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在教育领域里，在我们职业技术教育圈子内，有一个既定的“共识”，职业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技术工人（农民），简称“技工”。对于这样一个“共识”，在笔者看来，如果把它放在狭隘的“职业教育观”中加以理解，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也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可。但是，如果把它放到“现代职业教育观”中来考量，似乎又有些不当。在人类社会、经济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都面临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个“共识”进行反思与讨论。培养“技工”，到底是职业学校的“目标”还是“路标”？对这个问题的较真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别有意义。
　　我们知道，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教育”，从这个角度上讲，培养技工只能说是职业学校教育的一个“路标”，而非目标。理由很简单，凡是学校教育，不论是哪个层级的还是哪种类型的，其终极目标都是指向“人的完善”，即培养“完人”。在工业社会里，“完人”就是一个能够有效行使自己权利与义务的责任公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工。当然，就学会谋生与保障生存而言，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技工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但是，就人的发展与完善而言，成为一个技工却不是人生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一个构成部分，即人生路程上的一个“路标”。这个路标具有一种指向性，指向“成人”的目标，即“良好的公民”这个目标。
　　为了更明确地表述观点，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路标”与“目标”之关系。“路标”是过程性的，而“目标”则是终极性的；没有“目标”的“路标”无方向，没有“路标”的“目标”则缺少当下的指向，是虚无缥缈的。由此而言，职业学校把培养技工当做自己的“路标”是合适的，可取的，如果当做“目标”则是不当的，至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或在工作岗位上，往往只有一定的“技术”却无一定的社会或职业担当。这个问题不仅在职业学校毕业生身上有所反映，而且在社会上也颇有市场：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啃老族”、精明的“伪利他主义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问题的真实写照。
　　我们说培养技工是“路标”而不是“目标”，是有历史与现实根据的。职业学校培养的是“公民”而不是“技工”，这是现代职业学校的传统与追求。众所周知，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在创立“劳作学校”时就明确提出，劳作学校的教育目的与任务是造就“有用的国家公民”。在他劳作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中，公民教育是劳作教育的目的与归宿。公民是具备了“公正”“合法”“劳作”三种美德并服务于国家的人，而学校的职业技能教育就是公民准备和公民道德教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集体观念的教育、权威感教育、民族感教育和劳作教育，这是劳作学校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加速，职业和工作岗位对人的要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公民教育成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转型与发展的重要课题。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关于为工作、公民身份和可持续发展而学习”的《波恩宣言》，2012年5月发表了《上海共识》，强调培养“国际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这些都是明确的信号。
　　从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来看，他们为适应社会、环境、工作、生存而成为“技工”的“适应性学习”很重要，他们为生活、公民素质、可持续发展而成为“学习型公民”的“发展性学习”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培养“技工”视作职业学校教育的“路标”而不是“目标”，那么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将呈现出新的图景。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