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此时正是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但是，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中涉及了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十一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此书。代表们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纲领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他们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给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成了一纸空文。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订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具体的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本刊编辑部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