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商:中国文化理想与经济实践的契合

来源 :中外企业文化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iang565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来,“儒商”一词不断出现于媒体,这本来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化的表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运用这个语词的媒体,都没弄懂它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有望文生义者,以为“儒”指“儒雅”,凡有书卷气,会点琴棋书画的,就可以称“儒”,由此还生发出“儒将”甚至“儒警”一类说法。前一阵,有部电视剧叫《儒商》,叙述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以高智能、高计谋赢得高利润,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鲁迅先生以为“儒者,巫也”。在三代(夏商周)时,巫掌握着卜蓍、祭祀之权,进而直接或间接地运作了国家政治、管理、刑罚等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后世强调的“礼”,无疑是对“巫”的延伸。但到孔子所处的时代,儒,已“不语怪、力、乱、神”,完全摒弃了“巫”的内涵。所以后世之儒,尽管恪守“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周文化设计,反而以实用、理性著称,成为与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中华文明的突出代表之一,并在当今世界文化中占有显著位置,不谓无因。
  孔子时代的“儒”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探索的核心是被后人称为“超越性”的人类共同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达到“大同”、“小康”的核心概念和解决办法。比如,从个人出发的“仁”、“恕”,从国家设计出发的“礼”、“和”。而在《礼记•礼运》中那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描述,不但被孙中山、毛泽东奉为圭臬,且已铭刻于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成为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名言,表明他对周初文化设计的认同。史称“汤武革命”中的“武”,就是指发端于周原农耕部族周武王伐纣以后,完全变革了殷商的文化,制定了一整套以农为本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农耕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必苛求孔子没有选择工业或后现代的方式,事实上,它在16世纪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时,还引起了启蒙运动干将之一、法国重农主义的倡导者魁奈的特别赞扬。而孔子身处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怀念统一、秩序井然的太平盛世,所以“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成为后世尤其是近现代不少人士诟病的话题。此为后话,不题。
  一般认为,在春秋或春秋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出现轻视工商的观点,相反,重视工商和要求工商各安其业的记载倒很多。孔子在《论语•述而》中甚至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说法,可见并不拘泥于业之高下。“抑制工商,驱使为农”反而是一向被认为“法家”和“中国第一位改革家”的商鞅制定的基本国策。荀子认为工商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口号,为西汉崇本抑末的“四民说”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后文要谈,故不赘述。
  倒是孔子把“仁政”作为民本思想的基石。它的首要含义便是富民,不断改善民的物质生活。他援引尧舜当年忧虑四海穷困,指出天下得失取决于民的贫富,这是尧、舜、禹口传心授的久远传统。孟子更把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加以发展,主张“为民置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固定的资产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可能具备礼义道德,实现大道流行的社会理想。这一主张,两千年后仍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所以追根溯源,“儒”与“商”并不相隔,更谈不上特别的轻视了。事实上,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端木赐)就是鲁国的商业巨子,孔子称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他没有接受官方任命,以私人身份经商,预测行情十分准确)”,还曾经“一言存鲁”,所以依然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
  文史大师陈寅恪当年在哈佛时曾说: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以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诚实意味着生活:编者注),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称邪说,徒言破坏,煽惑心志,教糅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能忍为矣”( 1919年9月8日吴宓《雨僧日记》,转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宓与陈寅恪》P.8)。
  这最后几句话,就是专指那些虽然读过书,甚至留过洋,但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的人,无论从政还是“下海”,也都称不上是“儒”。
  现今“经济”一语,原为儒家所谓“经邦济国”或“经世济民”的略语,是讲大系统大运作的。《三国演义》是妇孺皆知的小说,其中的很多观念,实际上代表着元代以来儒家观念的发展。比如“舌战群儒”一节写诸葛亮对儒家分化的看法,就颇耐寻味: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阳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愁。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
  这里将“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愁。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传统文人穷形尽相,实则是对陈寿史传中说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命”,或者杜甫诗“伯仲之间见伊(尹)吕(尚),指挥若定失萧(何)曹(参)”的逻辑延伸。这几位名相,道尽了儒生后来以儒法合一、经济自许的人生理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具有自己独特的,接近于当代的经济观念。司马迁是史学上最早为孔子和儒家立传的人,也被后人视为儒家。那位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生前怎么也料想不到,被他视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社会,早于他一千八百年便奉献给世界一位杰出的自由经济思想家。当代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每每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司马迁已经懂得用“经济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重视社会的分工,认为农、工、产、渔、林业都是必要的社会分工部门,足以担当起社会的经济职能,而无须朝廷的干预。孟子曾用水的无形而自然的运动,来表征人性趋善,而司马迁却以水之流下,表征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它的作用,可以使“人各位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走下,日夜无休时”,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被人誉为“史家之绝唱”的不朽名著《史记》里,司马迁更用他的如椽巨笔写下了《货殖列传》,使作为现代企业家先驱的商人巨贾得以彪炳青史,万古流芳。作为自由经济思想家,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深感不满。他把设计这一政策的桑弘羊视为商品经济的罪人,不肯在他的史书中为这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列传。他认为对商品经济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从战国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中,儒家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司马迁更依据他所推崇的黄老之学,阐明了商品经济政策的全部精义,把市场看作是与天道“损有余以奉不足”相契合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千载之下,仍然使我们有仰之弥高之感。
  十年前,著名学者余英时曾以《中国近世宗教于与商人精神》为题,用“韦伯式”方法讨论过类似问题,有一些相当精辟的发明,不妨参看。此外本文还包含友人王焱(现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些提法,是三年前我们一起从事一个项目研究时切磋琢磨的心得。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其他文献
作文教学要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在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激发兴趣、开放课堂、发展认知能力等创造性教学策略提高作文教学成效。
自2006年9月1日起,按照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国内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20点之间的黄金时段,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
介绍了一种多征兆模糊故障诊断专家系统数据库实现方法。研究了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模糊规则知识库的建立和维护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模糊诊断推理数学模型,充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
黄河沿岸枣树开花多、座果少、利用夏季修剪技术:抹芽、疏枝、摘心、拉枝、环切、开甲、调节生长与结果的矛盾,抑制营养生长,提高座果率。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关注的是什么?随着教育的普及,答案几乎可以统一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了。但我个人则认为,父母关注学习成绩不错,可孩子的思想品德是不是经常关心呢?"不说谎话、脏
通过对海藻生物肥的抗病试验研究其对棉花枯萎、黄萎病及棉苗立枯病和向日葵菌核病的防治效果, 以及对棉种的发芽和长势的效果,为大田防治示范及推广提供依据。 Through the
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在国产手机面临重重困境,就连波导、TCL、夏新等一线厂商相继传出亏损消息之时,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国际手机巨头的业绩却丝毫不逊色,并有与日俱增之势.据知名行业分析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今后住房调控政策进行了分析。
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早已挤不出一丝水汽树叶在窗外昏昏欲睡试卷在窗内沙沙作响书本里是无人的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