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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2016年2月，《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订“双一流”实施办法。教育研究国际化是提升我国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举措，在“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不断提高我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推动我国教育的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从宏观层面认识我国“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背景、现状以及如何走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国际化道路，笔者访问了《世界一流大学指南2017（中文版）》主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熊建辉博士，对“双一流”建设目标下教育科研国际化走向的路径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宏观层面把握“双一流”建设：同一坐标找差距，不同维度找特色
1. 与QS机构及和合智库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领域的研究合作。
QS全称Quacquarelli Symonds（中文名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是一家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成立于1990年，其世界大学排名备受关注。访谈中，熊建辉博士做了具体介绍，他说，从2005年开始，QS国际教育机构开始出版QS世界大学排名的官方英文出版物《世界一流大学指南》（QS Top University Guide），迄今为止已出第十版。从《指南》中我们能够系统全面地了解QS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并且能够获得关于QS排名的深度信息以及如何选择、入读理想大学的参考内容。更重要的是该《指南》以QS大学排名为基础，致力于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推动区域教育国际化和院校国际教育合作，QS大学的排名是以世界视角看中国，向广大教育学人提供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新的参考视角的。可以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甚至全球的教育发展的。据熊博士介绍：自2012年起，他当时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主编，就牵头与QS机构及和合智库合作，创建了全球教育评估与认证中心（China Centre for Assessment & Accreditation，UNESCO APNIEVE -CCAA），共同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领域的研究合作，共同编纂推出QS世界一流大学指南的中文版资料，以期能对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教育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说到对我国“双一流”的理解，熊建輝博士分析，首先我们也都知道我国“双一流”提出来的背景，它是站在中国立场的中国话语，《世界一流大学指南2017（中文版）》中的一流大学是非中国立场的非中国话语。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明确表达了“双一流”建设实行建设与改革并重，确定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五项建设任务，其中也涉及我们怎么通过开放以及国际化来提高我们的学科甚至大学的水平。同时，我们努力推进的一流大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应该是世界一流大学。熊博士分析认为，从学校本身职能使命上去看，从传统人才培养也就是教学、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再到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创一流大学应该是在这五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一流的大学。其中，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大家提得越来越多，也说明国际交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2. 我国高校近年来在世界“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发展。
通过《世界一流大学指南2017（中文版）》我们了解到，QS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排名（教育学）在2017年50强的排名中，中国上榜高校共17家，包括内地5家，香港地区5家，台湾地区7家，内地上榜高校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关于我国高校近年来在世界“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如何发展，我们在这一背景下又是如何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熊建辉博士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要承认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有着明显的进步，QS最新排名结果表明，我国部分顶级的高校，在过去10多年来通过实施积极的国际办学等战略，已经开始或正在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包括一流教育学科）行列。但同时，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教育学科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整体优势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们要做的，首先找差距原因——来源到底在哪里。其次寻找缩小差距的办法——如何更快更好地缩小差距。若要深究的话，这里面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对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靠前的大学进行案例分析，当然这个可能会比较复杂，会涉及文化历史等环境。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学人继续努力了。
首先，在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可以联合国内高校教育院系和规划部门，合作研究世界主要大学教育学科排行（国际评估）背后的规律。同时也可以邀请比如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排名比较靠前的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院系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学学科排名机构研究专家进行指导，形成我国在“双一流”背景下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战略规划，以每年监测规划具体目标和各项指标的进展，进而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战略举措。
