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上海法租界的30年把我变成了一个布尔乔亚，我不拒绝承认，我也不想改变。我体验那沉重与轻盈的两重性，我体验每一块路砖，每一个幽暗的、没有灯光的窗子，每一个雕花的阳台，红玫瑰就曾从那里走出来，还有那些秀气的男人，积怨的不停的爱着的女人……
　　说实话，我的小资情调让我有点沾沾自喜。
　　上海人一般是不和外地人聊天的，也不去外地的社区，他们喜欢上海热线，喜欢上海社区，上海男人或上海女人，但我，一律拒绝上海人的聊天申请，拒绝上海热线或上海社区。高考时，我填了外地大学，我要像海涅那样把自己流放到荒凉的土地上去，我要飞，能飞多远飞多远。我做不到余纯顺，但我可以做一个旅人。
　　巴黎人把法国其他地方的人称作“外省人”，上海把其他地方的人称作“外地人”或“乡下人”，连台湾人都被我们称作“巴子”（乡巴佬）。但是，杜拉斯，一个拥有高等血统的女孩，在连“外省”都不如的地方，爱上了一个黄皮肤的男人。他给了她黄金般的岁月。
　　听《流年》，想杜拉斯或张爱玲，是件难得的美事。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住在过去的屋子的一隅，阳光洒满木头地板。我住在一幢汽车开过会摇动的房子里，七八十年了，上海人舍不得拆，脚手架一直搭到屋顶，一点点修补她古老的容颜，就像在修补一幅名画，呵护着她的灵魂。
　　对于这一点，我比任何上海人都要固执地维护着，就像张爱玲一直苦心维护的某些东西。
　　都说上海的文化氛围不及北京，我看不见得，它们是两种优雅，而上海更为独特，她不事喧哗，静静渗透，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长恨歌》。要是没有上海，北京会很孤独。《雍正王朝》不仅北京人爱看，上海人也爱看，一部《大宅门》让我神魂颠倒。《茶馆》，看了三遍电影，又读了一遍剧本。
　　南京路，我是不去的，那里已经不是法租界，完全变成了市井天堂。我蹲在精神的珠穆朗玛峰，我数人，我也数风，我比大地更需要静默，我比风更需要奔跑。可是我蹲着，我想起《阮玲玉》中，阮玲玉和蔡楚生，也那样蹲着，让他们的精神彼此拥抱着，蹲，是一个墓碑的造型，在墓地里没有思想，只有自己成了墓碑，才会开始思考。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讨厌上海人，也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讨厌男人，那么，如果说评选最讨厌男人，上海男人的被点击率一定最高。
　　他们对我说，进上海热线聊吧。我说不，我不喜欢和本地人聊，我不喜欢和上海女孩子聊。隐痛也好，矫情也好，我只找上海以外的人。于是有个女孩还了我两个字：怪胎！感叹号强调了她的不理解。
　　我对于上海的理解，始于那些法国小说。都市和外省，繁华和荒凉。倒霉的人总是来自外省，而最后，总有个巴黎人会明白一切。
　　傅雷说，法国人缺少史诗性格。法国人有点像中国人，各方面都很像。有个东方巴黎自然也不足为奇。
　　上海的人行道，并不全是繁华的骄傲。有时候，它也有种落寞的骄傲。比如，我觉得我家附近的那些街道都像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似的，每一块砖头都印满数不清的思索、核对与考证的苍苔。在那里我常常能见到海德格尔。我感觉自己是在他的脑门上走路。
　　上海人不像北京人，邋里邋遢地去泡吧，更确切地说，对上海人根本不能用那“泡”字。多数的上海人难得上酒吧，衣衫笔挺的，也没有北京人那样漫无目的，他们上那的原因，不是谈工作，就是谈情说爱。
　　所以我说我不喜欢上海人，如果我去酒吧，会躺在椅子里，放一张德沃夏克，或者黄色潜水艇，或者郑钧，迷迷糊糊的一下午。
　　上海堕落吗？堕落，是她的外表。仅仅是外表，很多人能参透的也只是外表。她的外表太妖冶性感，但她的内心，却是出奇地沉静，毫无焦躁。塔兰托舞跳了太久，谁都会冷静的。
　　上海并不是为我们而造的，相反，我们却被上海造就了。如果有个女人叫做上海，我会爱上她，我会追求她，但我不会娶她。上海，是个天生最完美的情人，娶她就是辜负她的一切。
　　外面阴雨不断，但是她心气平和。
　　我想，她一定是拥有了太多身为女人的智慧和天赋，才能充分调动起男人的发光的生性，让我们如此神魂颠倒。欲望，浸在清澈的酒中，随时将变成催化剂。
　　上海的女孩子不具备这些，所以我不会爱上她们。我这一生只有过一个女朋友，但还没等她变成女人，我就走了。
　　也许，我的身体不能承受我不爱的人的重量。我戴着上海，像戴着一顶不事张扬的美丽帽子，我戴着被一个女人交缠的难忘气息。我压低帽檐，走进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