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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女权主义先驱”。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女人的苦难；或是玛利亚》，此小说被认为是《女权辩护》的续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彻底的女权主义作品。《女人的苦难》描写了女主人玛利亚在婚姻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难。本文从社会和个人二方面分析玛利亚婚姻的悲剧根源。
关键词：玛利亚；婚姻；苦难；悲剧根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作家。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比她的作品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曾与两个男人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都没有描写美满的婚姻，但她在《女权辩护》中提到了这种理想的婚姻关系。《女人的苦难；或是玛利亚》的女主人试图寻求美满的婚姻，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她被丈夫关在疯人院，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婚姻的牢笼。
一、社会因素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处于上升的阶段，依靠海外殖民扩张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新贵只会纵欲享乐且品位低俗，文化的高贵传统没落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亲情的纽带，同情的力量都扭曲了，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婚姻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商业色彩。她们发现除非带有一笔嫁妆，否则找一个丈夫简直就是难上加难。缔结婚姻的惯例好似普通交易或者拍卖，所考虑的唯有利润或收益，任何爱情或尊敬无不是过时的东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痛惜与男人的婚姻只会加剧她们的苦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十八世纪英国文化悲剧的一个现实：在男性权利的统治下，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可能有一个平和的生活。并且总是要看男人的脸色行事，婚姻的幸福是不现实的奢望。
十八世纪妇女的法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罗马法中的家长制观念决定的。在大家庭中，有权处理所有事务，是法律实体，又是家庭首脑的唯一的人，通常就是父亲。结婚后，丈夫就是权利的象征，妻子就是丈夫的财产，这样的法律境地决定她们在婚姻中是被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列如，一个女人的财产，结婚期间就完全变成了她丈夫的财产；孩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他有用鞭打和监禁来惩罚他的妻子的权利。
整个男权社会和法律将女性囚禁在婚姻的牢笼中，她们既无法实现经济个人主义的目的，更加无法寻求真正的幸福婚姻。
二、玛利亚的个人因素
女主人公玛利亚的父亲是一个将军，家里也保留了在军队里面要求部下被动服从的作风。母亲对父亲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对哥哥罗伯特的偏爱，让玛利亚在这个家庭里感觉不到母亲的关爱。玛利亚的母亲临终前的祝福是：“多一点耐心，一切都会过去的！”忍让是母亲在这个家庭唯一可以支撑的信念。这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女性的生活。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母女之间有一种命运上的恶性循环，因为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更大。“一个只学会取悦于人的人，一定也会在取悦于人中间取得快乐，这对于她天真无邪的女儿来说将是一个多么愚蠢（即使不是罪恶）的榜样啊。”母亲虽然对子女也具有长辈的权威，但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母亲是屈从者，她被迫把丈夫的男权中心思想加以内在化，从而使她教导出来的女儿也重蹈母亲的覆辙。从小母爱的缺失让玛利亚在内心深处渴望美满的婚姻。小说一开头玛利亚出现在看守所的惨景就印证婚姻中妻子与丈夫地位的悬殊。丈夫在当时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允许鞭打和监禁来惩罚他的妻子。主人公玛利亚曾说过：“婚姻是将我终身监禁的巴士底狱。”女人（妻子）像马和驴一样是男人的财产，而且法律会保证男性的权威地位。主人公玛利亚的婚姻就是活生生的经济交易，她的叔叔隐瞒玛利亚给维纳布尔五千英镑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婚姻是“合法的卖淫”。婚后她也尝试着和丈夫维纳布尔交流，刚开始的婚姻生活丈夫对她还算尊重，玛利亚也想努力提高丈夫的品位并且建立夫妻的炉边对话，让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亲密起来，但这些努力都变成了徒劳。丈夫只对其问叔叔要钱有兴趣，到后面发展为自己的债主朋友勾引玛利亚提供便利，甚至于催促快些下手，只是为了还债。丈夫由冷淡变成粗暴，甚至更恶劣的举止。丈夫把女儿隐藏起来，只是为了获得财产。对于女性来说，婚约的实际性质无非是把自由，财产权利和一切都给予男人，实际上从那以后女人仅仅是一个奴隶。
主人公玛利亚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传统女德和婚姻法则的挑战，在疯人院和达恩福德的恋爱，到最后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情感在人生中的位置。她已经不再是家里的天使，而是有自己思想和主见的“新”女性。以至于小说中一法官对她的言论提出：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我们不需要法国原则——而且，女人如果可以拿感情作为不忠实的借口和辩解词，那简直就是为不道德行为洞开闸门。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逃脱父权和法律的压迫。
通过从社会和女主人玛利亚个人二方面分析婚姻悲剧的根源，我们可以窥见十八世纪英国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作者勇敢地去论证女性婚姻自主的权利，这些主张本身已然超越了由资产阶级与贵族统治的十八世纪末英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体现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在今天，当“后现代主义”和“女权运动” 已是半个世纪前的古老术语，重读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温十八世纪末那个浪漫主义激荡欧洲，女性主义崭露头角的动荡时代，无疑会为每位用心的读者，带来追溯性的启迪与震撼。
