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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语代表着权力，正在崛起的中国欲超越西方话语霸权，建构自己的传媒话语体系，就必须进入西方话语系统、注重口语修辞、第一时间抢占话语权、建构具有自我书写权的传媒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信息时代 话语霸权 话语建构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参与和国际秩序建构的必要环节。话语权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权力，谁控制了媒介，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话语霸权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强权支配话语，带有惯常的傲慢，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21世纪已由“炮舰外交”时代进入“扁平”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由冷战变为后冷战，由对抗变为对话，战争变成信息的战争、科技的战争、心理的战争。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政治、经济、科技和语言文化方面的优势掌握话语制空权，进一步扩大新闻信息话语霸权，无限制地跨国界宣传自己，并根据自身利益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实行妖魔化新闻报道。“媒体文化的宏大场面展示了谁是有权有势的，谁是人微言轻的，谁可以实施武力和暴力，谁又不可以”[1]P19。新技术支撑的互联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封閉性，导致了话语权的再分配，消解了国家、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成功的“破”，但在数字战车纵横驰骋的信息时代，正在崛起的中国要实现与世界的无缝接轨，还必须“立”，即超越西方霸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本文从语言学和传播学、国际关系角度，分析探讨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及中国传媒的应对策略。
一、政治主导下的西方话语霸权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媒介传播语言必须符合话语制定者的心愿利益。美国现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家赫伯特·阿特休尔曾说：“任何媒介都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权力的代理机构……都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2]P486当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学家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写道：“作为权力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新闻报道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和不偏不倚，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只不过是西方国家作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指手画脚的挡箭牌而已。”[3]P168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媒体执行的是双重价值标准，被喻为“不死之神”的“新闻自由”只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一遇到非西方事务，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就被意识形态的偏执所取代。“在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媒体编织出来的形象，而制造过程其实是一个用西方价值观‘量体’之后，对中国现实进行筛选、编织甚至捏造的‘裁衣’过程”[4]。据《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有关中国形象的调查表明，世界大多数受众心目中的印象都与西方媒体的报道相关。许多来华的外国媒体、游客惊呼自己的“中国印象”被颠覆。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体现一种政治主导下的文化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作为政府传声筒的西方媒体，妖魔化对方、制造标签化用语向受众灌输是其惯用的手段。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霸权及共同利益在世界政治格局由单极向多极的转变中被动摇。苏联解体后，世界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冷战变成了“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近年由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南非等国的纷纷崛起，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的“一超多极”新国际格局正在形成。“‘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同世界多极化“并行不悖的”，进入到后美国时代的美国，单一的‘民族价值观’及‘单极稳定论’”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模式不灵了。1999年，美国外交元老乔治·凯南就以切身经验告诫克林顿政府，‘不要总把我们（美国）自己当作‘政治开明的中心’和‘导师’”[5]P18。话语霸权是西方追逐全球霸权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后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西方国家，担心其全球主导权受威胁，大力使用信息武器对付中国等全球竞争者。俄罗斯学者巴尔巴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麻烦源于它的崛起。”[6]P33西方国家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选择的社会模式对其构成挑战和威胁，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把国内的经济、下岗等问题都怪罪于中国、中国产品，中国成为受伤的西方宣泄所谓愤怒的对象。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在国际政治媒体所遵循的国家利益原则中，最深刻而核心的利益原则是文化上的，即意识形态的原则，美国奉行的是“将来的战争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意识形态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就开始了同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美国自20世纪以来一直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乔姆斯基和赫尔曼在他们的‘宣传模型’中，把‘反共意识形态’列为美国主流媒体筛选新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主流媒体在报道和中国有关的新闻时，必然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7]P384。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当今的中国，希望中国步前苏联和东欧的后尘，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主义，要让共产主义在中国结束，而中国的发展却让他们事与愿违。“逢华必反”是西方主流意识愿意走的老路，为维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西方就不约而同地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对中国施压，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竭力贬损、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西方政治化了的媒体成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无硝烟武器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着“中国印象”，一涉及中国就几乎全是负面报道。在“反华”思维的大旗下好乘凉，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都曾大打中国政治牌。
