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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40年代是范长江新闻工作的黄金时期，他留下许多经典的新闻作品。笔者以这些作品为文本分析了范长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意识，包括他在新闻报道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意识。笔者还从整合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冲突，调和党派关系两方面探究了范长江的新闻报道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的作用，这对于媒介构建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家意识 民族团结 政治构建
范长江是我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在其新闻生涯中先后出版了通讯文集《中国之西北角》、《塞上行》等，并在社会上引起过广泛反响，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
《大公报》领导人胡政之在《塞上行》序言中写道：“长江君对于民族问题素感浓厚兴趣，近年衔社命出入西北各地, 接触愈多, 所感尤切。”范长江跋山涉水考察西北民俗和地理风貌及其对政治时局变革的关注贯穿了记者生涯。正如他在《塞上行》序中所言：“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 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 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 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①
一、范长江的抗战决心及民族团结与国家意识
范长江1928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这是一所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是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1、抗日的决心与范长江的爱国意识
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加大对红军的围剿力度。加上当时中日悬殊的实力对比，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1933年又是国土沦丧的一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3月承德失守，热河失陷。②
在这种形势下，范长江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他在1941年10月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说：“1933年我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眼见着国家的危机，人民在日寇蹂躏下的痛苦与愤恨，于是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③1933年范长江还没有成为职业新闻记者，但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通过新闻通讯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大家联手抗日的想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开始范长江跟许多人一样，不明事件真相，把责任归咎于张学良、杨虎城。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敏锐地觉察到西安事变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于是前往西安一探究竟。他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我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追述：“西安事变（12月12日）发生时，我正在绥远前线，我最初以为只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个人行动，以后傅作义告诉我，中共已参加进去。我预感到这是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于是没有得到大公报的同意，我就利用我的私人关系，由宁夏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④
经过调查和探访，范长江于1937年2月15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第一次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他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实际是指蒋介石）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一再坚持“剿匪”的政策，不采纳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实际是中共首先提出的主张）。范长江在文章中还积极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谈到：“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也不是主张马上消灭国民党。因此在我的两篇文章（按：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中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的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⑤
在奔赴西安的途中，范长江目睹了日寇侵占我领土后屠杀蹂躏我同胞的种种暴行，也看到了同胞们拿起武器英勇抗争的可歌可泣行动。他满怀激愤，挥笔写道：“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⑥这其中激荡的爱国心、民族恨是范长江做好记者的根本动力。在范长江的新闻作品中，不乏此类虽寥寥数语却饱含爱国情感的词句。
2、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富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处于巨变的时代，除却外缘上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反抗”之外，内缘上民族关系也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汉、蒙、回、藏内部不团结，互相仇视，隐患甚深。
20世纪30年代，对于无缘接触、接受文字信息并做出反应的普通民众及偏远如西北地区的人群来说，他们无法获知中央的民族政策，无法体会到中原的民族关怀，亦无法享受到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成果。沟通的障碍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使得具有空间构建功能的媒介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用凸显。所以范长江当时撰写并发表的关于西北民族问题的报道尤为重要，报道中体现的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深深影响了大批读者。
就现实而言，范长江在西北之行的考察中，目睹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汉藏矛盾在西北地区普遍存在，如在《金鑛饿殍与藏人社会》⑦中, 他多处描述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北社会的汉回矛盾也很尖锐。目睹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后，范长江并没有无端责怪一方，而是冷静地分析、深刻地反省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范长江的文章反映了西北地区存在民族压迫的状况。《杨土司与西道堂》中记述到：“汉人几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藏人之财货。”⑧其次，范长江的文章充满了对清政府民族政策和现行民族政策的质疑与不满。《班禅在塔尔寺》中记述道：“满清对于蒙藏民族，则是提倡黄教。这完全是宗教的愚民政策，把整个蒙藏民族的精神与精力，尽消耗于‘希望来生’、‘超脱凡尘’的工作上，不再过问今世的军事政治问题。”⑨虽然这些文字表达得比较隐晦，但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范长江对于民族问题的关心，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范长江在西北民族问题的报道中高扬的爱国主义以及表达出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他对于民族团结的热切期许，饱含了古已有之的“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在他看来，真正的民族团结并不局限于表面上归属中央政府管辖，而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国家的“大一统”。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社会语境下，“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再次显示出强韧的生命活力，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重要问题。
