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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古巴：开启中拉外交关系
从上世纪6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有购买“古巴糖”的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开拓与拉美的官方外交关系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拉美国家执政者的反共成见和台湾当局的干扰、破坏。
古巴革命1959年1月取得胜利以及1960年9月中古顺利建交，使艰难发展的中拉关系获得重大政治突破。援助古巴革命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周恩来总理在中古建交的贺电中指出：如果必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给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民一切可能的支援。
实际上，早在古巴革命胜利不久，中古两国传递互相支持的政治信号同时，援助已进入两国议事日程。1959年6月～7月，切·格瓦拉访问埃及、南斯拉夫等国期间，接触了中国派驻这些国家的使节，希望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方做出了积极回应。1959年12月，中国同古巴签订了贸易合同，向古巴购买五万吨原糖。1960年7月～11月，两国贸易代表团实现互访。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格瓦拉时强调：“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是尽了一点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9年～1965年间，中古两国共签订两个五年期的和多个年度贸易协定，中国对古巴的经济支援体现在提供优惠贸易、无息贷款和无偿物资援助等方面。其中无息贷款的一部分是由中方对古贸易盈余转化而来，这是鉴于当时为缓解古巴对华贸易逆差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做法。到1965年，由中方贸易盈余转为对古巴的长期无息贷款额高达4000万美元。考虑到古巴的还款能力，周恩来1963年对来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说：“贷款只是个形式，到时不还或再推迟还都可以，如果到时有困难还可延期还。” 古巴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拉美的惟一的建交国和受援国。由于古巴革命成功地“在美国的后院打开了缺口”（周恩来语），中国援助古巴则是寻求建立外交关系和以期在外围形成对美国的战略牵制。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同非洲访华人士谈话时指出，古巴“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而古巴迫切请求中国援助，则是化解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现实需要。在援助效果上，中国对古援助不仅助推了中古顺利建交，开启了中拉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而且中古两国也积累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应强调的是，建交后，古巴慷慨地向中国提供了炼油、制糖等方面的技术资料，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西班牙语人才。
第一次建交高潮：援助的助推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现了对拉美外交的历史性开拓，迎来了中拉建交第一个高潮。到70年代末，中国已与12个拉美国家建交。此时，许多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力量壮大，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并呈多元化趋势，发起了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建立拉美无核区、推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国对此都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声援。
随着建交国增多，中国在拉美的受援国得以扩大，智利、秘鲁、圭亚那和牙买加都曾接受中国援助。在建交前后，中国提供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71年～1973年，中国与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签署了多个经济和贸易协定，中国向这些国家购买小麦、玉米、鱼粉、铜等产品。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中国与智利、秘鲁、圭亚那、牙买加等国家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方提供了无息贷款开展农业、纺织等领域的技术合作。
智利是同新中国来往较早、民间交往最为频繁的拉美国家之一。1964年5月，中国在智利设立了商代处。1970年9月，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赢得大选，把中智关系推向了高潮。阿连德总统对华友好，此前多次访华，执政后与中国顺利建交，并在第25、26届联大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阿连德政府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未取得良好效果，使智利国内陷入危机，经济严重困难。为帮助智利摆脱困境，1971年～1972年，中国多次向其提供了经济援助，包括提供无偿物资、无息贷款等。鉴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援助需求骤增，超出了中国国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中国婉拒了阿连德政府进一步的援助请求，并向智方推心置腹地提出建议。1973年1月，周恩来总理接见来华寻求经济援助的智利外交部长时指出：“中国坚决支持智利人民的正义斗争，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你们的步骤比我们解放后头十年采取的步骤还快……你们的经济不是立足国内，而是靠外援，这很危险。”
同时，周恩来在给阿连德总统的亲笔信中谈到，中国的一些援助只能起一点应急作用，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很有限，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请总统谅解。发展中国家要克服面临的困难，除了相互帮助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968年10月，胡安·贝拉斯科政府在秘鲁上台执政，推行“秘鲁革命”进程，极力捍卫12海里领海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与美国关系紧张。在外交上，秘鲁军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独立倾向。
中国密切关注秘鲁局势变化，1970年5月，秘鲁发生严重地震灾害，6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起草了《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1970年6月7日，毛泽东主席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100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100万或150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周恩来最后决定，中国红十字会提供15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举在秘鲁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70年10月，秘鲁在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对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试探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可能性。此时，贝拉斯科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较为主动，积极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秘。1971年4月，中秘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11月，秘鲁同中国正式建交，双方签订了《中秘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秘鲁提供了17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中国政府还将购买秘鲁15吨～20万吨鱼粉、2万吨鱼油、3.5～4万吨铜、1万吨铅、1万吨锌。
70年代，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对促进、巩固双边政治关系明显起到了助推作用。