其次，我们需要在同一坐标中找差距，当然也需要在不同维度找特色。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特有基因，中国悠悠五千年积淀的底蕴。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建设就可以融入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格局中，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并无法取代的，这里面包括许多的教育思想也是文化底蕴特有的。我们理应思考如何把这些东西提升传播到教育以及教育研究之中，并发展到世界教育这个大格局，把我们的文字基因、文化基因、历史基因，甚至可以结合每所学校的特色、每一个教育学人的基因融入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建设当中。往小处想，我们的教师是否也该思考如何把我们特有的传统文化基因传授给学生。我们现在是在学习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并迎头赶上。那赶上之后更加要学会主动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到最后能够主导游戏规则。只要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教育足够强大，足够有影响力，才可能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第三，我们教育学人应该思考，我们在促进全球教育学科的共同体中我们有多少话语权。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从长远看，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和国际话语权。这有待于我们广大教育学人共同努力。当然，这个排名是从世界教育学科发展坐标中看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特别是为在以英文为主流国际学术话语格局中看中国教育学科国际化水平提供了一个国际参照。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种评估性的排名特别是国外的排名大多数是通过媒体，或者通过公司商业化运作来推动的，充其量是从一个维度或者是一个点上提供参考，有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提出排名对现在大学发展是一种毒害。但不管排名起了什么作用，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是盲目看结果，重点的是要透过排名及其具體指标深入解读其背后的规律。在从同一坐标中找差距和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要学会从不同标尺下找差异，做大做强中国的特有基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建成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彰显我国高校各自学科特色的一流教育学科。
二、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自2016年起，针对大学以及学科建设，国家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教育科研国际化的走向路径问题，熊博士在其最新的成果《高师院校教育研究国际化进展、学术影响力和趋势——基于WOS数据库2013-2016年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中指出，随着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处于不断提升的阶段。教育研究国际化是我们院校“双一流”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抉择和普遍战略。采访中，熊博士介绍，姚云、顾明远教授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的关于中国教育研究成果国际化的几个问题，以及在这篇研究成果中提到SSCI期刊的文章的发表，都有利于教育研究国际化。但同时他也指出，发文只是教育研究国际化的一小部分，他特别强调，我国本土教育研究成果向国际一流的转化，是加强我国在世界教育研究体系的学术话语权。熊博士的新近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内地师范院校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前十位中，北京师大以46篇位居首位，和之前QS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排名（教育学）在2017年50强的排名中北京师大位居内地第一无异。在“双一流”背景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 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需要让教育科研“走出去”。
我们努力让教育科研“走出去”，我国内地高等师范院校SSCI高产学者教育研究国际化学术影响力排名中提到的学者或者还有更多的学者，他们在投外文期刊方面已经做了一个探索，比如，我们也可以和高产学者多对话，谈一谈在国外发S刊经验，为提升中国教育科研国际化水平，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提出政策建议。在研究高产学者与学术影响力时，统计发现，我国内地11所高等师范院校共有17名高产学者，文章均发表在SSCI刊物。北京师大的高产学者最多（4位），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和西南大学位居第二（2位）。首都师大科学教育的王晶莹以11篇位居总发文量第一，浙江师大学前教育的李克建以6篇排在第二。
我们看到部分国内学者与海外高校联合署名，有国际化教育研究的合作，我们通过了解也知道了部分研究者很多都有在外求学的经历，如发文位居第一的首都师范大学王晶莹是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后，华东师大吴忭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他们的许多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关注本土研究问题的同时满足了国外的期刊要求。但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大部分的院校国际化研究没有形成学术团队，同时也看到了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教育研究者还不是很多，也发现了发文在SSCI刊物的文章多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与我国传统教育学科研究思辨为主的研究方法大有不同。所以，我们“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探讨等多种形式也是有必要的，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共同构建教育科研共同体，中国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成为国际期刊的编委成员甚至主编。我们的“走出去”也为国际教育研究者了解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渠道，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教育、文化的过程。
2. 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需要让教育科研“引进来”。