二、国家意识对范长江新闻报道的影响
范长江在上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新闻与舆论宣传活动中体现出的国家意识及政治定位转变对于当时的政治具有建构作用。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由专制集权社会向共和社会的转型期，国内充斥着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压迫与反抗的博弈。媒介的新闻舆论在调和阶级关系与党派关系的问题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对社会重心的重建具有建构作用。
1、对社会上层与下层冲突的缓和
1937年春夏之交四川大旱，这对于当时生活在政治黑暗到极点，经济落后到极点，文化教育落后到极点的四川人民来说是雪上加霜。范长江是四川人，严重的灾情牵动着他挂念家乡人民的心。正好报社总经理、总编辑胡政之派他返川报道灾情，于是范长江于4月23日抵达重庆，对灾区情况、灾民生活进行了实地考察。
据一位学者考证，范长江在1937年4月至5月间先后发表了三篇新闻反映四川灾区情况。范长江还在新闻中适时向政府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目的在于减轻人们生活负担，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发表在沪版《大公报》1937年5月21日第三版的头条新闻中这样记载道：“欲能胜救济川灾大任，政府方面必须能达到几点：第一，必须停止用任何名义向农民征索；第二，大规模之工赈，最少应设法收纳一二百万之壮丁；第三，大规模之农贷，使农民有款活动其已枯竭之农村。前者为应急办法，后者为防止社会大崩溃之要图。欲举办上述三事，非有巨款莫办，此则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之加倍努力。”⑩
从范长江对四川旱灾的报道和对政府提出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缓和社会上下层冲突所作出努力，并且说明他的新闻活动对于当时社会关系的调和与社会稳定具有构建作用。
2、对党派关系的调和
党派关系的凝聚力量与党派权力的均衡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1938年，在日本加紧侵华步伐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⑾的反动纲领。范长江曾与毛泽东通信讨论此事，范长江受到启发，于1938年1月写下《抗战中的党派关系》一文，反映对于各党派关系，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中有些话讲得比较隐晦，但还是能看出他对共产党的肯定，对国民党的批评。至此，范长江迈出了构建民主社会，促成国共两党和谈的脚步。之后范长江又坚持发表新闻，对促成国共关系好转，恢复谈判，恢复新四军合法地位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其新闻报道特别注意调整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并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独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沈社荣，《30年代范长江对西北民族问题新动向的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06（1）
②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61
③《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999-1003
④⑤《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我的自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⑥范长江：《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18
⑦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一编：成兰纪行”，第41-48页
⑧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杨土司与西道堂》，“第一编：成兰纪行”，第77页
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班禅在塔尔寺》，“第三编：祁连山南的旅行”，第161页
⑩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7
⑾《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我的自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周蕾
【关键词】国家意识 民族团结 政治构建
范长江是我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在其新闻生涯中先后出版了通讯文集《中国之西北角》、《塞上行》等，并在社会上引起过广泛反响，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
《大公报》领导人胡政之在《塞上行》序言中写道：“长江君对于民族问题素感浓厚兴趣，近年衔社命出入西北各地, 接触愈多, 所感尤切。”范长江跋山涉水考察西北民俗和地理风貌及其对政治时局变革的关注贯穿了记者生涯。正如他在《塞上行》序中所言：“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 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 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 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①
一、范长江的抗战决心及民族团结与国家意识
范长江1928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这是一所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是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1、抗日的决心与范长江的爱国意识
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加大对红军的围剿力度。加上当时中日悬殊的实力对比，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1933年又是国土沦丧的一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3月承德失守，热河失陷。②
在这种形势下，范长江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他在1941年10月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说：“1933年我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眼见着国家的危机，人民在日寇蹂躏下的痛苦与愤恨，于是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③1933年范长江还没有成为职业新闻记者，但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通过新闻通讯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大家联手抗日的想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开始范长江跟许多人一样，不明事件真相，把责任归咎于张学良、杨虎城。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敏锐地觉察到西安事变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于是前往西安一探究竟。他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我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追述：“西安事变（12月12日）发生时，我正在绥远前线，我最初以为只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个人行动，以后傅作义告诉我，中共已参加进去。我预感到这是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于是没有得到大公报的同意，我就利用我的私人关系，由宁夏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④
