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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5日，温岭市松门镇党委、政府召开了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会议。和往常不一样，这次会议没有镇领导铿锵有力的宏篇大论，200多名自发赶来的群众与镇领导进行了平等的对话。群众提出的问题大到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镇领导耐心听讲、周详地解释与答复。
这就是最早的一次民主恳谈会。5年过去了，这被人称为“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并没有消亡，它不断演进，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有学者认为，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寻找了新的生长空间。
初始形态：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
民主恳谈是浙江温岭市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但是，民主恳谈创始者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而是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
乡镇一级的民主恳谈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一期一个主题，恳谈会的内容主要是当地的重点工作以及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大多是有备而来的。在松门镇第6期城镇建设民主恳谈会上，松西村某拆建户一位60多岁的婆婆带领四个媳妇向政府提意见，说按照“拆一还一”的拆迁政策，她家被拆了六间房子应该还给六间宅基地，为什么政府只给了四间。她们手持镇政府的红头文件，轮番上阵，据理力争。
村一级的民主恳谈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凡本村村民均可参加。方式与镇民主恳谈会类似，但村级民主恳谈会的开展并不顺利。最初，有些村民的发言无序、非理性和情绪化比较突出，有“火药味”。过激的言辞批评使村干部颇为尴尬，部分村干部则反映自己有种被“批斗”的感觉。有些村干部开了一次恳谈会后就不敢再开第二次了。
随着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逐步得到妥善的解决，村民们对干部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由猜疑转向信任，由抬杠转向合作，由矛盾转向和谐。
几年下来，村民和村干部逐渐接受了民主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渐渐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执政”方式。据了解，松门镇有一个村每年召开民主恳谈会30多次，恳谈的内容大到村庄整治，小到村里垃圾桶的制作样式。为此，有媒体赞誉说这是“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
体制外的生长：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
民主恳谈作为群众与政府平等对话的一种新的方式和机制，它无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新载体。然而，从更深层次考察它的特性，民主恳谈已经超出了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本来意义，“恳谈”一词已经涵盖不了其内在的全部价值，这是民主恳谈的创始者始料未及的。
由此，民主恳谈会也就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由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转向基层民主。
2000年12月25-26日，温岭市委与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社联合召开了“用民主方法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在观摩了松门镇的民主恳谈会之后，他们对民主恳谈的关注和兴奋点不约而同地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转向了基层民主。
有了对民主恳谈的亲身体验，人民日报社记者吴感慨地说，“这不是演习，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没想到会这么热烈，这么切合实际。民主恳谈会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条让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
2001年6月22日，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在政府负责人和武汉市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介绍了公园建设初步方案后，100多位自愿前来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对镇政府提出的方案展开热烈的讨论，提出了35条意见和建议，内容涉及公园的建筑设计风格，景点的设计、命名、布局，公园周边地区污染源的治理等等。经过市建设局和设计院专家的研究，其中17条被采纳，原方案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2002年8月11日，温峤镇政府召开“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恳谈会”。镇政府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考虑，建议将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好事”竟遭到青屿片群众的强烈反对。群众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学校撤并带来的食宿、交通费用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学生上学早出晚归途中也不安全。
为此，镇党委、政府在恳谈会现场慎重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后当场作出决定，青屿中学暂缓撤并，待撤并时机成熟后再做研究。当镇党委书记宣布这一决定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几位青年人激动得把手中的头盔抛向空中。
体制内的融合：推动基层人大改革
民主恳谈会源于基层的创新，是没有法律地位的，属于体制之外的制度安排的自然生长。而这种体制外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框架问题，也就是民主恳谈与法律、法规和现有的一些具体制度协调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基层人大制度如何协调。
基层乡镇人大有四项法定的重要职权，即选举权、罢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然而长期以来，乡镇的重大公共事务并不是由乡镇人大作出决定，社会重大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事实上集中在乡镇党委和政府。至于乡镇人大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也是无从谈起的。
处于“死机”状态的基层人大，让我们获得了一个想象空间，我们开始探索民主恳谈会与基层人大结合的可行性以及结合的有效途径，试图以民主恳谈会“激活”基层人大；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恳谈会与乡镇人大的结合，将游离于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会纳入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将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样，民主恳谈会就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今年初，温岭在新河、泽国等地进行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结合新的探索。新河镇探索的课题是“参与式预算”，即让人大代表和公众参与并监督镇政府2005年度的财政预算编制，这一次民主恳谈会被引入镇人大体制内。
7月27日，新河镇在人代会期间召开民主恳谈会，90名镇人大代表直接参与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193名群众自发前来参加旁听。镇人大代表和到会的群众就镇政府的预算方案与镇政府进行了对话和质询，并提出了缩减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教育投入等18个问题。
恳谈会结束后，政府与人大主席团、人大财政审查小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调整了包括缩减行政管理费25万在内的9个项目，增减的资金合计237万元。镇政府据此修改了财政预算，并在第二天的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目前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也在进行公共预算改革，但仍然是由政府主导，人大并没有真正改变“橡皮图章”的地位，新河镇的预算改革是中国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初步透明和参与的公共预算改革。
创新的意义：治理型模式的张力
温岭民主恳谈经过5年多时间的不断探索、深化、完善和发展，已经初步臻于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扩大了基层民主，改善了党在基层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浦劬教授称之为“原创性的民主载体”。
王浦劬教授认为，从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看，它不是首先选择民主选举制，而是首先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这些环节，当然也包括民主监督，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个民主政治建设新的切入点和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治理型模式。
至于民主恳谈的实践意义，他以“四层解读”来归纳：第一层解读，温岭民主恳谈会内含着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特别是中国基层权力组织战略思路的思考；第二层解读，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决策效率的提高；第三层解读，民主恳谈会虽然是基层的民主，而现有的做法已经体现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第四层解读，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执政方式如何改变，也包含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认为，温岭恳谈会揭示了中国农村基层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
