬党内民主，才能保卫革命和建设成果。古共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最好体现，只有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环境，拓展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途径， 让不同的意见平等讨论，才能在困难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越南共产党逐渐由以前过分强调“集中”逐渐向“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提出既要“在党的组织、生活、活动中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完善，扩大其“民主”的精神和内涵。老挝人革党强调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把党内民主视为衡量党的领导作风是否过硬的重要标准。”[11]此外，这些社会主义执政党还“注重从制度上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党内管理机制和行政法规，规范党员的言行。越共把腐败现象列为“四大危机”之一，颁布了《反贪污法》及财政公开、领导干部和家属子女财产申报等制度。老挝党出台了《领导干部禁令》、《高级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等文件，古共除了颁布《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外，还制定了《反贪污法》和《干部公务员法》”，[12]在党内新生代干部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拔上，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重视选人用人制度，主张培养和推选出忠于党和人民、德才兼备、坚忍不拔，年富力强的人才，进入到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上。
尽管各国共产党没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出低谷，但是各国共产党都在积极作为，勇于推进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借，国际共运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13]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随影相伴，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加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净化政治生态，以保持党的生机活力。
二、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新成果，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为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与指导。“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每一次创新与发展，都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都会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前进与发展”。[14]毛泽东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他结合革命年代的客观需要，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加强政党建设，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坚定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实现了中国近代史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5]等现实问题，初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及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现实问题，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深入发展。胡锦涛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突出了执政能力建设，重视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地把握了新形势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把“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的高度，从“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以全新的视角对党的建设重大现实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時期我们全党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政治指南。为进一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实践，势必会对当代处于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方法论借鉴与指导。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期，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劲头强势。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更好地发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指导作用。全面从严治党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建最新理论成果，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一方面，从历史坐标上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尤其在面对严峻复杂的世情，新老问题交织的国情和四大风险考验的党情，并且又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的前提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行积极部署，以壮士扼腕的精神把从严治党逐渐推进到“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以打造党内政治清明、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指导，更为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治党管党的新思路。另一方面，苏东剧变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能够在执政过程中顶住各种风险，因对各种挑战，克服各种困难，找准历史方位，调适自身理念，推进理论创新，自身力量在革新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能够屹立于国际社会而红旗飘扬，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目前党员队伍已经发展为8800多万，全国有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可谓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因此，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掌握今天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任务”。[16]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有利于提升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对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强大的中国必然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回击各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错误言论
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国内外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一直未停止过。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存在一种唱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声音，比较典型的是西方学界的“历史终结”论调。在国内，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深入人心，但仍有一些杂音在持否定态度，如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为“儒家社会主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崩塌，这让西方社会欢腾不已。西方学术界沉醉在“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之中，一些学者不断著书立说粉饰资本主义美好前景，而对社会主义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抨击。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抛出了他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消亡，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文化霸权时代，这种西方文明必胜的观点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这种“历史终结论”与“社会主义消亡论”曾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甚至导致政局动荡，一度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迷失。时至今日，西方敌对势力依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一直企图将我国纳入他们的价值体系，国内一些人与之遥相呼应，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碰撞异常激烈。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一些党员和干部疑惑了、动摇了，甚至蜕变了”。[17]西方社会妄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干扰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地位。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还出现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曲解和误读现象，他们宣扬中国儒家经典中有关“大同”的思想，将其与社会主义融合起来讲述“儒家社会主义”。其中比较典型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论。该观点“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18]，并自称这是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框架。甚至还有人著书支持这种言论，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19]。虽然从学理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同，但是从思想深处，显示了学界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质疑，以及对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的失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强调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加强党的领导，增强核心意识；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牢筑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基石；激励中华民族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使全国各族人民凝结成“命运共同体”，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些事实打破了西方所谓的“共产主义失败”的论调，有力地回击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的错误言论，在21世纪初这个新历史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孕育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相比，西方政党轮流执政也常常陷入危机之中。比如关于韩国总统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以及美国大选之际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这些政治丑闻多次暴露出“西式民主”的困境，彰显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幕。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肯定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说，“从严治党是在巩固中国的制度基础，确保未来社会在高道德标准上平稳运转。这不但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20]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新形势下中共从严治党意义非凡，显示出西方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当然，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存在着诸多误解，但这并不能够否认中共政党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性。某种程度上，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党统治状况越重视，越表示西方对中国强大的恐惧和不安，客观上是对西方“历史终结论”的间接否定。而国内学者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尽管其“社会主义”思想元素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但是从本质上说，它毕竟是吸收了基于封建落后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属于不具备现实基础的乌托邦幻想。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2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不仅为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政治动力，而且从更深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回击了各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错误言论。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4.
[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3]列宁文稿（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14-315.
[4]董瑛.苏共亡党应成为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苏共亡党对中共廉洁政治建设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3，（5）.
[5][6][7][10]常天乐等.国外共产党的生存现状[J].领导文萃，2010，（10）.
[8][9]吴冉.从国际共运视角解读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3）.