我们同样需要让教育科研“引进来”，现在国际的教育研究国际化是以英文为主流国际学术话语，在这种格局中我们如何发展？我们有一天是不是也可以把中文发展成主流国际话语？在新时期，我们的教育学科、教育学人，在中国教育科研走向世界教育科研舞台中央的过程中的新使命是什么？也许这是很多研究者还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否可以把中国本土的学术期刊发展成国际学术期刊，这样不仅有助于将我国优秀科研成果集中推向国际，有助于国际教育研究中增添中国基因，同时逐步实现我们期刊的国际“一流”。我们的研究者要具备国际的视野，进一步努力把中国学术期刊办成国际期刊，而且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研究团队，从之前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院校国际化研究没有形成学术团队。其实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由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组成，实现优势互补让我们中国的文化创新走向世界。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这个过程也是走向国际化进程的一个体现。
（续完）
一、宏观层面把握“双一流”建设：同一坐标找差距，不同维度找特色
1. 与QS机构及和合智库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领域的研究合作。
QS全称Quacquarelli Symonds（中文名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是一家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成立于1990年，其世界大学排名备受关注。访谈中，熊建辉博士做了具体介绍，他说，从2005年开始，QS国际教育机构开始出版QS世界大学排名的官方英文出版物《世界一流大学指南》（QS Top University Guide），迄今为止已出第十版。从《指南》中我们能够系统全面地了解QS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并且能够获得关于QS排名的深度信息以及如何选择、入读理想大学的参考内容。更重要的是该《指南》以QS大学排名为基础，致力于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推动区域教育国际化和院校国际教育合作，QS大学的排名是以世界视角看中国，向广大教育学人提供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新的参考视角的。可以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甚至全球的教育发展的。据熊博士介绍：自2012年起，他当时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主编，就牵头与QS机构及和合智库合作，创建了全球教育评估与认证中心（China Centre for Assessment & Accreditation，UNESCO APNIEVE -CCAA），共同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领域的研究合作，共同编纂推出QS世界一流大学指南的中文版资料，以期能对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教育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说到对我国“双一流”的理解，熊建輝博士分析，首先我们也都知道我国“双一流”提出来的背景，它是站在中国立场的中国话语，《世界一流大学指南2017（中文版）》中的一流大学是非中国立场的非中国话语。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明确表达了“双一流”建设实行建设与改革并重，确定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五项建设任务，其中也涉及我们怎么通过开放以及国际化来提高我们的学科甚至大学的水平。同时，我们努力推进的一流大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应该是世界一流大学。熊博士分析认为，从学校本身职能使命上去看，从传统人才培养也就是教学、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再到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创一流大学应该是在这五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一流的大学。其中，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大家提得越来越多，也说明国际交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2. 我国高校近年来在世界“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发展。
通过《世界一流大学指南2017（中文版）》我们了解到，QS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排名（教育学）在2017年50强的排名中，中国上榜高校共17家，包括内地5家，香港地区5家，台湾地区7家，内地上榜高校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关于我国高校近年来在世界“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如何发展，我们在这一背景下又是如何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熊建辉博士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要承认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有着明显的进步，QS最新排名结果表明，我国部分顶级的高校，在过去10多年来通过实施积极的国际办学等战略，已经开始或正在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包括一流教育学科）行列。但同时，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教育学科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整体优势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们要做的，首先找差距原因——来源到底在哪里。其次寻找缩小差距的办法——如何更快更好地缩小差距。若要深究的话，这里面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对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靠前的大学进行案例分析，当然这个可能会比较复杂，会涉及文化历史等环境。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学人继续努力了。
首先，在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可以联合国内高校教育院系和规划部门，合作研究世界主要大学教育学科排行（国际评估）背后的规律。同时也可以邀请比如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排名比较靠前的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院系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学学科排名机构研究专家进行指导，形成我国在“双一流”背景下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战略规划，以每年监测规划具体目标和各项指标的进展，进而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战略举措。