“讲求实效、形式多样”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拉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对拉美的外交工作。80年代中期，中拉关系迎来第二次建交高潮，到80年代末，中国共与17个拉美国家（不包括三个终止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大大压缩了台湾当局在拉美的“外交空间”，逐渐形成了由中国主导拉美外交的崭新局面。然而，90年代初，拉美部分建交国外交反弹压力增大，涉台斗争形势严峻，巩固和扩大在拉美的外交阵地显得更为迫切。此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政策，一方面，需要巩固与新建交国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倡导南南合作，在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中国对拉美的援助项目呈现小型化、多样化特点。在金融援助方面，除提供无息贷款和现汇援助外，90年代末出现了优惠贷款等新的援助形式，并向一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新时期对拉美援助的政策宣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并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国别进一步扩大，援助规模呈快速上升趋势，政策也渐趋成熟，透明度增强。
就具体援助政策而言，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新时期以2004年“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的成立和2008年11月5日中国发布的首份对拉美政策文件为标志，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政策进行了公开阐述。
加勒比国家国小势微，资源贫乏，经济结构单一，在外交上注重考虑经济利益。中国之所以重视对加勒比国家的援助，是因为从外交战略、遏制“台独”、提高国家影响力方面来看，中国在这一地区有着重大利益。鉴于此，援助关系可视为推动和支撑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关系发展的核心支柱之一。加勒比的建交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援助的“重心”，几乎占到了中国对拉美援助资金的90%以上。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方式日趋灵活、多样化。除提供无偿物资援助外，中国对拉美援助的标志性成套项目援助增多，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令人瞩目，人力资源培训规模也逐步扩大，还派遣了多批医疗队和青年志愿者。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具有以下特点：
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201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向拉美15个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现汇援助。尽管海地尚未与中国建交，但海地2010年1月爆发地震后，中国共计提供了近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援助引人关注。2003年～2008年间，中国对加勒比地区援助的大型成套项目成为对拉美援助的核心。中国向古巴、巴哈马、格林纳达等15个国家援助了40多个成套项目，项目类型包括体育场、会展中心、公路、水电站、医院、农业基地等。
优惠贷款在援助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过去中国主要向一些拉美国家提供无息贷款。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2003年～2008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优惠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共向11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援建了体育场、会议中心等多个大型成套项目。在债务减免方面，2006年2月，中国免除了圭亚那2004年底以前到期的所有对华债务，并于2007年免除了玻利维亚的两笔到期债务。
此外，随着中拉关系发展日益深入，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关系同整体中拉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加强与拉美组织的关系，对于弥补双边关系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向安第斯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加勒比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了援助或捐资。
从上世纪6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有购买“古巴糖”的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开拓与拉美的官方外交关系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拉美国家执政者的反共成见和台湾当局的干扰、破坏。
古巴革命1959年1月取得胜利以及1960年9月中古顺利建交，使艰难发展的中拉关系获得重大政治突破。援助古巴革命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周恩来总理在中古建交的贺电中指出：如果必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给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民一切可能的支援。
实际上，早在古巴革命胜利不久，中古两国传递互相支持的政治信号同时，援助已进入两国议事日程。1959年6月～7月，切·格瓦拉访问埃及、南斯拉夫等国期间，接触了中国派驻这些国家的使节，希望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方做出了积极回应。1959年12月，中国同古巴签订了贸易合同，向古巴购买五万吨原糖。1960年7月～11月，两国贸易代表团实现互访。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格瓦拉时强调：“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是尽了一点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9年～1965年间，中古两国共签订两个五年期的和多个年度贸易协定，中国对古巴的经济支援体现在提供优惠贸易、无息贷款和无偿物资援助等方面。其中无息贷款的一部分是由中方对古贸易盈余转化而来，这是鉴于当时为缓解古巴对华贸易逆差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做法。到1965年，由中方贸易盈余转为对古巴的长期无息贷款额高达4000万美元。考虑到古巴的还款能力，周恩来1963年对来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说：“贷款只是个形式，到时不还或再推迟还都可以，如果到时有困难还可延期还。” 古巴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拉美的惟一的建交国和受援国。由于古巴革命成功地“在美国的后院打开了缺口”（周恩来语），中国援助古巴则是寻求建立外交关系和以期在外围形成对美国的战略牵制。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同非洲访华人士谈话时指出，古巴“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而古巴迫切请求中国援助，则是化解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现实需要。在援助效果上，中国对古援助不仅助推了中古顺利建交，开启了中拉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而且中古两国也积累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应强调的是，建交后，古巴慷慨地向中国提供了炼油、制糖等方面的技术资料，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西班牙语人才。
第一次建交高潮：援助的助推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现了对拉美外交的历史性开拓，迎来了中拉建交第一个高潮。到70年代末，中国已与12个拉美国家建交。此时，许多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力量壮大，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并呈多元化趋势，发起了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建立拉美无核区、推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国对此都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声援。
随着建交国增多，中国在拉美的受援国得以扩大，智利、秘鲁、圭亚那和牙买加都曾接受中国援助。在建交前后，中国提供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71年～1973年，中国与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签署了多个经济和贸易协定，中国向这些国家购买小麦、玉米、鱼粉、铜等产品。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中国与智利、秘鲁、圭亚那、牙买加等国家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方提供了无息贷款开展农业、纺织等领域的技术合作。