参考文献：
[1]Wollstonecraft Mary. Maria，or The Wrongs of Woman ， W.W Norton
关键词：玛利亚；婚姻；苦难；悲剧根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作家。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比她的作品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曾与两个男人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都没有描写美满的婚姻，但她在《女权辩护》中提到了这种理想的婚姻关系。《女人的苦难；或是玛利亚》的女主人试图寻求美满的婚姻，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她被丈夫关在疯人院，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婚姻的牢笼。
一、社会因素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处于上升的阶段，依靠海外殖民扩张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新贵只会纵欲享乐且品位低俗，文化的高贵传统没落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亲情的纽带，同情的力量都扭曲了，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婚姻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商业色彩。她们发现除非带有一笔嫁妆，否则找一个丈夫简直就是难上加难。缔结婚姻的惯例好似普通交易或者拍卖，所考虑的唯有利润或收益，任何爱情或尊敬无不是过时的东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痛惜与男人的婚姻只会加剧她们的苦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十八世纪英国文化悲剧的一个现实：在男性权利的统治下，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可能有一个平和的生活。并且总是要看男人的脸色行事，婚姻的幸福是不现实的奢望。
十八世纪妇女的法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罗马法中的家长制观念决定的。在大家庭中，有权处理所有事务，是法律实体，又是家庭首脑的唯一的人，通常就是父亲。结婚后，丈夫就是权利的象征，妻子就是丈夫的财产，这样的法律境地决定她们在婚姻中是被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列如，一个女人的财产，结婚期间就完全变成了她丈夫的财产；孩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他有用鞭打和监禁来惩罚他的妻子的权利。
整个男权社会和法律将女性囚禁在婚姻的牢笼中，她们既无法实现经济个人主义的目的，更加无法寻求真正的幸福婚姻。
二、玛利亚的个人因素
女主人公玛利亚的父亲是一个将军，家里也保留了在军队里面要求部下被动服从的作风。母亲对父亲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对哥哥罗伯特的偏爱，让玛利亚在这个家庭里感觉不到母亲的关爱。玛利亚的母亲临终前的祝福是：“多一点耐心，一切都会过去的！”忍让是母亲在这个家庭唯一可以支撑的信念。这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女性的生活。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母女之间有一种命运上的恶性循环，因为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更大。“一个只学会取悦于人的人，一定也会在取悦于人中间取得快乐，这对于她天真无邪的女儿来说将是一个多么愚蠢（即使不是罪恶）的榜样啊。”母亲虽然对子女也具有长辈的权威，但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母亲是屈从者，她被迫把丈夫的男权中心思想加以内在化，从而使她教导出来的女儿也重蹈母亲的覆辙。从小母爱的缺失让玛利亚在内心深处渴望美满的婚姻。小说一开头玛利亚出现在看守所的惨景就印证婚姻中妻子与丈夫地位的悬殊。丈夫在当时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允许鞭打和监禁来惩罚他的妻子。主人公玛利亚曾说过：“婚姻是将我终身监禁的巴士底狱。”女人（妻子）像马和驴一样是男人的财产，而且法律会保证男性的权威地位。主人公玛利亚的婚姻就是活生生的经济交易，她的叔叔隐瞒玛利亚给维纳布尔五千英镑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婚姻是“合法的卖淫”。婚后她也尝试着和丈夫维纳布尔交流，刚开始的婚姻生活丈夫对她还算尊重，玛利亚也想努力提高丈夫的品位并且建立夫妻的炉边对话，让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亲密起来，但这些努力都变成了徒劳。丈夫只对其问叔叔要钱有兴趣，到后面发展为自己的债主朋友勾引玛利亚提供便利，甚至于催促快些下手，只是为了还债。丈夫由冷淡变成粗暴，甚至更恶劣的举止。丈夫把女儿隐藏起来，只是为了获得财产。对于女性来说，婚约的实际性质无非是把自由，财产权利和一切都给予男人，实际上从那以后女人仅仅是一个奴隶。
主人公玛利亚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传统女德和婚姻法则的挑战，在疯人院和达恩福德的恋爱，到最后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情感在人生中的位置。她已经不再是家里的天使，而是有自己思想和主见的“新”女性。以至于小说中一法官对她的言论提出：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我们不需要法国原则——而且，女人如果可以拿感情作为不忠实的借口和辩解词，那简直就是为不道德行为洞开闸门。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逃脱父权和法律的压迫。
通过从社会和女主人玛利亚个人二方面分析婚姻悲剧的根源，我们可以窥见十八世纪英国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作者勇敢地去论证女性婚姻自主的权利，这些主张本身已然超越了由资产阶级与贵族统治的十八世纪末英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体现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在今天，当“后现代主义”和“女权运动” 已是半个世纪前的古老术语，重读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温十八世纪末那个浪漫主义激荡欧洲，女性主义崭露头角的动荡时代，无疑会为每位用心的读者，带来追溯性的启迪与震撼。
参考文献：
[1]Wollstonecraft Mary. Maria，or The Wrongs of Woman ， W.W 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