其次，我们需要在同一坐标中找差距，当然也需要在不同维度找特色。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特有基因，中国悠悠五千年积淀的底蕴。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建设就可以融入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格局中，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并无法取代的，这里面包括许多的教育思想也是文化底蕴特有的。我们理应思考如何把这些东西提升传播到教育以及教育研究之中，并发展到世界教育这个大格局，把我们的文字基因、文化基因、历史基因，甚至可以结合每所学校的特色、每一个教育学人的基因融入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建设当中。往小处想，我们的教师是否也该思考如何把我们特有的传统文化基因传授给学生。我们现在是在学习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并迎头赶上。那赶上之后更加要学会主动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到最后能够主导游戏规则。只要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教育足够强大，足够有影响力，才可能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第三，我们教育学人应该思考，我们在促进全球教育学科的共同体中我们有多少话语权。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从长远看，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和国际话语权。这有待于我们广大教育学人共同努力。当然，这个排名是从世界教育学科发展坐标中看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特别是为在以英文为主流国际学术话语格局中看中国教育学科国际化水平提供了一个国际参照。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种评估性的排名特别是国外的排名大多数是通过媒体，或者通过公司商业化运作来推动的，充其量是从一个维度或者是一个点上提供参考，有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提出排名对现在大学发展是一种毒害。但不管排名起了什么作用，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是盲目看结果，重点的是要透过排名及其具體指标深入解读其背后的规律。在从同一坐标中找差距和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要学会从不同标尺下找差异，做大做强中国的特有基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建成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彰显我国高校各自学科特色的一流教育学科。
二、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自2016年起，针对大学以及学科建设，国家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教育科研国际化的走向路径问题，熊博士在其最新的成果《高师院校教育研究国际化进展、学术影响力和趋势——基于WOS数据库2013-2016年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中指出，随着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处于不断提升的阶段。教育研究国际化是我们院校“双一流”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抉择和普遍战略。采访中，熊博士介绍，姚云、顾明远教授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的关于中国教育研究成果国际化的几个问题，以及在这篇研究成果中提到SSCI期刊的文章的发表，都有利于教育研究国际化。但同时他也指出，发文只是教育研究国际化的一小部分，他特别强调，我国本土教育研究成果向国际一流的转化，是加强我国在世界教育研究体系的学术话语权。熊博士的新近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内地师范院校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前十位中，北京师大以46篇位居首位，和之前QS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排名（教育学）在2017年50强的排名中北京师大位居内地第一无异。在“双一流”背景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 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需要让教育科研“走出去”。
我们努力让教育科研“走出去”，我国内地高等师范院校SSCI高产学者教育研究国际化学术影响力排名中提到的学者或者还有更多的学者，他们在投外文期刊方面已经做了一个探索，比如，我们也可以和高产学者多对话，谈一谈在国外发S刊经验，为提升中国教育科研国际化水平，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提出政策建议。在研究高产学者与学术影响力时，统计发现，我国内地11所高等师范院校共有17名高产学者，文章均发表在SSCI刊物。北京师大的高产学者最多（4位），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和西南大学位居第二（2位）。首都师大科学教育的王晶莹以11篇位居总发文量第一，浙江师大学前教育的李克建以6篇排在第二。
我们看到部分国内学者与海外高校联合署名，有国际化教育研究的合作，我们通过了解也知道了部分研究者很多都有在外求学的经历，如发文位居第一的首都师范大学王晶莹是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后，华东师大吴忭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他们的许多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关注本土研究问题的同时满足了国外的期刊要求。但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大部分的院校国际化研究没有形成学术团队，同时也看到了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教育研究者还不是很多，也发现了发文在SSCI刊物的文章多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与我国传统教育学科研究思辨为主的研究方法大有不同。所以，我们“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探讨等多种形式也是有必要的，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共同构建教育科研共同体，中国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成为国际期刊的编委成员甚至主编。我们的“走出去”也为国际教育研究者了解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渠道，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教育、文化的过程。
2. 我国教育研究国际化需要让教育科研“引进来”。
我们同样需要让教育科研“引进来”，现在国际的教育研究国际化是以英文为主流国际学术话语，在这种格局中我们如何发展？我们有一天是不是也可以把中文发展成主流国际话语？在新时期，我们的教育学科、教育学人，在中国教育科研走向世界教育科研舞台中央的过程中的新使命是什么？也许这是很多研究者还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否可以把中国本土的学术期刊发展成国际学术期刊，这样不仅有助于将我国优秀科研成果集中推向国际，有助于国际教育研究中增添中国基因，同时逐步实现我们期刊的国际“一流”。我们的研究者要具备国际的视野，进一步努力把中国学术期刊办成国际期刊，而且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研究团队，从之前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院校国际化研究没有形成学术团队。其实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由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组成，实现优势互补让我们中国的文化创新走向世界。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这个过程也是走向国际化进程的一个体现。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