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是节约，或者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和力气产生最大量的满足。效率是至高目标，因为它真正降低了生活成本。
　　效率是交易理论的核心。19世纪初，经济学家李嘉图指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它能以最低的相对成本生产的东西。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描述为最优美的经济学理论，普遍适用于人、企业和国家间的劳动分工。它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理论基础。
　　效率也是经济学家一直担心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原因。比如在英国，工人的平均每小时产出并不比2007年时高。这意味着英国生活水平已经停滞13年—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长的停滞期。经济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试图解释这一“生产率之谜”。
　　但总基调已经改变。谷歌的Ngram Viewer（用数百万书籍和杂志的数据库绘制词频图的工具）表明，“效率”和“生产率”使用量自1982年以来急剧下降，而“韧性”和“可持续性”大幅增加。现在，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经济生活的可持续性，即面对冲击的韧性。聚焦于效率的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文化曲线了。
　　這一改变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只关注使用资源的“现在成本”将耗尽人类存续可以使用的地球资源。今天廉价的东西，未来可能无比昂贵，因此我们需要投资于可持续技术。
　　其次，新冠疾病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如果国家因为接受了从最廉价的市场采购的逻辑而丧失了基本供应，那么李嘉图的优美理论可能孕育着噩梦。疫情期间，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于中国在基本医疗供给方面的韧性之强。
　　最后，更多的人开始理解，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效率—不管是通过全球化还是通过自动化—有可能威胁到就业的安全与可持续性。“生产的终点是消费”，但可持续消费需要可持续收入，而收入主要来自工资。事实上，以效率的名义，我们已经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谈论均衡。但奇怪的是，他们又对效率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必要均衡视而不见。这主要是因为，当代经济学家的均衡模型没有考虑时间，而只是将未来简单地处理为现在的延伸，即今天有效率的东西，在明天、直到永远都将有效率。
　　但是，凯恩斯指出，未来是不确定的。没有理由认为今天让自由贸易、全球供应链、自动化实现效率的条件能够保持下去。凯恩斯曾这样回应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后来获诺贝尔奖）：“未来是否被假定为过去的统计数字决定的函数？预期以及与未来相关的信心置于何地？非商业因素，如发明、政治、劳工问题、战争、地震、金融危机，被置于何地？”我们也可以列一个当代风险清单。
　　因此，经济决策者需要更加关注“预防原则”，或“最小伤害风险”原则，以控制风险而非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什将这一方法称为“风险约束最优化”，指出“本世纪的高度危险、不确定和复杂环境需要”它。马什运用数学模型，构建了一些风险约束候选策略。
　　这一审慎决策规则，可能将我们导向令人不适的思路。比如，不受控制的全球人口增长，有多少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如果必须让其金融体系定时崩溃—因为这是管理风险的“有效率的”方式—还谈何可持续？
　　到目前为止，我们才刚刚触及这些问题的表面。但随着效率和可持续性叙事发生改变，经济思想也必须跟上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