这就是最早的一次民主恳谈会。5年过去了，这被人称为“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并没有消亡，它不断演进，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有学者认为，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寻找了新的生长空间。
初始形态：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
民主恳谈是浙江温岭市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但是，民主恳谈创始者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而是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
乡镇一级的民主恳谈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一期一个主题，恳谈会的内容主要是当地的重点工作以及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大多是有备而来的。在松门镇第6期城镇建设民主恳谈会上，松西村某拆建户一位60多岁的婆婆带领四个媳妇向政府提意见，说按照“拆一还一”的拆迁政策，她家被拆了六间房子应该还给六间宅基地，为什么政府只给了四间。她们手持镇政府的红头文件，轮番上阵，据理力争。
村一级的民主恳谈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凡本村村民均可参加。方式与镇民主恳谈会类似，但村级民主恳谈会的开展并不顺利。最初，有些村民的发言无序、非理性和情绪化比较突出，有“火药味”。过激的言辞批评使村干部颇为尴尬，部分村干部则反映自己有种被“批斗”的感觉。有些村干部开了一次恳谈会后就不敢再开第二次了。
随着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逐步得到妥善的解决，村民们对干部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由猜疑转向信任，由抬杠转向合作，由矛盾转向和谐。
几年下来，村民和村干部逐渐接受了民主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渐渐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执政”方式。据了解，松门镇有一个村每年召开民主恳谈会30多次，恳谈的内容大到村庄整治，小到村里垃圾桶的制作样式。为此，有媒体赞誉说这是“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
体制外的生长：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
民主恳谈作为群众与政府平等对话的一种新的方式和机制，它无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新载体。然而，从更深层次考察它的特性，民主恳谈已经超出了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本来意义，“恳谈”一词已经涵盖不了其内在的全部价值，这是民主恳谈的创始者始料未及的。
由此，民主恳谈会也就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由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转向基层民主。
2000年12月25-26日，温岭市委与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社联合召开了“用民主方法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在观摩了松门镇的民主恳谈会之后，他们对民主恳谈的关注和兴奋点不约而同地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转向了基层民主。
有了对民主恳谈的亲身体验，人民日报社记者吴感慨地说，“这不是演习，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没想到会这么热烈，这么切合实际。民主恳谈会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条让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
2001年6月22日，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在政府负责人和武汉市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介绍了公园建设初步方案后，100多位自愿前来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对镇政府提出的方案展开热烈的讨论，提出了35条意见和建议，内容涉及公园的建筑设计风格，景点的设计、命名、布局，公园周边地区污染源的治理等等。经过市建设局和设计院专家的研究，其中17条被采纳，原方案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2002年8月11日，温峤镇政府召开“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恳谈会”。镇政府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考虑，建议将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好事”竟遭到青屿片群众的强烈反对。群众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学校撤并带来的食宿、交通费用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学生上学早出晚归途中也不安全。
为此，镇党委、政府在恳谈会现场慎重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后当场作出决定，青屿中学暂缓撤并，待撤并时机成熟后再做研究。当镇党委书记宣布这一决定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几位青年人激动得把手中的头盔抛向空中。
体制内的融合：推动基层人大改革
民主恳谈会源于基层的创新，是没有法律地位的，属于体制之外的制度安排的自然生长。而这种体制外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框架问题，也就是民主恳谈与法律、法规和现有的一些具体制度协调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基层人大制度如何协调。
基层乡镇人大有四项法定的重要职权，即选举权、罢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然而长期以来，乡镇的重大公共事务并不是由乡镇人大作出决定，社会重大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事实上集中在乡镇党委和政府。至于乡镇人大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也是无从谈起的。
处于“死机”状态的基层人大，让我们获得了一个想象空间，我们开始探索民主恳谈会与基层人大结合的可行性以及结合的有效途径，试图以民主恳谈会“激活”基层人大；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恳谈会与乡镇人大的结合，将游离于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会纳入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将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样，民主恳谈会就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今年初，温岭在新河、泽国等地进行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结合新的探索。新河镇探索的课题是“参与式预算”，即让人大代表和公众参与并监督镇政府2005年度的财政预算编制，这一次民主恳谈会被引入镇人大体制内。
7月27日，新河镇在人代会期间召开民主恳谈会，90名镇人大代表直接参与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193名群众自发前来参加旁听。镇人大代表和到会的群众就镇政府的预算方案与镇政府进行了对话和质询，并提出了缩减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教育投入等18个问题。
恳谈会结束后，政府与人大主席团、人大财政审查小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调整了包括缩减行政管理费25万在内的9个项目，增减的资金合计237万元。镇政府据此修改了财政预算，并在第二天的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目前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也在进行公共预算改革，但仍然是由政府主导，人大并没有真正改变“橡皮图章”的地位，新河镇的预算改革是中国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初步透明和参与的公共预算改革。
创新的意义：治理型模式的张力
温岭民主恳谈经过5年多时间的不断探索、深化、完善和发展，已经初步臻于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扩大了基层民主，改善了党在基层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浦劬教授称之为“原创性的民主载体”。
王浦劬教授认为，从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看，它不是首先选择民主选举制，而是首先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这些环节，当然也包括民主监督，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个民主政治建设新的切入点和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治理型模式。
至于民主恳谈的实践意义，他以“四层解读”来归纳：第一层解读，温岭民主恳谈会内含着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特别是中国基层权力组织战略思路的思考；第二层解读，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决策效率的提高；第三层解读，民主恳谈会虽然是基层的民主，而现有的做法已经体现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第四层解读，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执政方式如何改变，也包含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认为，温岭恳谈会揭示了中国农村基层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