经过调查和探访，范长江于1937年2月15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第一次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他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实际是指蒋介石）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一再坚持“剿匪”的政策，不采纳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实际是中共首先提出的主张）。范长江在文章中还积极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谈到：“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也不是主张马上消灭国民党。因此在我的两篇文章（按：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中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的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⑤
在奔赴西安的途中，范长江目睹了日寇侵占我领土后屠杀蹂躏我同胞的种种暴行，也看到了同胞们拿起武器英勇抗争的可歌可泣行动。他满怀激愤，挥笔写道：“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⑥这其中激荡的爱国心、民族恨是范长江做好记者的根本动力。在范长江的新闻作品中，不乏此类虽寥寥数语却饱含爱国情感的词句。
2、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富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处于巨变的时代，除却外缘上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反抗”之外，内缘上民族关系也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汉、蒙、回、藏内部不团结，互相仇视，隐患甚深。
20世纪30年代，对于无缘接触、接受文字信息并做出反应的普通民众及偏远如西北地区的人群来说，他们无法获知中央的民族政策，无法体会到中原的民族关怀，亦无法享受到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成果。沟通的障碍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使得具有空间构建功能的媒介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用凸显。所以范长江当时撰写并发表的关于西北民族问题的报道尤为重要，报道中体现的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深深影响了大批读者。
就现实而言，范长江在西北之行的考察中，目睹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汉藏矛盾在西北地区普遍存在，如在《金鑛饿殍与藏人社会》⑦中, 他多处描述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北社会的汉回矛盾也很尖锐。目睹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后，范长江并没有无端责怪一方，而是冷静地分析、深刻地反省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范长江的文章反映了西北地区存在民族压迫的状况。《杨土司与西道堂》中记述到：“汉人几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藏人之财货。”⑧其次，范长江的文章充满了对清政府民族政策和现行民族政策的质疑与不满。《班禅在塔尔寺》中记述道：“满清对于蒙藏民族，则是提倡黄教。这完全是宗教的愚民政策，把整个蒙藏民族的精神与精力，尽消耗于‘希望来生’、‘超脱凡尘’的工作上，不再过问今世的军事政治问题。”⑨虽然这些文字表达得比较隐晦，但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范长江对于民族问题的关心，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范长江在西北民族问题的报道中高扬的爱国主义以及表达出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他对于民族团结的热切期许，饱含了古已有之的“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在他看来，真正的民族团结并不局限于表面上归属中央政府管辖，而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国家的“大一统”。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社会语境下，“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再次显示出强韧的生命活力，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重要问题。
二、国家意识对范长江新闻报道的影响
范长江在上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新闻与舆论宣传活动中体现出的国家意识及政治定位转变对于当时的政治具有建构作用。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由专制集权社会向共和社会的转型期，国内充斥着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压迫与反抗的博弈。媒介的新闻舆论在调和阶级关系与党派关系的问题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对社会重心的重建具有建构作用。
1、对社会上层与下层冲突的缓和
1937年春夏之交四川大旱，这对于当时生活在政治黑暗到极点，经济落后到极点，文化教育落后到极点的四川人民来说是雪上加霜。范长江是四川人，严重的灾情牵动着他挂念家乡人民的心。正好报社总经理、总编辑胡政之派他返川报道灾情，于是范长江于4月23日抵达重庆，对灾区情况、灾民生活进行了实地考察。
据一位学者考证，范长江在1937年4月至5月间先后发表了三篇新闻反映四川灾区情况。范长江还在新闻中适时向政府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目的在于减轻人们生活负担，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发表在沪版《大公报》1937年5月21日第三版的头条新闻中这样记载道：“欲能胜救济川灾大任，政府方面必须能达到几点：第一，必须停止用任何名义向农民征索；第二，大规模之工赈，最少应设法收纳一二百万之壮丁；第三，大规模之农贷，使农民有款活动其已枯竭之农村。前者为应急办法，后者为防止社会大崩溃之要图。欲举办上述三事，非有巨款莫办，此则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之加倍努力。”⑩
从范长江对四川旱灾的报道和对政府提出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缓和社会上下层冲突所作出努力，并且说明他的新闻活动对于当时社会关系的调和与社会稳定具有构建作用。
2、对党派关系的调和
党派关系的凝聚力量与党派权力的均衡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1938年，在日本加紧侵华步伐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⑾的反动纲领。范长江曾与毛泽东通信讨论此事，范长江受到启发，于1938年1月写下《抗战中的党派关系》一文，反映对于各党派关系，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中有些话讲得比较隐晦，但还是能看出他对共产党的肯定，对国民党的批评。至此，范长江迈出了构建民主社会，促成国共两党和谈的脚步。之后范长江又坚持发表新闻，对促成国共关系好转，恢复谈判，恢复新四军合法地位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其新闻报道特别注意调整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并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独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沈社荣，《30年代范长江对西北民族问题新动向的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06（1）
②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61
③《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999-1003
④⑤《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我的自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⑥范长江：《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18
⑦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一编：成兰纪行”，第41-48页
⑧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杨土司与西道堂》，“第一编：成兰纪行”，第77页
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班禅在塔尔寺》，“第三编：祁连山南的旅行”，第161页
⑩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7
⑾《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我的自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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