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三里程碑”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互为表里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
其实，在夺权后，“走资派”已经被关起来。夺权的群众很快分为两派，两派群众由争吵、文斗，很快发展为武斗，一开始用木棍、石块，到夏天变成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毛泽东还停留在原有的设想之中，认为是群众起来向“走资派”进攻。既然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向“走资派”斗争，当然越激烈越好。7月22日，江青支持、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火上加油，变成“全面内战”。9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春节前”解决了，这比他在年初的预测提前了几个月。
9月30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既然实践证明“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就要给予理论的总结、阐述，也就是明确“第三里程碑（文革）”的理论。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革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篇社论主要内容是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写入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
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里程碑”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志，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龚育之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写了1万多字。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提一点，笔者认为，虽然第一条提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重点在于第二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实践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解决，将党内斗争按阶级斗争办法处理。
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倒退。1957年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因为“文革”一次又一次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内乱。1969年春召开了中共九大，但是人们并没有“文革”胜利的感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则又发生一场恶斗，1971年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不知陈伯达、姚文元等脱离实际的秀才，在他们起草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给国家、民族、党带来什么！？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沦为阶下囚。和他们一样积极推动“文革”的那些人出狱后的回忆录中只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第三里程碑”的类似提法写入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1969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为什么退康生？因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起草党章的工作。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2年初，毛泽东重病一场。毛泽东年老体弱之时，仍在考虑国家大事。在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提法之时，在解决“九一三”事件带来的政治、信仰危机的同时，也考虑如何处理“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首先要撇清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因林彪已经叛逃、自我爆炸，成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
毛泽东认为江青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批评江青，提醒江青，希望她能看到“文革”中的问题，能随他一起纠正“文革”中的问题，团结大家。其次，他安抚被批判、被打倒的老干部。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从监狱中放人。提出革委会中实行新的“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老”就是指老干部，“中”指“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青”是指造反派或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劳模。造反派由“三结合”中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可是江青执迷不悟，反对解放老干部；批评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主张发展经济、生产的干部；利用“批林批孔”号召、支持造反派继续造反，以“革命”压生产，批唯生产论，越来越脱离群众，越走越远。
对林彪集团，首先批林整风。1973年8月20日，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党籍。仅做组织处理不够，还要在思想上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谈到评法批儒。8月5日，召见江青再次谈评法批儒。后发展为“批林批孔”。江青出面要求评法批儒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得很巧妙：“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渐渐与其划清界限。1972年初，以江青干扰治疗为由头，不准她随便回家。汪东兴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指示。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论江青怎样闹，卫兵就是不准她进毛泽东的住地。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1975年2月，王洪文、张春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原地不动，仍是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具体分工。这引起江青很大不满。无论江青怎样写信说自己是“闲人”，毛澤东就是不让步。由表扬改为批评，因江青的愚不可及，他的批评越来越严厉。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得到在政治局占多数的老干部的拥护。毛泽东是要她尊重政治局的多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做法完全不同。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段话中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从此，毛泽东一直这样坚持。1974年，他让周恩来负责，召开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让华国锋当代总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破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华国锋。在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就有了收拾“四人帮”的机会和权力。因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合理合法地一举粉碎“四人帮”。
另一句话：“你积怨甚多。”毛泽东以批评江青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悔意。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他最后一次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以江青为主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虽然毛泽东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不同，但还是要“四人帮”做自我批评。同时，他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他说：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因为是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主动替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责任。但是他首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已经不能出门，接触的人很少。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评邓小平之前，第一句首先是批评江青的，江青十分恼火。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
毛泽东就是要管束江青，不让她再无法无天。这点一直坚持到他临终。
从“第三里程碑”的提出到取消，不仅能看出毛泽东对“文革”认识的变化，而且能看出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四人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只看到林彪垮台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反林功臣自居，弹冠相庆；而没有看到“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实际上宣布了“文革”的破产。毛泽东则看到“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和伤害。
在垂暮之年，毛泽东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发现自己部分错误和不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变。关于对“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就是一个明证。（全文完）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