二、建构传媒话语体系
传媒作为一种“软力量”，一直是世界重要国家长期博弈的重要手段，国际新闻旧秩序就是西方强势舆论力量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舆论资源的强占。“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近90%的国际新闻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几大通讯社制造（主要是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CBA、NBC、ABC与CNN等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8]P159。中国的“国际传播和传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14%和6.5%”[9]P71。中国传媒要突破西方媒体几百年来对中国形成的话语强势，必须建构自己的传媒话语体系。 1.进入西方话语系统
“语言使用作为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正变得更为重要”[10]P7。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所指与能指之間的关系是由各语言社团集体约定俗成的。不同国度的人们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用不同的语意阐释这个世界。中国传媒要想解构西方强势话语，在国际舆论氛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应该熟悉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进入西方话语系统，借助其话语和表达方式，用西方人能听懂能接受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2.注重口语修辞
随着传播学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兴起，作为传播学基础源头之一的、由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修辞学也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复兴。西方国家“最懂得修辞话语的权力诉求的作用，并且运用的得娴熟有加、得心应手”[11]P65。西方人追求修辞无痕，注重描述，新闻写作多使用主动语态，喜用行动鲜明的动词和民主化的表达方式，会根据不同需要转变角色和策略。傅莹女士任驻英大使时，曾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一文，充满感情地娓娓道来，没有用一个批评字眼儿，打动了很多英国学生、议员、记者和网民，达到了在世界上正面传播中国的效果。她在结束语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3.抢占话语先机
新闻讲究时效性，新闻受众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后发的消息即使被关注也很难被相信。中国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时要以信息先发制人，不能等到别人用谎言攻击你时才仓促应战。如汶川大地震，中国传媒迅速、准确、透明地把灾情及中国政府人民珍视生命的人文情怀及时传播出去，掌握了话语主动权，各国媒体纷纷转载，成为被世界公认的成功范例。美国媒体一直用几十种语言的传播在全球进行文化殖民，推销美国文化价值观，1942年开播的“美国之音”就长期用汉语对中国进行宣传，近年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开设中文网络版，如路透社中文网、联合早报等。在加强英语等强势语言传播的同时还要开展多语种传播，争取在第一时间让全球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4.建构传媒话语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的主观理性不能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即便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只不过是在不同情境下的人们用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之网。不同国度的人们用不同的语意来阐释世界，用不同的语言来建构世界，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总是受制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在媒体语言运用上如果缺少自己的话语，报道重大、热点、全球性新闻时，经常转播西方强势媒体新闻，就会失去知情权、解释权、话语权。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走上现代化艰难之路是由外力推动的，是现代化的输入国，我们不仅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如铁路、公路、电话等，还输入了文化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味运用西方语言，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西方思想、西方价值观，慢慢就会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中国传媒必须建构具有独创性、概括、平等对话权和自我“书写权”的传媒话语。用我们的词语表达思想、观念。如“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就具有原创性，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概念。
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要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媒体应千方百计通过占有先机的信息博弈赢得国际关系和外交主动权，在国际共有信息平台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增强自己的话语分量，掌握舆论主动权。但争夺传媒话语权，仅靠超越西方话语霸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继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学会倾听不同的批评，使其成为我们发展的一种动力和一面自我俭省的镜子，在竞争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增强实力。
参考文献：
[1]道德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张国量.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孙炜.新闻：在政治与经济的张力下[J].文化与传媒·当代文坛，2008.2.
[4]单仁平.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9/215151.html.西方“新闻自由”的真相.
[5]王嵎生.“美国模式”不灵了[J].党建文汇（下半月版），2008.
[6]张振华.以开放的眼光和理性的心态报道奥运[J].电视研究，2008（6）.
[7]张巨岩.权力的声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谢桂娟.从信息时代的权力纬度看中国的软实力[J].延边大学学报，2008.2.
