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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派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潜入中国，与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在隐蔽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德国共产党员汉布尔格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为杨靖宇的抗日部队传送密码，等等，写下了传奇的篇章。
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到达上海后，汉布尔格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又与苏联最优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接上了关系。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一天，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她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作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唯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乘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帮助抗日武装搞炸药原料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会话。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为杨靖宇将军送密码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
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近1.93米），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游荡。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但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
苏联方面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前后在中国工作了5年时间，她于1935年10月离开中国。以后，受苏军情报局派遣，汉布尔格先后在瑞士、波兰、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两次荣获苏联红军“红旗勋章”。
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到达上海后，汉布尔格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又与苏联最优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接上了关系。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一天，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她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作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唯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乘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帮助抗日武装搞炸药原料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会话。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为杨靖宇将军送密码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
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近1.93米），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游荡。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但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
苏联方面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前后在中国工作了5年时间，她于1935年10月离开中国。以后，受苏军情报局派遣，汉布尔格先后在瑞士、波兰、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两次荣获苏联红军“红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