[11][12]刘晓丽.国外一些主流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经验与启示——访季正矩教授[J].社會主义研究，2014 ，（1）.
[1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
[14]李东明.试论国际共运视野下的中国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8）.
[15]陈俊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观点解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134.
[1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69.
[1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33.
[18][19]寇清杰.“儒家社会主义”评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0）.
[20]新形势下中共从严治党意义非凡——多位外国学者谈十八届六中全会.[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11-11/8060591.shtml.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40.
（责任编辑：悠然）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国际共运；历史终结论；儒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4-0042-05
自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来，理论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渊源、逻辑体系、理论创新、现实意义以及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很多理论成果。但鲜有从国际共运的视角来探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与现实指向。实际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苏东剧变亡党的重挫后，中国共产党借鉴和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不断正视自身问题、探索自身建设和执政规律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复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能够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而且有助于回击“历史终结论”和“儒家社会主义”错误言论。
一、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不断借鉴和深刻反思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亡党教训的深刻反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缘何会在一夜之间，政权改旗易帜，苏共失去了政权？这值得国际共产党的深刻反思。
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教训值得反思。从苏共执政过程来看，苏联的兴衰成败全系于苏联共产党。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朝气蓬勃，充满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应该具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品格。他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1]。并且鼓励领导干部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做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2]列宁还特别提出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认为“领导者不应脱离被领导的群体，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要“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3]。然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特别是高层领导尤其缺乏有效监督，逐渐破坏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规矩，形成了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等级授职制加速‘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同体监督机关则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各类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进而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阶层和官僚腐败集团，因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苏共既无力遏制和解决越演越烈的自身腐败问题，更无法经受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4]这一切埋下了苏共垮台的‘总病根’。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负责人久加诺夫对苏共亡党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是其祸首，‘言论’、‘权力’、‘财富’三垄断成为了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5]
苏共亡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最大挫折，它给国际共运带来治党管党的深刻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从当前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首次将治党要求由“从严”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政党现代化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做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建构，尤其是重点针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强调“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彰显了以俄为鉴加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設的坚强决心。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自身党建进行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的借鉴。苏东剧变后，共产党的政权遭到削弱。原来十五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1991年锐减为五个（中、越、朝、老、古），苏东剧变后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力量衰退，如俄共、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受到的冲击最大，力量损失很大，逐渐被边缘化。尽管2008年又新增尼泊尔和塞浦路斯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尼泊尔共产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胜，成为尼泊尔执政党。塞浦路斯的赫里斯托菲亚成为塞浦路斯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人总统）[6]。但是国际共运舞台上，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纲领，仍然无法扭转低潮现状。然而，面对新的形势，丧失执政党地位的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停止对党建问题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而是不同程度地探索和调整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目标。
随着20世纪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下野”的欧洲共产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多样化，以及新社会阶层的产生，需要对新革命力量、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进行重新认识。关于党的性质的认识，开始由“工人阶级政党”转为“群众性政党”。“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大多数主张建设‘群众性的先锋党’，转型国家共产党大都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的党。发达国家共产党大多数已经不再提工人阶级先锋队，出现了‘工人阶级党’到‘大众的党’、‘群众党’的转变。”[7]党组织成分的变化，必然需要对党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葡共声明自己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西共自称是工人运动和社会各阶层的一部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工人、劳动者、所有男女公民的一个自由的政治组织等等”。[8]这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意味着各国共产党正在谋求新的发展。在党的奋斗目标方面，一些国家共产党虽然没有放弃党的奋斗目标，但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结合时代需要、社会环境和肩负的任务的变化，在党的奋斗目标中添加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元素，如“新芬兰共产党提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代表理想和社会运动，还将创造能够确保人民权力、就业、平等、福利及新的人类文明的条件的新的力量和经济结构。葡共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深化，提出了‘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口号。”“西共认为，社会主义在于实现最深刻、最安全、最有参与权的民主，要切实为实现人权和神圣的自由权而奋斗，要不断扩大和深化民主，不断扩大人民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监督，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充分的民主。”[9]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具有改良性质，但也描述了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期待和积极探索。 苏东剧变后，在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中，都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坚决反对西方的多党制。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如越共的‘胡志明思想’、‘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古共的‘马蒂思想’都有调整。印共（马）强调马列主义要与印度的具体条件相结合。”[10]这些社会主义执政党还特别重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强调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强化民主政治建设，“越共、古共、老挝人民革命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旗帜， 强调只有切实发扬党内民主，才能保卫革命和建设成果。古共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最好体现，只有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环境，拓展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途径， 让不同的意见平等讨论，才能在困难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越南共产党逐渐由以前过分强调“集中”逐渐向“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提出既要“在党的组织、生活、活动中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完善，扩大其“民主”的精神和内涵。老挝人革党强调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把党内民主视为衡量党的领导作风是否过硬的重要标准。”[11]此外，这些社会主义执政党还“注重从制度上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党内管理机制和行政法规，规范党员的言行。越共把腐败现象列为“四大危机”之一，颁布了《反贪污法》及财政公开、领导干部和家属子女财产申报等制度。老挝党出台了《领导干部禁令》、《高级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等文件，古共除了颁布《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外，还制定了《反贪污法》和《干部公务员法》”，[12]在党内新生代干部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拔上，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重视选人用人制度，主张培养和推选出忠于党和人民、德才兼备、坚忍不拔，年富力强的人才，进入到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上。
尽管各国共产党没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出低谷，但是各国共产党都在积极作为，勇于推进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借，国际共运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13]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随影相伴，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加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净化政治生态，以保持党的生机活力。