[10]诺曼·费儿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1]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关键词： 信息时代 话语霸权 话语建构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参与和国际秩序建构的必要环节。话语权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权力，谁控制了媒介，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话语霸权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强权支配话语，带有惯常的傲慢，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21世纪已由“炮舰外交”时代进入“扁平”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由冷战变为后冷战，由对抗变为对话，战争变成信息的战争、科技的战争、心理的战争。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政治、经济、科技和语言文化方面的优势掌握话语制空权，进一步扩大新闻信息话语霸权，无限制地跨国界宣传自己，并根据自身利益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实行妖魔化新闻报道。“媒体文化的宏大场面展示了谁是有权有势的，谁是人微言轻的，谁可以实施武力和暴力，谁又不可以”[1]P19。新技术支撑的互联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封閉性，导致了话语权的再分配，消解了国家、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成功的“破”，但在数字战车纵横驰骋的信息时代，正在崛起的中国要实现与世界的无缝接轨，还必须“立”，即超越西方霸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本文从语言学和传播学、国际关系角度，分析探讨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及中国传媒的应对策略。
一、政治主导下的西方话语霸权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媒介传播语言必须符合话语制定者的心愿利益。美国现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家赫伯特·阿特休尔曾说：“任何媒介都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权力的代理机构……都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2]P486当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学家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写道：“作为权力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新闻报道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和不偏不倚，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只不过是西方国家作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指手画脚的挡箭牌而已。”[3]P168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媒体执行的是双重价值标准，被喻为“不死之神”的“新闻自由”只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一遇到非西方事务，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就被意识形态的偏执所取代。“在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媒体编织出来的形象，而制造过程其实是一个用西方价值观‘量体’之后，对中国现实进行筛选、编织甚至捏造的‘裁衣’过程”[4]。据《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有关中国形象的调查表明，世界大多数受众心目中的印象都与西方媒体的报道相关。许多来华的外国媒体、游客惊呼自己的“中国印象”被颠覆。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体现一种政治主导下的文化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作为政府传声筒的西方媒体，妖魔化对方、制造标签化用语向受众灌输是其惯用的手段。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霸权及共同利益在世界政治格局由单极向多极的转变中被动摇。苏联解体后，世界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冷战变成了“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近年由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南非等国的纷纷崛起，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的“一超多极”新国际格局正在形成。“‘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同世界多极化“并行不悖的”，进入到后美国时代的美国，单一的‘民族价值观’及‘单极稳定论’”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模式不灵了。1999年，美国外交元老乔治·凯南就以切身经验告诫克林顿政府，‘不要总把我们（美国）自己当作‘政治开明的中心’和‘导师’”[5]P18。话语霸权是西方追逐全球霸权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后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西方国家，担心其全球主导权受威胁，大力使用信息武器对付中国等全球竞争者。俄罗斯学者巴尔巴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麻烦源于它的崛起。”[6]P33西方国家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选择的社会模式对其构成挑战和威胁，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把国内的经济、下岗等问题都怪罪于中国、中国产品，中国成为受伤的西方宣泄所谓愤怒的对象。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在国际政治媒体所遵循的国家利益原则中，最深刻而核心的利益原则是文化上的，即意识形态的原则，美国奉行的是“将来的战争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意识形态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就开始了同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美国自20世纪以来一直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乔姆斯基和赫尔曼在他们的‘宣传模型’中，把‘反共意识形态’列为美国主流媒体筛选新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主流媒体在报道和中国有关的新闻时，必然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7]P384。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当今的中国，希望中国步前苏联和东欧的后尘，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主义，要让共产主义在中国结束，而中国的发展却让他们事与愿违。“逢华必反”是西方主流意识愿意走的老路，为维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西方就不约而同地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对中国施压，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竭力贬损、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西方政治化了的媒体成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无硝烟武器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着“中国印象”，一涉及中国就几乎全是负面报道。在“反华”思维的大旗下好乘凉，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都曾大打中国政治牌。
