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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安全”——近年出现在网络上、社会大众口中的众多词汇中，多了这6个字。当这6个字与司机、酒驾、肇事联系在一起时，让人不寒而栗。
去年以来，广东、四川、辽宁等地接连发生多起交通肇事血案，伤亡情况惨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制造血案的司机均被法院认定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受到法律的严惩。记者调查发现，被判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交通肇事者在逐年增多，这凸显了“马路杀手”问题的严重性。“马路杀手”是如何炼成的?其背后又暴露出了对生命权怎样的漠视和相关管理制度如何的缺失，值得我们深思。
“马路血案一个比一个震惊”
中午喝酒后仍大胆驾车上路，途中连撞4人后逃逸，最终造成1死3伤的严重后果。2010年1月初，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酒后驾车肇事的钱进提起公诉。据悉，这是沈阳市检察机关首度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酒驾者。
2009年9月14日15时8分，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辽东路，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先是将骑电动自行车的周春华撞倒，随后逃逸。途中又相继将骑自行车的李德顺、李月春、隋明汉撞倒，最后撞上了“的哥”高春山驾驶的出租车。事发后隋明汉经抢救无效死亡，周春华、李德顺、李月春受轻伤。经检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每百毫升高达300毫克。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交通肇事惨案一个接着一个。比较典型的是轰动全国的四川成都市民孙伟铭驾车连撞5车致4死1伤案。2009年7月，该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孙伟铭死刑。因交通肇事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并一审判处死刑，在全国尚属首例。尽管四川高院在随后的二审中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但案件的余波至今仍存。比量刑结果更让人吃惊的是，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孙伟铭买了新车后，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长期关注交通问题的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综观这几年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件，除了个别因故意犯罪原因制造的事故外，酒后驾驶、新手上路、操作不当等原因引发的交通血案，一个比一个伤亡惨重，这无疑对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挑战。她说，显然，在那些酿成血案的驾驶人眼中，根本就没有他人生命权、空间出行权的概念，而有关方面在驾照管理发放上的“纵容”，也无疑是对生命健康权的践踏。
一名司机的自述：谁在培养“马路杀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马路杀手”此起彼伏，与驾驶执照的管理、发放上的种种乱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不久，记者接触到一名东北某市的司机，他向记者讲述了考驾照时的亲身经历(以下文字以第一人称记述)：
可能有些人说我小题大做，可能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作为曾经在部队生活8年的我，却一时无法理解。对于大家来说，当考试合格拿到驾驶证的时候，一定很高兴，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培养“马路杀手”?
刚学习驾驶时非常兴奋，每天都勤学苦练，因此顺利通过了理论和汽车倒库两项考试。接下来就是路考。路考对于一名驾驶员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天天坚持到驾校练习，为了达到路考通过的水平，我还每天挤出3小时找陪练专门练习。
路考那天，一个“过来人”告诉我，路考是人为评分，要“按套路出牌”，也就是说每人要交200元的好处费给考官。我想大钱也花了，不差这200元，于是也按“套路”送上200元给培训学校让他们转交考官。
记得那天我是第二个上场的，当我把车开到终点时，考官让我下了车，宣布我不合格，当时我十分震惊。
在那次考试中我的车开得算是好的，教练得知我没有过后也很不理解，问我是不是没有“按套路出牌”，我说按了。教练让我问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得知后让我不要急，一定是名单搞错了。
下面更让我不理解的是，别人在启动都熄火的情况下，在100米加减挡发动机轰鸣快赶上飞机的情况下都通过了考试，难道考官真的只认钱不看技术吗?有的学员根本没有上过路练过车，只要给钱也通过了。为什么我不能通过?我走到考官面前，还没等我说话，考官就示意让我等到考试结束后找他，我知道这是学校打电话给他了，也证实了我是“按套路出牌”的人员，最后我的“不合格”被改成了“合格”。
如果有相当部分司机只是“按套路出牌”拿到驾照的，我们还敢在马路上走吗?难道考官就不怕不合格的驾驶员上路后闹出人命吗?我脑子里全是问号。
交通血案背后的“潜规则”可以休矣
侯小丰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路杀手”的频现集中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交通管理、惩治违法违章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另一个是相应管理制度的匮乏。
侯小丰认为，在一些地方，驾照发放存在人为因素，主要是吃、拿、卡、要，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成了“潜规则”，这固然与整体社会的大环境有关，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行政上疏于管理、法制执行上不得力，是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要命的是，同醉酒驾车一样，发放驾照的管理者如果惟‘潜规则’行事，最终是对更多人生命权的不尊重，甚至是践踏，其实质是特权意识在作怪，既害人又害己。”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认为，驾驶执照管理发放部门的纵容或不负责任，犹如“养虎为患”，使“公共空间”受到严重威胁。他表示，那些酒驾者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驾照的人明显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生命权，遵守“公共空间”的规则。
“为了彻底根治交通血案的频发，应该考虑采取综合手段，首先对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加以完善和细化，对驾照的发放和管理、对酒驾致死的量刑等，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统一，需要制度的辅助。”侯小丰建议，在有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外，还要加大惩罚力度，比如对于那些在考驾照时“吃、拿、卡、要”的人员，一经发现要严厉惩处，绝不纵容。此外，推行问责制并严格施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相关专家强调，如何唤醒公民意识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在这方面，可以尝试从娃娃阶段抓起，利用各种有效的载体，开展“合格公民的教育”。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马路战争”的愈演愈烈。(2010年3月7日来源：《半月谈》) (编辑／陈炜)