二、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新成果，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为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与指导。“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每一次创新与发展，都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都会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前进与发展”。[14]毛泽东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他结合革命年代的客观需要，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加强政党建设，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坚定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实现了中国近代史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5]等现实问题，初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及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现实问题，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深入发展。胡锦涛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突出了执政能力建设，重视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地把握了新形势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把“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的高度，从“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以全新的视角对党的建设重大现实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時期我们全党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政治指南。为进一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实践，势必会对当代处于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方法论借鉴与指导。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期，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劲头强势。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更好地发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指导作用。全面从严治党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建最新理论成果，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一方面，从历史坐标上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尤其在面对严峻复杂的世情，新老问题交织的国情和四大风险考验的党情，并且又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的前提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行积极部署，以壮士扼腕的精神把从严治党逐渐推进到“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以打造党内政治清明、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指导，更为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治党管党的新思路。另一方面，苏东剧变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能够在执政过程中顶住各种风险，因对各种挑战，克服各种困难，找准历史方位，调适自身理念，推进理论创新，自身力量在革新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能够屹立于国际社会而红旗飘扬，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目前党员队伍已经发展为8800多万，全国有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可谓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因此，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掌握今天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任务”。[16]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有利于提升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对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强大的中国必然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回击各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错误言论
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国内外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一直未停止过。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存在一种唱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声音，比较典型的是西方学界的“历史终结”论调。在国内，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深入人心，但仍有一些杂音在持否定态度，如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为“儒家社会主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崩塌，这让西方社会欢腾不已。西方学术界沉醉在“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之中，一些学者不断著书立说粉饰资本主义美好前景，而对社会主义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抨击。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抛出了他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消亡，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文化霸权时代，这种西方文明必胜的观点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这种“历史终结论”与“社会主义消亡论”曾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甚至导致政局动荡，一度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迷失。时至今日，西方敌对势力依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一直企图将我国纳入他们的价值体系，国内一些人与之遥相呼应，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碰撞异常激烈。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一些党员和干部疑惑了、动摇了，甚至蜕变了”。[17]西方社会妄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干扰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地位。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还出现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曲解和误读现象，他们宣扬中国儒家经典中有关“大同”的思想，将其与社会主义融合起来讲述“儒家社会主义”。其中比较典型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论。该观点“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18]，并自称这是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框架。甚至还有人著书支持这种言论，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19]。虽然从学理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同，但是从思想深处，显示了学界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质疑，以及对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的失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强调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加强党的领导，增强核心意识；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牢筑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基石；激励中华民族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使全国各族人民凝结成“命运共同体”，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些事实打破了西方所谓的“共产主义失败”的论调，有力地回击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的错误言论，在21世纪初这个新历史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孕育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相比，西方政党轮流执政也常常陷入危机之中。比如关于韩国总统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以及美国大选之际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这些政治丑闻多次暴露出“西式民主”的困境，彰显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幕。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肯定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说，“从严治党是在巩固中国的制度基础，确保未来社会在高道德标准上平稳运转。这不但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20]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新形势下中共从严治党意义非凡，显示出西方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当然，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存在着诸多误解，但这并不能够否认中共政党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性。某种程度上，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党统治状况越重视，越表示西方对中国强大的恐惧和不安，客观上是对西方“历史终结论”的间接否定。而国内学者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尽管其“社会主义”思想元素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但是从本质上说，它毕竟是吸收了基于封建落后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属于不具备现实基础的乌托邦幻想。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2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不仅为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政治动力，而且从更深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回击了各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错误言论。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4.
[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3]列宁文稿（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14-315.
[4]董瑛.苏共亡党应成为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苏共亡党对中共廉洁政治建设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3，（5）.
[5][6][7][10]常天乐等.国外共产党的生存现状[J].领导文萃，2010，（10）.
[8][9]吴冉.从国际共运视角解读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3）.
[11][12]刘晓丽.国外一些主流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经验与启示——访季正矩教授[J].社會主义研究，2014 ，（1）.
[1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
[14]李东明.试论国际共运视野下的中国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8）.
[15]陈俊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观点解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134.
[1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69.
[1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33.
[18][19]寇清杰.“儒家社会主义”评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0）.
[20]新形势下中共从严治党意义非凡——多位外国学者谈十八届六中全会.[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11-11/8060591.shtml.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40.
（责任编辑：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