二、建构传媒话语体系
传媒作为一种“软力量”，一直是世界重要国家长期博弈的重要手段，国际新闻旧秩序就是西方强势舆论力量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舆论资源的强占。“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近90%的国际新闻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几大通讯社制造（主要是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CBA、NBC、ABC与CNN等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8]P159。中国的“国际传播和传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14%和6.5%”[9]P71。中国传媒要突破西方媒体几百年来对中国形成的话语强势，必须建构自己的传媒话语体系。 1.进入西方话语系统
“语言使用作为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正变得更为重要”[10]P7。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所指与能指之間的关系是由各语言社团集体约定俗成的。不同国度的人们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用不同的语意阐释这个世界。中国传媒要想解构西方强势话语，在国际舆论氛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应该熟悉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进入西方话语系统，借助其话语和表达方式，用西方人能听懂能接受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2.注重口语修辞
随着传播学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兴起，作为传播学基础源头之一的、由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修辞学也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复兴。西方国家“最懂得修辞话语的权力诉求的作用，并且运用的得娴熟有加、得心应手”[11]P65。西方人追求修辞无痕，注重描述，新闻写作多使用主动语态，喜用行动鲜明的动词和民主化的表达方式，会根据不同需要转变角色和策略。傅莹女士任驻英大使时，曾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一文，充满感情地娓娓道来，没有用一个批评字眼儿，打动了很多英国学生、议员、记者和网民，达到了在世界上正面传播中国的效果。她在结束语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3.抢占话语先机
新闻讲究时效性，新闻受众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后发的消息即使被关注也很难被相信。中国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时要以信息先发制人，不能等到别人用谎言攻击你时才仓促应战。如汶川大地震，中国传媒迅速、准确、透明地把灾情及中国政府人民珍视生命的人文情怀及时传播出去，掌握了话语主动权，各国媒体纷纷转载，成为被世界公认的成功范例。美国媒体一直用几十种语言的传播在全球进行文化殖民，推销美国文化价值观，1942年开播的“美国之音”就长期用汉语对中国进行宣传，近年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开设中文网络版，如路透社中文网、联合早报等。在加强英语等强势语言传播的同时还要开展多语种传播，争取在第一时间让全球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4.建构传媒话语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的主观理性不能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即便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只不过是在不同情境下的人们用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之网。不同国度的人们用不同的语意来阐释世界，用不同的语言来建构世界，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总是受制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在媒体语言运用上如果缺少自己的话语，报道重大、热点、全球性新闻时，经常转播西方强势媒体新闻，就会失去知情权、解释权、话语权。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走上现代化艰难之路是由外力推动的，是现代化的输入国，我们不仅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如铁路、公路、电话等，还输入了文化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味运用西方语言，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西方思想、西方价值观，慢慢就会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中国传媒必须建构具有独创性、概括、平等对话权和自我“书写权”的传媒话语。用我们的词语表达思想、观念。如“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就具有原创性，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概念。
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要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媒体应千方百计通过占有先机的信息博弈赢得国际关系和外交主动权，在国际共有信息平台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增强自己的话语分量，掌握舆论主动权。但争夺传媒话语权，仅靠超越西方话语霸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继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学会倾听不同的批评，使其成为我们发展的一种动力和一面自我俭省的镜子，在竞争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增强实力。
参考文献：
[1]道德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张国量.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孙炜.新闻：在政治与经济的张力下[J].文化与传媒·当代文坛，2008.2.
[4]单仁平.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9/215151.html.西方“新闻自由”的真相.
[5]王嵎生.“美国模式”不灵了[J].党建文汇（下半月版），2008.
[6]张振华.以开放的眼光和理性的心态报道奥运[J].电视研究，2008（6）.
[7]张巨岩.权力的声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谢桂娟.从信息时代的权力纬度看中国的软实力[J].延边大学学报，2008.2.
[10]诺曼·费儿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1]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