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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日，《文化纵横》杂志创刊会议暨时代变迁与中国的价值重建研讨会，在艺海商务酒店召开。在京各院校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文化纵横》杂志社执行主编高超群主持，《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主编杨平，就《文化纵横》杂志的宗旨、杂志的定位与方向，向与会学者作了简要的介绍。与会学者对《文化纵横》的创刊及基本定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杂志定位所涉及的价值重建、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性、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等命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为杂志的作者群、读者群建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应运而生”的刊物
首先，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文化纵横》杂志的创刊与基本定位，大家肯定地指出：这是一本“应运而生”的刊物，是应时代之所需出现的刊物。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认为，“现在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杂志，讨论文化重建”——其实也就是要解决“中国人面临现代世界，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范亚峰认为，改革30年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都处在十字路口，《文化纵横》杂志“比较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动，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这个社会最需要文化价值的时候，《文化纵横》杂志就“为思想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载体”。
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认为，这本杂志的出现，对于目前中国各种力量的整合有很大的价值，他认为，《文化纵横》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文化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比较了《读书》《财经》与《南风窗》三种杂志，认为《文化纵横》杂志以“文化”的名义，行“综合性”杂志之实，恰好补目前杂志之所缺。
北京大学潘维认为，这个杂志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我们的“自信”—— “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气到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黄平说，他也认为《文化纵横》在这个时候创刊，说明“时代是到了这个份上了”，《文化纵横》的使命，的确是这个时代的需求，是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拿出自己的价值观”了。
价值重建：注重实践、注重民间
对于如何处理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与会学者有不同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刘海波认为，中国的价值并没有消失，关键是一直没有给予“哲学上的解释”。他认为，要从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理想以及1949年以后的政体这三个层面，研究我们的价值观，价值重建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治疗”。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认为，虽然中国并不存在广泛的价值观流失，但是，价值观的确在“付诸行动”的层次上出了问题。因此，他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放下知识分子的傲慢，关注民间”，关注民间社会中正在生长着的社会实践。研究这些实践，可能比单纯的理论思考更有价值。
时评家秋风也认为，中国的价值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已经存在；中国的价值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当代的行动者，要到“行动中的社会主体中去观察，去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纪苏认为，“在民间”是这个杂志中非常醒目的一个栏目。他认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文化实践非常自发，“实”，已经走在“名”之前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实”，是理论界和思想界需要去认识的。
韩德强从理论上描述了文化价值观的生成。他用比喻说，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有点像是蚕吃桑叶，吃够了后就会吐丝，最后破茧而出。对于文化价值的形成来说，吃桑叶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性
价值重建的课题，自然与当下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牵连在一起。
清华大学的秦晖指出，普世价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谁能够掌握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过去，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一直处于守势，现在全世界面对“现代化”都有点迷茫，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就根本用不着回避“普世价值”这个说法。
李强则认为，在普遍主义和多元的视角中，任何一个观念都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遍主义观念，但这不妨碍我们“提升和改善我们自己，使我们有更多普遍主义的因素”。
秋风则认为，虽然我们文明的文化价值是在“生成”的过程中，通过行动形成的也必然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观念，但是，其观念来源却是普世性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高全喜也认为，把特殊主义隐藏在普遍主义之下，恰恰是西方近代意识形态最为成功之处，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可以这么做。
潘维比较强调普世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一些基本的人类伦理道德是普遍性的，这没问题；但在普遍性之下，确实是有些特殊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自己的文化理念来思考当前的现实问题，讨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的，恰恰不是中国的焦虑，而是中国的自信；经过这种思考形成的，也许是相当独特的自我，但也一定是包容的。
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
有学者也针对《文化纵横》杂志的自我定位，提出了一些意见。
针对《文化纵横》杂志在定位和议题设置上反复涉及的“中国与西方”的问题，汪晖提出，在这里正是要从“纵横的角度”，提供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首先，在大的社会变迁中，面对中国崛起，要多一点历史的、地域的视野。他说，现在很多现实都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认识框架，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不能解答的，对待中国本身的问题，一定要有更丰富的视角。同时，现在谈论中国也离不开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如果在我们的思考中没有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王绍光则认为，目前杂志关于“中国与西方”的框架，有些过于简化，他也主张要“放眼世界”，要把非西方的思潮，拉美、东亚的思想等等，都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作者群与读者群
关于杂志的作者群与读者群的构成，与会者也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汪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是一份思想性的刊物，但所倚重的作者，却不能是空谈思想的“思想家”，他主张寻找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专家就中国的实践，就中国当前发展中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来谈思想建设。王绍光也认为，思辨性的学者谈文化建设，只能是文化建设中很少的一部分，文化建设需要包含很多学科，诸如民俗学、传播学、历史、艺术，、城市规划设计等等，都和文化重建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要“多多考察各个学科的前沿问题”。
对于杂志社描述的读者群定位，与会者普遍表示在读者群中缺少了“大学生”这个群体，对于青年一代在文化、道德上的诉求，关心不够。曹卫东指出，如果杂志的定位是影响中国未来20年的人群，那恰恰不该忽视在20年中会成为社会主流的大学生群体。吴飞认为，从《读书》的经验也可看出，《读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持续性地影响着在校大学生。姚洋也认为，一个思想类杂志的生存，是离不开思想敏锐的青年学生读者的。
最后，社长杨平总结说，《文化纵横》杂志的创刊，得到了诸多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尽相同的学者的共同支持，今后，《文化纵横》杂志也将延续当前的思路，希望以当前社会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为引导，为不同立场的学者，打造一个共同探讨问题、提炼文化价值的平台。■
与会学者（排名不分先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海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自由撰稿人秋风，民间教育家徐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贺照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康晓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纪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德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教授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利。