其实，在夺权后，“走资派”已经被关起来。夺权的群众很快分为两派，两派群众由争吵、文斗，很快发展为武斗，一开始用木棍、石块，到夏天变成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毛泽东还停留在原有的设想之中，认为是群众起来向“走资派”进攻。既然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向“走资派”斗争，当然越激烈越好。7月22日，江青支持、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火上加油，变成“全面内战”。9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春节前”解决了，这比他在年初的预测提前了几个月。
9月30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既然实践证明“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就要给予理论的总结、阐述，也就是明确“第三里程碑（文革）”的理论。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革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篇社论主要内容是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写入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
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里程碑”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志，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龚育之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写了1万多字。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提一点，笔者认为，虽然第一条提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重点在于第二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实践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解决，将党内斗争按阶级斗争办法处理。
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倒退。1957年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因为“文革”一次又一次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内乱。1969年春召开了中共九大，但是人们并没有“文革”胜利的感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则又发生一场恶斗，1971年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不知陈伯达、姚文元等脱离实际的秀才，在他们起草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给国家、民族、党带来什么！？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沦为阶下囚。和他们一样积极推动“文革”的那些人出狱后的回忆录中只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第三里程碑”的类似提法写入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1969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为什么退康生？因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起草党章的工作。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2年初，毛泽东重病一场。毛泽东年老体弱之时，仍在考虑国家大事。在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提法之时，在解决“九一三”事件带来的政治、信仰危机的同时，也考虑如何处理“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首先要撇清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因林彪已经叛逃、自我爆炸，成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
毛泽东认为江青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批评江青，提醒江青，希望她能看到“文革”中的问题，能随他一起纠正“文革”中的问题，团结大家。其次，他安抚被批判、被打倒的老干部。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从监狱中放人。提出革委会中实行新的“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老”就是指老干部，“中”指“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青”是指造反派或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劳模。造反派由“三结合”中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可是江青执迷不悟，反对解放老干部；批评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主张发展经济、生产的干部；利用“批林批孔”号召、支持造反派继续造反，以“革命”压生产，批唯生产论，越来越脱离群众，越走越远。
对林彪集团，首先批林整风。1973年8月20日，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党籍。仅做组织处理不够，还要在思想上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谈到评法批儒。8月5日，召见江青再次谈评法批儒。后发展为“批林批孔”。江青出面要求评法批儒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得很巧妙：“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渐渐与其划清界限。1972年初，以江青干扰治疗为由头，不准她随便回家。汪东兴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指示。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论江青怎样闹，卫兵就是不准她进毛泽东的住地。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1975年2月，王洪文、张春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原地不动，仍是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具体分工。这引起江青很大不满。无论江青怎样写信说自己是“闲人”，毛澤东就是不让步。由表扬改为批评，因江青的愚不可及，他的批评越来越严厉。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得到在政治局占多数的老干部的拥护。毛泽东是要她尊重政治局的多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做法完全不同。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段话中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从此，毛泽东一直这样坚持。1974年，他让周恩来负责，召开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让华国锋当代总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破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华国锋。在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就有了收拾“四人帮”的机会和权力。因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合理合法地一举粉碎“四人帮”。
另一句话：“你积怨甚多。”毛泽东以批评江青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悔意。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他最后一次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以江青为主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虽然毛泽东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不同，但还是要“四人帮”做自我批评。同时，他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他说：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因为是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主动替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责任。但是他首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已经不能出门，接触的人很少。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评邓小平之前，第一句首先是批评江青的，江青十分恼火。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
毛泽东就是要管束江青，不让她再无法无天。这点一直坚持到他临终。
从“第三里程碑”的提出到取消，不仅能看出毛泽东对“文革”认识的变化，而且能看出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四人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只看到林彪垮台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反林功臣自居，弹冠相庆；而没有看到“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实际上宣布了“文革”的破产。毛泽东则看到“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和伤害。
在垂暮之年，毛泽东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发现自己部分错误和不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变。关于对“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就是一个明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