去年以来，广东、四川、辽宁等地接连发生多起交通肇事血案，伤亡情况惨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制造血案的司机均被法院认定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受到法律的严惩。记者调查发现，被判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交通肇事者在逐年增多，这凸显了“马路杀手”问题的严重性。“马路杀手”是如何炼成的?其背后又暴露出了对生命权怎样的漠视和相关管理制度如何的缺失，值得我们深思。
“马路血案一个比一个震惊”
中午喝酒后仍大胆驾车上路，途中连撞4人后逃逸，最终造成1死3伤的严重后果。2010年1月初，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酒后驾车肇事的钱进提起公诉。据悉，这是沈阳市检察机关首度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酒驾者。
2009年9月14日15时8分，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辽东路，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先是将骑电动自行车的周春华撞倒，随后逃逸。途中又相继将骑自行车的李德顺、李月春、隋明汉撞倒，最后撞上了“的哥”高春山驾驶的出租车。事发后隋明汉经抢救无效死亡，周春华、李德顺、李月春受轻伤。经检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每百毫升高达300毫克。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交通肇事惨案一个接着一个。比较典型的是轰动全国的四川成都市民孙伟铭驾车连撞5车致4死1伤案。2009年7月，该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孙伟铭死刑。因交通肇事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并一审判处死刑，在全国尚属首例。尽管四川高院在随后的二审中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但案件的余波至今仍存。比量刑结果更让人吃惊的是，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孙伟铭买了新车后，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长期关注交通问题的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综观这几年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件，除了个别因故意犯罪原因制造的事故外，酒后驾驶、新手上路、操作不当等原因引发的交通血案，一个比一个伤亡惨重，这无疑对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挑战。她说，显然，在那些酿成血案的驾驶人眼中，根本就没有他人生命权、空间出行权的概念，而有关方面在驾照管理发放上的“纵容”，也无疑是对生命健康权的践踏。
一名司机的自述：谁在培养“马路杀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马路杀手”此起彼伏，与驾驶执照的管理、发放上的种种乱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不久，记者接触到一名东北某市的司机，他向记者讲述了考驾照时的亲身经历(以下文字以第一人称记述)：
可能有些人说我小题大做，可能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作为曾经在部队生活8年的我，却一时无法理解。对于大家来说，当考试合格拿到驾驶证的时候，一定很高兴，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培养“马路杀手”?
刚学习驾驶时非常兴奋，每天都勤学苦练，因此顺利通过了理论和汽车倒库两项考试。接下来就是路考。路考对于一名驾驶员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天天坚持到驾校练习，为了达到路考通过的水平，我还每天挤出3小时找陪练专门练习。
路考那天，一个“过来人”告诉我，路考是人为评分，要“按套路出牌”，也就是说每人要交200元的好处费给考官。我想大钱也花了，不差这200元，于是也按“套路”送上200元给培训学校让他们转交考官。
记得那天我是第二个上场的，当我把车开到终点时，考官让我下了车，宣布我不合格，当时我十分震惊。
在那次考试中我的车开得算是好的，教练得知我没有过后也很不理解，问我是不是没有“按套路出牌”，我说按了。教练让我问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得知后让我不要急，一定是名单搞错了。
下面更让我不理解的是，别人在启动都熄火的情况下，在100米加减挡发动机轰鸣快赶上飞机的情况下都通过了考试，难道考官真的只认钱不看技术吗?有的学员根本没有上过路练过车，只要给钱也通过了。为什么我不能通过?我走到考官面前，还没等我说话，考官就示意让我等到考试结束后找他，我知道这是学校打电话给他了，也证实了我是“按套路出牌”的人员，最后我的“不合格”被改成了“合格”。
如果有相当部分司机只是“按套路出牌”拿到驾照的，我们还敢在马路上走吗?难道考官就不怕不合格的驾驶员上路后闹出人命吗?我脑子里全是问号。
交通血案背后的“潜规则”可以休矣
侯小丰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路杀手”的频现集中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交通管理、惩治违法违章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另一个是相应管理制度的匮乏。
侯小丰认为，在一些地方，驾照发放存在人为因素，主要是吃、拿、卡、要，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成了“潜规则”，这固然与整体社会的大环境有关，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行政上疏于管理、法制执行上不得力，是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要命的是，同醉酒驾车一样，发放驾照的管理者如果惟‘潜规则’行事，最终是对更多人生命权的不尊重，甚至是践踏，其实质是特权意识在作怪，既害人又害己。”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认为，驾驶执照管理发放部门的纵容或不负责任，犹如“养虎为患”，使“公共空间”受到严重威胁。他表示，那些酒驾者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驾照的人明显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生命权，遵守“公共空间”的规则。
“为了彻底根治交通血案的频发，应该考虑采取综合手段，首先对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加以完善和细化，对驾照的发放和管理、对酒驾致死的量刑等，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统一，需要制度的辅助。”侯小丰建议，在有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外，还要加大惩罚力度，比如对于那些在考驾照时“吃、拿、卡、要”的人员，一经发现要严厉惩处，绝不纵容。此外，推行问责制并严格施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相关专家强调，如何唤醒公民意识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在这方面，可以尝试从娃娃阶段抓起，利用各种有效的载体，开展“合格公民的教育”。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马路战争”的愈演愈烈。(2010年3月7日来源：《半月谈》) (编辑／陈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