会议由《文化纵横》杂志社执行主编高超群主持，《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主编杨平，就《文化纵横》杂志的宗旨、杂志的定位与方向，向与会学者作了简要的介绍。与会学者对《文化纵横》的创刊及基本定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杂志定位所涉及的价值重建、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性、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等命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为杂志的作者群、读者群建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应运而生”的刊物
首先，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文化纵横》杂志的创刊与基本定位，大家肯定地指出：这是一本“应运而生”的刊物，是应时代之所需出现的刊物。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认为，“现在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杂志，讨论文化重建”——其实也就是要解决“中国人面临现代世界，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范亚峰认为，改革30年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都处在十字路口，《文化纵横》杂志“比较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动，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这个社会最需要文化价值的时候，《文化纵横》杂志就“为思想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载体”。
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认为，这本杂志的出现，对于目前中国各种力量的整合有很大的价值，他认为，《文化纵横》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文化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比较了《读书》《财经》与《南风窗》三种杂志，认为《文化纵横》杂志以“文化”的名义，行“综合性”杂志之实，恰好补目前杂志之所缺。
北京大学潘维认为，这个杂志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我们的“自信”—— “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气到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黄平说，他也认为《文化纵横》在这个时候创刊，说明“时代是到了这个份上了”，《文化纵横》的使命，的确是这个时代的需求，是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拿出自己的价值观”了。
价值重建：注重实践、注重民间
对于如何处理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与会学者有不同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刘海波认为，中国的价值并没有消失，关键是一直没有给予“哲学上的解释”。他认为，要从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理想以及1949年以后的政体这三个层面，研究我们的价值观，价值重建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治疗”。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认为，虽然中国并不存在广泛的价值观流失，但是，价值观的确在“付诸行动”的层次上出了问题。因此，他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放下知识分子的傲慢，关注民间”，关注民间社会中正在生长着的社会实践。研究这些实践，可能比单纯的理论思考更有价值。
时评家秋风也认为，中国的价值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已经存在；中国的价值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当代的行动者，要到“行动中的社会主体中去观察，去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纪苏认为，“在民间”是这个杂志中非常醒目的一个栏目。他认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文化实践非常自发，“实”，已经走在“名”之前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实”，是理论界和思想界需要去认识的。
韩德强从理论上描述了文化价值观的生成。他用比喻说，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有点像是蚕吃桑叶，吃够了后就会吐丝，最后破茧而出。对于文化价值的形成来说，吃桑叶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性
价值重建的课题，自然与当下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牵连在一起。
清华大学的秦晖指出，普世价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谁能够掌握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过去，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一直处于守势，现在全世界面对“现代化”都有点迷茫，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就根本用不着回避“普世价值”这个说法。
李强则认为，在普遍主义和多元的视角中，任何一个观念都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遍主义观念，但这不妨碍我们“提升和改善我们自己，使我们有更多普遍主义的因素”。
秋风则认为，虽然我们文明的文化价值是在“生成”的过程中，通过行动形成的也必然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观念，但是，其观念来源却是普世性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高全喜也认为，把特殊主义隐藏在普遍主义之下，恰恰是西方近代意识形态最为成功之处，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可以这么做。
潘维比较强调普世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一些基本的人类伦理道德是普遍性的，这没问题；但在普遍性之下，确实是有些特殊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自己的文化理念来思考当前的现实问题，讨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的，恰恰不是中国的焦虑，而是中国的自信；经过这种思考形成的，也许是相当独特的自我，但也一定是包容的。
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
有学者也针对《文化纵横》杂志的自我定位，提出了一些意见。
针对《文化纵横》杂志在定位和议题设置上反复涉及的“中国与西方”的问题，汪晖提出，在这里正是要从“纵横的角度”，提供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视野。首先，在大的社会变迁中，面对中国崛起，要多一点历史的、地域的视野。他说，现在很多现实都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认识框架，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不能解答的，对待中国本身的问题，一定要有更丰富的视角。同时，现在谈论中国也离不开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如果在我们的思考中没有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王绍光则认为，目前杂志关于“中国与西方”的框架，有些过于简化，他也主张要“放眼世界”，要把非西方的思潮，拉美、东亚的思想等等，都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作者群与读者群
关于杂志的作者群与读者群的构成，与会者也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汪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是一份思想性的刊物，但所倚重的作者，却不能是空谈思想的“思想家”，他主张寻找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专家就中国的实践，就中国当前发展中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来谈思想建设。王绍光也认为，思辨性的学者谈文化建设，只能是文化建设中很少的一部分，文化建设需要包含很多学科，诸如民俗学、传播学、历史、艺术，、城市规划设计等等，都和文化重建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要“多多考察各个学科的前沿问题”。
对于杂志社描述的读者群定位，与会者普遍表示在读者群中缺少了“大学生”这个群体，对于青年一代在文化、道德上的诉求，关心不够。曹卫东指出，如果杂志的定位是影响中国未来20年的人群，那恰恰不该忽视在20年中会成为社会主流的大学生群体。吴飞认为，从《读书》的经验也可看出，《读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持续性地影响着在校大学生。姚洋也认为，一个思想类杂志的生存，是离不开思想敏锐的青年学生读者的。
最后，社长杨平总结说，《文化纵横》杂志的创刊，得到了诸多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尽相同的学者的共同支持，今后，《文化纵横》杂志也将延续当前的思路，希望以当前社会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为引导，为不同立场的学者，打造一个共同探讨问题、提炼文化价值的平台。■
与会学者（排名不分先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海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自由撰稿人秋风，民间教育家徐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贺照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康晓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纪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德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教授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