智利是同新中国来往较早、民间交往最为频繁的拉美国家之一。1964年5月，中国在智利设立了商代处。1970年9月，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赢得大选，把中智关系推向了高潮。阿连德总统对华友好，此前多次访华，执政后与中国顺利建交，并在第25、26届联大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阿连德政府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未取得良好效果，使智利国内陷入危机，经济严重困难。为帮助智利摆脱困境，1971年～1972年，中国多次向其提供了经济援助，包括提供无偿物资、无息贷款等。鉴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援助需求骤增，超出了中国国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中国婉拒了阿连德政府进一步的援助请求，并向智方推心置腹地提出建议。1973年1月，周恩来总理接见来华寻求经济援助的智利外交部长时指出：“中国坚决支持智利人民的正义斗争，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你们的步骤比我们解放后头十年采取的步骤还快……你们的经济不是立足国内，而是靠外援，这很危险。”
同时，周恩来在给阿连德总统的亲笔信中谈到，中国的一些援助只能起一点应急作用，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很有限，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请总统谅解。发展中国家要克服面临的困难，除了相互帮助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968年10月，胡安·贝拉斯科政府在秘鲁上台执政，推行“秘鲁革命”进程，极力捍卫12海里领海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与美国关系紧张。在外交上，秘鲁军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独立倾向。
中国密切关注秘鲁局势变化，1970年5月，秘鲁发生严重地震灾害，6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起草了《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1970年6月7日，毛泽东主席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100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100万或150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周恩来最后决定，中国红十字会提供15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举在秘鲁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70年10月，秘鲁在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对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试探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可能性。此时，贝拉斯科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较为主动，积极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秘。1971年4月，中秘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11月，秘鲁同中国正式建交，双方签订了《中秘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秘鲁提供了17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中国政府还将购买秘鲁15吨～20万吨鱼粉、2万吨鱼油、3.5～4万吨铜、1万吨铅、1万吨锌。
70年代，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对促进、巩固双边政治关系明显起到了助推作用。
“讲求实效、形式多样”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拉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对拉美的外交工作。80年代中期，中拉关系迎来第二次建交高潮，到80年代末，中国共与17个拉美国家（不包括三个终止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大大压缩了台湾当局在拉美的“外交空间”，逐渐形成了由中国主导拉美外交的崭新局面。然而，90年代初，拉美部分建交国外交反弹压力增大，涉台斗争形势严峻，巩固和扩大在拉美的外交阵地显得更为迫切。此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政策，一方面，需要巩固与新建交国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倡导南南合作，在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中国对拉美的援助项目呈现小型化、多样化特点。在金融援助方面，除提供无息贷款和现汇援助外，90年代末出现了优惠贷款等新的援助形式，并向一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新时期对拉美援助的政策宣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并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国别进一步扩大，援助规模呈快速上升趋势，政策也渐趋成熟，透明度增强。
就具体援助政策而言，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新时期以2004年“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的成立和2008年11月5日中国发布的首份对拉美政策文件为标志，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政策进行了公开阐述。
加勒比国家国小势微，资源贫乏，经济结构单一，在外交上注重考虑经济利益。中国之所以重视对加勒比国家的援助，是因为从外交战略、遏制“台独”、提高国家影响力方面来看，中国在这一地区有着重大利益。鉴于此，援助关系可视为推动和支撑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关系发展的核心支柱之一。加勒比的建交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援助的“重心”，几乎占到了中国对拉美援助资金的90%以上。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援助方式日趋灵活、多样化。除提供无偿物资援助外，中国对拉美援助的标志性成套项目援助增多，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令人瞩目，人力资源培训规模也逐步扩大，还派遣了多批医疗队和青年志愿者。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具有以下特点：
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201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向拉美15个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现汇援助。尽管海地尚未与中国建交，但海地2010年1月爆发地震后，中国共计提供了近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援助引人关注。2003年～2008年间，中国对加勒比地区援助的大型成套项目成为对拉美援助的核心。中国向古巴、巴哈马、格林纳达等15个国家援助了40多个成套项目，项目类型包括体育场、会展中心、公路、水电站、医院、农业基地等。
优惠贷款在援助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过去中国主要向一些拉美国家提供无息贷款。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2003年～2008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优惠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共向11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援建了体育场、会议中心等多个大型成套项目。在债务减免方面，2006年2月，中国免除了圭亚那2004年底以前到期的所有对华债务，并于2007年免除了玻利维亚的两笔到期债务。
此外，随着中拉关系发展日益深入，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关系同整体中拉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加强与拉美组织的关系，对于弥补双边关系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向安第斯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加勒比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了援助或捐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